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安德森始终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原理，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保卫着社会主义的前沿哨所，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三种资源的交叉综合中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
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始终把历史、现实和未来密切关联在一起，历史的解释、现实的困境和未来的理想都成为了其核心而重要的主题。未来理想依托于现实困境，现实困境源自于历史状况，同时，解释历史是为了理解现实，理解现实是为了实现未来，三者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历史脉络和逻辑框架，其中所贯穿的一条主要红线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安德森始终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运动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真正统一。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本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最集中论述的也是实践的观点。他在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八条中分别写道：“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使从和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①可见，实践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基本内核。同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的解读中，马克思的思想也被称为“实践哲学”。更为重要的是，革命的实践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目的诉求：“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同样，这一革命的实践论成为了英国新左派的最终目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也成了英国新左派的革命实践论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内核。然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更为经典的理论工程，强调了列宁意义上的实践论，试图开创出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则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程，更多地强调了文化的革命策略，试图开创出一种“革命的文化学”。但无论如何，两者仅有助于形成英国“革命的理论学”,而无法形成“革命的实践论”。
作为英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坚持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统一的标准，不仅试图开创出一种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繁荣局面，而且努力创造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实践格局。但总体上，这一理论的繁荣与实践的萧条之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一方面，安德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工人阶级解放的重要性。他遵循列宁的经典格言，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②。在对英国国家文化的全面批判中，安德森指出由于英国传统文化的经验主义性质以及它对理性的本能的不信任态度，英国没有产生出任何总体性的社会理论，尤其缺乏任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既没有产生出像列宁那样的经典作家，也没有产生出像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由此，他得出了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否定判断和结论，并试图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开创出一种英国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他看来，这一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实质就是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目的在于激发起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行为。因为他相信，革命的理论有助于革命的文化，而革命的文化有助于革命的行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德森对于这一理性主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创建就是成功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安德森及其《新左派评论》《新左派书局》或《左翼出版社》的努力下，安德森对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翻译和出版。这一翻译和出版事业一方面影响了安德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使他在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形成了以他为首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并与以汤普森为首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进行了长期而持久的论战；另一方面，它也影响了英国整整一代左派学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形成了一种多元的英式马克思主义文化，出现了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威廉斯和霍尔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在此意义上，安德森对于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外来引进就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身的繁荣和发展，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之前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衰弱和贫困的状态，使得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格局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此基础上，英国新左派就形成了一种极具本土化和地域化的英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开启了一种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多元的解释范式，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地理的和生态的不同视角和层面切入，不断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本人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如以汤普森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开创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思维范式，试图从英国和世界的历史序列中来寻找社会主义的主体根据，赋予民众一种真正的历史作用；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开启了一种“类型学”的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试图从结构的空间层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尝试给出一种融经验与理性、历史与逻辑的论证；以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为代表的文化主义学派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试图从文化领域来寻找社会主义的现实依据；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则借助于历史地理学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的思维范式，试图发展出一种集时间的发展性和地理的空间性相统一的整体论思想。同时，也出现了
诸如G.A.柯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戴维·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思维范式。①
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安德森对于这一理性主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创建就是失败的，因为这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真正塑造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更为严重的是，这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没有带来革命的社会主义实践。
