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安德森始终以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框架和基本原则，以“类型学”为核心的思维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是一种极具英国经验主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是一种兼具欧陆理性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总体上，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范式，不仅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解和认识，而且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在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和实践论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形成了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彼此支撑、相互联系的内在结构。其中，唯物论构成了“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本体论基质，辩证法构成了“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维度，唯理论构成了“类型学”唯物史观的认识论维度，实践论构成了“类型学”唯物史观的价值论取向。

就本体论维度而言，安德森始终遵循着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从理论渊源来看，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欧洲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共同构成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其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基石；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其提供了一种理性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思想基质；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为其提供了一种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思想要素，由此，安德森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从本质层面来看，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实质是一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但与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同，它不是一种极端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一种温和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它不是理论上的反历史主义、反人道主义和反经验主义，而是力图在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形成某种协调和架构。在此基础上，安德森形成了对于历史本体论、历史动力学和历史进化论的科学理解和解释，并在对这一科学的理解和解释中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路径，坚持了历史唯物论的解释原则、历史决定论的基本思想以及历史多元进化的规律和法则。就方法论维度而言，历史与社会构成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两大尺度。首先，历史是“类型学”唯物史观的首要尺度。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安德森总体上采用了一种理性主义而非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强调了历史概念和历史理论的重要性，聚焦于历史规律和历史法则的理论阐释。其次，社会是“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深层尺度。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安德森采取了一种“总体性”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试图探寻出社会的深层结构。实质上，这一总体性是一种结构化的总体性，既强调了总体的结构性和整体性存在，也强调了部分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存在，由此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结构化的统一体。在这一双重维度之上，“类型学”唯物史观形成了一种总体化的历史社会理论，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有益交流。重要的是，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经验的、理性的、历史的、结构的、总体的、比较的方法论特征，并在这些方法的杂糅和交汇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类型学”的思维范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类型学”的思维范式展现了丰富的辩证法的理论内涵，试图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辩证关系中形成历史的辩证法和社会的辩证法，并在这一共同辩证法的康庄大道上形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和阐释；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类型学”的思维范式蕴含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唯心主义和宏观主义等内在缺陷和倾向。对此，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方法加以看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扬弃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和借鉴。就认识论维度而言，安德森遵循着一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或道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它不是从道德或欲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的道义批判，而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对资本

主义进行的科学批判，使民众确信社会主义是可欲求的更加美好的社会，它将比资本主义更加自由、民主和平等。在此基础上，安德森形成了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并认为它是一种最科学、最理性的社会主义，也是最深刻、最彻底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此同时，他认为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应加入某种人本主义或道德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因为从现实来看，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思想都需要一种道德的想象，一种道德的现实主义，以使这一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获得工人阶级的真正接受和认同，由此，这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便可从人本主义或道德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中获得现实的力量和基础，从而有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转变。在此基础上，安德森走向了一种革命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种更为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它不仅期待着英国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而且期待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不仅期待着英国本民族的解放，而且期待着全世界所有民族的解放；不仅期待着民众个体的解放，而且期待着人类全体的解放。

就价值论维度而言，社会主义是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目的诉求和价值旨归。安德森依旧遵循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则，认为社会主义的主体依旧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策略依旧是革命主义，试图开创出一种“革命的政治学”,始终期待着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密切结合，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之间的完美统一。因此，安德森革命诉求的真正落脚点是一个理想的王国，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他试图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和革命实践，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真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此意义上，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与真正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等人类的共同价值有机统一起来。它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财产的共同所有，国家的共同管理和文化的共同创造之上的。因而，这一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就不是狭隘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而是更广泛的民众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不是形式化和抽象化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而是具体的和活生生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在这一社会主义的价值背后，既蕴含了科学主义的认知维度，也蕴含了人本主义的价值尺度，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真正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形态。

总体而言，安德森的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始终坚守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的底线，并试图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英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经典的守门人，他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之间的真正结合。然而，这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弥补的鸿沟，革命的理论并未带来革命的行动。因而，这一国际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的事业只停留于“理论实践”的范畴，从未从理论的斗争走向实践的斗争，从革命的乌托邦变成一种真正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