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开始步入衰落的暮年时期，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已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明朝开国之初，尽管大规模农民战争的风暴刚刚平息，各种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社会秩序动**不安，封建统治很不稳固。为了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和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后继者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强化封建专制统治。

首先，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明初的统治机构基本仿自元朝，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分割了君主的一大部分权力；在地方设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分出机构，统揽一省的民政、军政和财政，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太祖按照“权不专于一司”[1]、“事皆朝廷总之”[2]的原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洪武九年（1376年）废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作为朝廷的派出机构，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一省的监察司法和军事。三司互不统辖，分属中央有关部门管辖。布政使司之下的行政机构，由原先的路、府、州、县四级归并为府（直隶州）、县（府属州）二级。稍后又改革中央机构。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谋危社稷”罪名诛杀左丞相胡惟庸，罢黜丞相，废中书省，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最高一级行政机构，分理全国政务。六部长官尚书，均直接对皇帝负责。秦汉以来实行一千七百多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皇权大为膨胀。同年，又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负责纠劾百官，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纠察内外官员。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共同理刑，合称三法司。此外，还按六部的建制，设立六科给事中，负责稽查各部，驳正章疏违误。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明太祖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后来明成祖朱棣又设立东厂，明孝宗朱祐樘再设西厂，合称为“厂卫”。大都督府也在洪武十三年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管京师内外卫所和各地的都司，与兵部互相配合，又彼此牵制。经过改革，行政、监察司法、军事三大系统的机构，互相独立，彼此钳制，最后均听命于皇帝，形成了空前发展的高度集权的专制系统。

丞相废除后，因百务丛集，明太祖曾仿照宋制，挑选几名文人充当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明成祖时，使阁臣并预机务，逐渐形成内阁制度。明宣宗朱瞻基更授予阁臣“票拟”（代皇帝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之权，同时又授予司礼监“批朱”（代皇帝审批阁臣的票拟）之权，使之互相制约。皇帝通过内阁与司礼监两套机构来行使专制权力，指挥整个统治机构的运转，明朝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备。

其次，厘定礼制，维护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是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明太祖强调：“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3]立国之初，他务未遑，即命开局制礼，广征耆儒，分类考订。经过三十余年，先后制定《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等十余种礼制。永乐时，又颁布《文公家礼》。至嘉靖朝，又颁布《明伦大典》、《祀仪成典》及《郊礼考议》。弘治、正德朝纂修《大明会典》，记载礼制尤详，经嘉靖、万历朝的修订，而成一代定宪。

再次，坚持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明朝初年，明太祖就说：“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欲人无诈，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足衣在于革靡。”[6]他指示户部大臣：理财之本，是“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7]。从此，重本抑末便成为明王朝保护小农经济、巩固专制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

为了保护小农经济，明王朝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鼓励垦荒。洪武年间宣布：“各处荒闲土地，许令诸人开垦，永为己业，与免杂泛差役三年”[8]，并广泛组织屯田。永乐初年，又继续移民到北平等地垦荒。耕地面积因而明显扩大，自耕农和中小地主数量大增。第二，兴修水利。洪武年间，曾掀起兴修水利的**，除修建大量中小型灌溉工程外，还修筑一批灌田万顷至数万顷的大型水利工程。永乐年间，又大规模治理、疏浚了大运河。第三，蠲免租税。《明史》载：“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仁、宣时期继续坚持这种做法，明宣宗对户部说：“民饥无食，济之当如拯溺救焚。”[9]第四，恤患救灾。明初令“每县于四境设立四仓，用官钞籴谷，储贮其中”[10]，以备荒年赈贷。直到正统初年，还诏“中外择贤臣，发府库之财，以益仓廪之粟”[11]，备岁凶救灾。第五，招抚流亡。对于破产流亡的逃户，明初官府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将他们遣回原籍或附籍从事农耕，免除一至三年不等的赋役。明中期成化年间，还“招抚流民二十万户，给闲田，置郧阳府，立上津等县统治之”[12]。

为了阻止农民弃本逐末，从事工商业活动，明王朝还建立严格的户籍与路引制度。建国之初，即普查人口，登记户籍，编造黄册，将居民编入里甲（城中叫坊，近城称厢），规定里甲之内，士农工商均需互相知保，不许随意流徙，从而使居民在政治上成为地域的简单附属物。军民走出百里之外，必须持有路引，方可通过关津。告讨和使用路引，要遭到官吏的各种敲诈勒索。即便费尽周折，离开乡土来到城里，还需到官府登记，允许占“市籍”后，方可从事工商业活动。

对于工商“末业”，明王朝则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抑制。除了维护等级尊卑的礼制对商人的歧视性规定外，明王朝对占籍的民间工商业者征派各种赋税徭役。商税明初较轻，仁、宣以后名目渐多，税率渐重，至明后期形成税繁商困的局面。万历中叶以后的矿监税使，更是处处开矿，处处抽税，使不少工商业者陷于破产。明王朝还常借“铺户当官”即铺户为官府买办之机，通过低价收购、借用、任意索派等办法，对工商业者任意剥削和掠夺。明廷还实行矿禁，不许开采某些矿洞，并禁止盐、茶的自由贸易。此外，明王朝还厉行海禁，“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13]，不准片板下海，禁止出海经商。隆庆年间虽弛海禁，但也“止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14]。

明王朝的这些重大举措，特别是中央集权的强化，对于维护和加强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独立，对于明初社会矛盾的缓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明王朝比历代王朝集中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得以组织一些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如修纂《永乐大典》、修筑长城、营建北京城、治理运河以及派遣郑和下西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对明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皇权的高度扩张，君主的绝对专制，势必导致政治的腐败，社会矛盾的加剧，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又必然造成社会结构的刻板、僵化，扼杀人们的个性和创造力，而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更严重地阻滞工商业的发展，妨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这对明代文化的发展不能不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中国在明中期以前，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先进的地位，但是到了明末，当英国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西方世界进入近代史的时候，中国历史的前进步伐却与西方拉开了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大的皇权与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乃是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转为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