另一方面，安德森强调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的重要性。他采用了列宁的经典名言，认为“正确的革命理论……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①。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直接和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但令人遗憾的是，安德森所开创的这一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并没有激起英国工人阶级的相应的革命意识和行为。因此，政治上的无为成了安德森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显著弱点。
从英国本土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核裁军运动(CND)是英国新左派最具标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形式之一。所谓核裁军运动，是指发生于1958—1964年以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其基本目标是反对核军备竞赛，主张推迟、禁止、甚至完全取消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核武器、核军备和核试验，要求英国政府首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削减核武器，停止军备竞赛，从而带动美苏两国削减核武器等行为。然而，这一核裁军运动却昙花一现，最终失败。在1960年10月的工党年会上，支持英国单方面核裁军的意见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而在1961年工党的斯卡伯勒年会上，反对英国单方面核裁军的意见占据了相对优势。最终，核裁军运动就在这一民主的选举原则之下遭受重创，并以失败而告终。对于这一运动的失败，威廉斯回忆说：“1961年核裁军运动的逆转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打击。”彼得·塞奇威克(Peter Sedgwick)也说道：“1961年的失败标志着第一代新左派作为政治运动的终结。”②从表面来看，这是一场英国民众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社会运动；从深层来看，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也可被看作一场社会主义运动的预演。
正如英国新左派学者所认为的，这一核裁军运动的失败标志着第一代新左派的政治运动的终结。可以说，核裁军运动一方面反映了英国工人阶级和底层中产阶级借助于核武器问题而进行的一种新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反映了英国新左派对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激进的文化批判传统。在安德森看来，这一文化批判传统源自于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批判运动，也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批判运动。尽管这一批判传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极具理论的智慧和卓越，但在其关键的策略问题上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和措施，在其现实性上也没有任何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正如核裁军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科林斯(Collins)在自传中写道的：“如果核裁军运动希望完全成功的话，需要考虑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并将自身融入到英国政治的现实中。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在工党内赢得对核裁军政策的支持。最终，50年代左派的三种趋势——新左派、核裁军运动和工党左派都没能提供对于现状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①
对于核裁军运动失败的缘由，安德森提供了一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分析。在他看来，英国的核裁军运动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斗争。核裁军运动本身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冷战的具体表现，它实际体现于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层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议会制与社会主义独裁制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体制与天然的国家体制之间的竞争，技术平等的军事体制与互相自杀的军事体制之间的对抗”①。然而，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所领导的核裁军运动仅仅集中于军事层面，它在客观上把对整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挑战变成了一种道德主义的运动，并受到了国家主义的严厉批判。从道义上来讲，这一核裁军运动无论对于新左派还是其他党派、组织或民众而言都是极具吸引力的；但从现实来讲，这一核裁军运动就无法被英国的执政党和多数英国民众所接受。因为与美苏两国相比，英国的核武器规模要小得多，作为一种保护、防卫和威慑的手段而言，这一核力量的存在对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以及独立的外交政策来说是必要的。此外，核裁军运动作为一种民众运动，只是通过民众的社会舆论来影响政府，而不是通过法律或强制手段来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同时，这一运动的领导者由于不愿意或害怕动员民众力量而没有真正动员民众的潜在力量，因为民众运动必须保持参与者持续不断的热情，否则**过后便会烟消云散。因此，核裁军运动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英国第一代新左派运动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理论策略的失败。
因此，在第一代新左派运动终结的情况下，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走向了一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与人本主义或道德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同，它不是通过道德的或人性的理由来批判和谴责资本主义，试图通过一种改良的文化革命策略来实现社会主义，而是试图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科学分析和理性认识，试图通过一种激进的政治革命策略来实现社会主义。即使如此，这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依然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之间的密切结合，两者之间仍旧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因此，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模式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向社会主义实践的转变而言依然是微乎其微的。实际上，这一理论的批判从未走向实践的批判，这一理论的政治学也从未走向实践的政治学。
从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法国“五月风暴”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和威胁。正如安德森自己所认为的：“1968年法国五月暴动标志着这方面的一个深刻的历史转折点。近五十年来第一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和平时期，在帝国主义繁荣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发生一场大规模的革命**。”①这一新的社会运动尽管存在着多元的革命主体、不同的革命目标和多样的革命形式，但作为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必要补充和潜在力量，将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同盟军。在此基础上，安德森以法国“五月风暴”为契机做出了乐观预判，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之间的结合将会到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之间，以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为导线，重新开辟一条革命线路的机会已大大增加。理论和实践的这样一种重新结合的结果，将改造马克思主义本身——重新创造出曾在当年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的那些条件来。”①然而，美好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安德森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结合并没有到来，资本主义依旧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依旧在理论的道路上缓慢前行。
