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安德森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套有关历史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且是有关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学说。因此，对于未来社会主义议程的关注成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目的诉求和价值旨归。安德森以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纲要，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提出了诸多积极性和建设性的策略和方案。

其实，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关注不仅是安德森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所有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总体上，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把唯物史观作为分析问题和阐述思想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自产生以来，在面对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危机四伏、生态恶化的资本主义现实，他们从技术批判、文化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等各个层面对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揭露。在此基础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获得人类解放的思想基础，把社会主义看作人类摆脱现实困境和实现美好未来的根本出路。由此，他们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预设了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式样，构造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理想国”,或者聚焦于公平与正义的社会，或者聚焦于人道主义的社会，或者聚焦于共同文化的社会，或者聚焦于民众领导权的社会，或者聚焦于生态文明的社会等，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英式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①

同样，安德森在《逆流中的文化》中也指出，对“未来社会主义命运的关注”是英国政治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如艾伦·瑞恩(Alan Ryan)在《财产和政治理论》(Property and Political Theory,1984)中追溯了两种不同的所有权概念，一种源自洛克和卢梭，一种源自穆勒和马克思，并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确保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转变，只有当工作变得不再艰难，财产变得不再重要，希望在这个时代才具有吸引力和合理性。约翰·邓恩(John Dunn)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学》(Politics of Social-

ism,1984)中更广泛地关注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记录，论述了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动力仍内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压力之下的根本原因，批评了其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失败，同时指出现存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主要问题在于不是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错误理解，而是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软弱理解。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在《民主制的模式》(Models of Democracy,1987)中发展了一种有关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历史类型学思想，设想了一种有关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划，试图把政治权力的自由与马克思有关经济权力的自由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基于个体平等基础之上的民主自治权力。②可见，这些著作中所贯穿的一个核心线索是有关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就是说，他们把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归宿和价值所在。

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域，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诉求，从不同方法和视角对社会主义的主体建设、策略视角和实现路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探讨，形成了英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种独特景观。在此，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形成了一种科学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形成了一种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两种思想交相辉映，互为补充。如果说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出一种集体的、政治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和状况，那么以汤普森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则呈现出一种民众的、道德的和民族的社会主义趋势和倾向。

首先，就社会主义的主体建设而言，英国新左派认为社会主义的代理人依旧是工人阶级。然而，由于不同的分析路径，他们产生了不同的理论结果。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主要集中于阶级的个体性存在，形成了一种基于个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主要聚焦于阶级的群体性存在，形成了一种基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

在汤普森看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可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它之所以是人本主义的，就在于它再一次把真正的男男女女，而非完全的抽象物置于社会主义理论和抱负的核心位置；它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就在于它重新肯定了共产主义的革命视角，不仅是人类或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潜能，而且是真正的男男女女的革命潜能。①因此，汤普森把社会主义与人本主义相连，不仅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即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而且凸显了人本主义的内在意蕴，肯定了社会主义的核心要素是人，而非物，强调了人的属性和功能，而非物的属性和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将改变人的关系，对人的尊重将取代对财产的尊重，共同富裕的社会将取代贪得无厌的社会。”②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主体不是一种本质化和抽象化的人，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其中，经验的个体、思想的个体、情感的个体、道德的个体和实践的个体构成了社会主义主体的全部内容。“在所有的时代和社会中，不存在任何典型的‘人的本质’,‘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没有任何遗传的抽象’。当历史行进时，当人们形成自身的本质时，存在一种持续的发展的人的潜能，其中，错误的意识和歪曲的阶级社会关系否认了人的全面实现。”③“每个人都是一种道德的和理智的存在物。”①

然而，安德森对这一“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一社会主义思想的绝对基础在于一种民粹主义，在于民众本身。“社会主义的传统目的让位于一种对‘民众’的永恒的和格言式的祈祷——确切来说是民粹主义的术语。”⑤由此，汤普森放弃了对当代英国社会结构的任何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尤其是对阶级或阶级集团的具体分析，既没有对统治阶级的分析，也没有对知识分子集团的分析，只有对民众或民众个体的分析，只是简单地把民众与垄断者或寡头的概念相区分。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者的事业是……在垄断者和民众之间分界，……我们必须在伟大的商业寡头与民众之间实施一种分裂”①。在安德森看来，这一神圣的“民众”概念实质上构成了汤普森国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全部基础，“新左派……支持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它不是一个阵营战胜另一个阵营，而是阵营间的消融和普通民众的胜利”②。因此，汤普森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主体基础在于作为普通民众的个体作用本身，而非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的集体作用本身。