如果对这一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深层原因进行探讨的话，这一失败也是安德森的革命社会主义策略本身的失败。首先和最重要的一点是，安德森没有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有关创建党派的思想整合到其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中，他不是把党派看作加强政治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唯一途径，而是把独立的知识分子看作加强思想教育和动员的一种重要手段，认为只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才能灌输给工人阶级有关社会主义的知识和信念，使他们走上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既没有提出任何构建党派或组织的思想，也没有参与任何民众的实践运动，这使革命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失去了与工人阶级运动结合的任何机会。如果进一步追溯的话，这一政治上的无为不仅是安德森自己的策略视角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也是英国新左派自身所处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一个必然后果。更广泛来说，这是整个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新左派所面临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现实困境。
因此，这一失败也是英国新左派乃至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整个新左派所固有的一个理论弱点和内在缺陷。正如林春所认为的，英国新左派只是强调了文化的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功能，既没有与现实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运动密切结合，也没有阐明任何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长期计划，这就是一直以来未能解决的真正问题所在。“一种激进的思想和理论分析如何直接作用于政治?或者换言之，一种活跃的但孤立的智性力量能够在社会变革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它部分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激进的理论学者在政治中是完全边缘化的，因此，如何把理论转变为具体的政治讨论?(事实上，它也是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理论如何产生的问题)它部分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文化层面的斗争如何影响到现实运动的代理人和潜在的代理人?”①实际上，这些问题远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或弥补，它依旧是一个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文化进行斗争的全部问题，也是一个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或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重大问题。
对于安德森的这一革命社会主义策略，保罗·布莱克里奇作出了一种辩证的评价：“假如安德森的视角是正确的，那么一个社会主义者所采取的唯一重要立场将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然而，假如安德森的视角是错误的，那么诸如1995年的法国罢工，1999年西雅图的反资本主义示威游行，2002年阿根廷的革命动乱等就反映出工人和其他民众联合反对资本主义的潜能，并通过这些斗争发展出种种的意识和组织，必然开启大众的国际反新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斗争的过程。那么,社会主义者必须使他们参与到这一运动中，并使其转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实际上，一旦我们拒绝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任何等式，无论如何批判，我们也许会看到，历史在当前形势下发生转变的参数要比安德森的评价所允许的更为广泛。”①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一富有希望的乐观评价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大众运动而得到证实。尤其是2011年9月17日由美国民众所发起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从美国逐步扩散至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广泛社会运动。这是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抗议活动。正如美国著名左翼学者理查德·沃尔夫(Chad Wolf)所指出的：“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动**不应被理解为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而应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将当前的危机描述成金融危机或华尔街危机是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做法。我称之为资本主义危机，因为这是整个制度的危机……”②因此，这一由美国民众所开启的全球社会运动的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它们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挑战，对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政治觉醒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无论这一社会运动的浪潮是否转向社会主义运动，但它给世界带来的变革信号是耀眼而夺目的。
与此同时，自2004年发起的“全球左翼论坛”(Global Left Forum)创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诞生的“社会主义学者大会”,每年吸引来自全球的大约近千名社会主义学者、社会活动家、政府官员、政党成员、普通民众和学生参加，其中也包括各类左翼组织、左翼政党、左翼刊物和左翼出版机构，形成了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性论坛。在以“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替代世界”为主题的“2008年全球左翼论坛”上，与会专家和学者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慷慨激昂地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时，有学者在本次论坛上再次喊出了这一口号；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有学者宣称“列宁再见!”的口号，而现在却又重新发现了列宁的重要意义。在会议论坛上，圣母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鲁修主持了题为“反思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坛，讨论了有关阶级理论、阶级政治以及当代资本主义，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全球性斗争的未来。①
同样，另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左翼论坛“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也于2001年伊始召开，一种富有希望的主题“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成为贯穿论坛的主基调。论坛的目的旨在提供一个开放的场所让全球的公民社会组织集会、讨论、分享和交流，并相互成长和学习如何对抗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同时努力寻找从人性出发，尊重多元文化和民主人权为基础的另一个世界。②
无论是世界范围内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多元进展，还是社会主义左翼论坛的不断开展，都是我们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所能够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曙光。尽管这一曙光是微弱的，但也是亟须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无论安德森的这一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能否实现，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仍是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一个绝对视域。或许这一信念在宽广的地球上是微不足道的，但他毫不妥协的批判声音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些许希望。我想，对安德森的最忠实评价就是：“当今西方世界，向右的潮流浩浩****，有人选择向左，等于选择向胜利者发出不和谐音。事实上，越是对时代敏感的人，在和时代相处时越趋于选择两端；或者顺流而下，或者逆流而上。”①安德森就是这样一位英国当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向右的资本主义潮流中毫不犹豫地选择向左的社会主义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