相反，安德森遵循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经典界定，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可被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他依旧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把工人阶级看作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试图在对阶级与阶级、群体与群体、集团与集团的区分中形成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结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理解和认识，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展提供一种集体性的力量。

在此，安德森以阶级或集团为分割区间，划分了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不同阶级，同时区分了党派、知识分子、女性、白领和蓝领等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所处的经济关系和结构地位。在他看来，这一主体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历史的主体，是处于历史条件之下的主体，而不是超然于历史之外的主体，只有在承认历史决定论的前提下，才能谈论主体的目的性与创造性。“即便是在严格决定论的前提下，假如我们通过主体意味着一种有意识和有目的的活动，那么这一主体的概念也可以保留。”①同时，这一主体也是处于所有制关系网络中的客观的和结构的主体，很大程度上，物质的和利益的主体决定了精神的和文化的主体。“一个人的阶级仅仅只是由其所有关系网中的客观位置所构建的……其意识、文化和政治并不进入对其阶级位置的界定中。事实上，这些排除是为了保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特征，即阶级立场极大地限制了意识、文化和政治。”②因此，这一社会主义主体不是一种个体化的存在形态，而是一种集体化的存在样态，不是一种独立性和分散性的存在基质，而是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存在性质，不是一种主体化的存在形式，而是一种客观化的存在样式。这样，安德森就在历史的总体发展和社会的总体结构中确立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

其次，就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而言，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构成了英国新左派的共同策略。然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由于对人类主体自身作用的最终强调，从而形成了一种人本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一种文化革命的策略模式；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由于对社会结构自身作用的最终诠释，从而形成了一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一种政治革命的策略模式。

实质上，汤普森的文化革命的策略模式孕育在这一人本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之中。首先，社会主义与人本主义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社会主义是人本主义的最终目的，而人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正如他自己宣称的：“考虑到这些前提，这是一种合理的立场，而且它肯定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立场。但它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的立场。它来自社会学家的现实主义，并非来自诗人的现实主义，并且，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寻求联合两者。”①同时，社会主义与道德主义相互关联，或者换言之，这一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一种道德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依赖于马克思主义道德遗产的复兴，实际上，这种道德遗产已潜藏于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当中，只是没有被充分地表达出来。然而，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从恩格斯的晚年著作开始，就已经忽视了道德或伦理的问题。因此，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道德遗产，汤普森提倡一种乌托邦的思想，认为这一思想对于道德的社会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威廉·莫里斯有关“人类道德本性进化的历史理解”是对马克思的道德遗产的复兴，也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和历史分析的必要补充。更为重要的是，汤普森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莫里斯的这一观点，即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不仅创造了上层建筑或道德价值，而且本身包含着一种上层建筑或道德的维度。“经济关系同时也是道德关系；生产关系同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压迫与合作的关系；存在道德逻辑，就像存在从这些关系中产生的经济逻辑一样，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道德的历史。”①

在此基础上，汤普森提出了一种文化革命的策略模式，试图通过思想的、意识的和道德的革命路径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主体的思想和意志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人民的意志是否坚定，人民的思想是否一致，人民的**是否满满，似乎人民的思想、意志和**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秘诀所在。“假如英国的工人能够鼓起勇气、下定决心，那么他们明天就能结束资本主义。”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不断地处于革命局势的边缘。由于我们不敢打破与这一局势之间的惯例，政治的冷漠开始盛行。”③同样，他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尚未实现革命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对理论的实用和敌意，英国工人阶级没有了解和感受到自身的力量，也没有意识到革命的方向或前景，它倾向于陷入一种道德的昏睡，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领导。”④显然，汤普森怀有某种人本主义、道德主义甚至是意志主义的种种倾向，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人民的思想和意志，意愿和行动，尝试通过个体的道德或意识的改变来重塑整个社会的道德或意识状况，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和行为。

与此相反，安德森提出了一种政治革命的策略模式，试图通过历史的和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和艺术，形成了一种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决定论基础之上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认知。

本质上，安德森的政治革命的策略模式蕴含在这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之上。在有关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历史分析中，安德森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大林主义代表了一种独裁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类型，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斯大林所实施的对苏联民众的集体主义的大屠杀和大清洗运动构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典型标志。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斯大林主义代表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类型，它构成了从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也是这一模式的变体，而古巴是个例外。自十月革命以来，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模式就在俄国之外的东欧、亚洲甚至美洲得到了复制和扩大，它一直试图在贫穷和落后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中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或其他形式的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些社会中的暴力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因素却在相应减少。实际上，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不发达地区和国家中的传播弧形构成了20世纪国家的一种主要历史类型。可见，安德森试图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对于斯大林主义现象的某种客观的和历史的评析。在他看来，斯大林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裁和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类型，其关键的基础在其匮乏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以及当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内部是俄国的极端贫困和落后的物质发展水平，外部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围剿和不断包围。因此产生了这一独裁和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类型，而没有走向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类型。

丧失了人性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然而，这一人本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批判遭到了安德森的严厉批判。在安德森看来，汤普森的这一批判一方面忽视了后革命时期苏联国家“物质匮乏”的前提基础和核心作用，无法形成对于苏联国家社会结构的一种充分的因果解释；另一方面，汤普森屈从于帕森斯的非理性主义，把道德与理性、历史相分离，只强调了历史主体或历史代理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忽视了历史客体的必然性和基础性。因此，汤普森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仅仅局限于一种道德的评判，而没有任何历史的基础。但实际上，道德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道德的评判也应从理性上加以理解。在此意义上，安德森试图打破道德与历史，感性与理性，人本与科学之间的二元论的思维模式，走向对于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的科学理解与解释。

在此基础上，安德森坚持了一种列宁意义上的政治革命的策略，即旧的国家机器的摧毁和废除，新的国家机器的创立和重建。“如果没有一场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取代就是不可能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可避免导致了对无产阶级政治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知……如果没有暴力革命，没有对统治阶级所创建的国家权力机器的摧毁，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就是不可能的……”①同样，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变革，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的重新建立，其中，政治革命是其社会主义策略的关键和核心。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①

最后，就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而言，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坚持了“一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坚持了“多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形成了一种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

最初，这一有关“一国社会主义”和“多国社会主义”的争论始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本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设想中，“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且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②。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而是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相继革命，由此他们提出“多国社会主义”的问题。随后，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军事纲领》等系列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③,由此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俄国首先取得胜利。

汤普森等人倾向于“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倡导一种“民族的社会主义”优先原则。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理论的贫困》和《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等著作和文章中，强调民族社会主义的优先性，并以英国为界标，探讨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早期英国的历史、社会、文化与政治，讴歌了英国的革命精神，赞颂了英国的文化传统，肯定了英国的人民大众，认为英国能够凭借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汤普森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怀，他公开宣称其理论资源来自本民族，“假如我还诚实的话，这就是我的识别力，远离了马克思、维科和一些欧洲小说家，我最亲密的万神庙将是地方性的茶会：英国人和盎格鲁——爱尔兰人的聚会，谈到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我首先想到的是米尔顿；谈到人的非人性，我想到了斯威夫特；探讨道德和革命，我的脑海中远离了华兹华斯的孤寂；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运动和创造运动，我便立即回到了威廉·莫里斯。”①同时，汤普森认为，与其他民族相比，英国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具有一种优越于美国和法国等其他国家的理智传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也有助于英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转变，而无需求助于他国文化。“首次我们的人民将感到他们有能力影响世界性的事件……每一点都表明，英国作为一个国家最适宜采取这一主动，它也许会像打扑克那样成功降低整个权力疯狂的体系。”②或者更具决定性的是，英国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将有利于实施这一转变，“也许由于我们的知识，这一转变的关键也扔向了英国方面，并且世界不耐烦地期待我们开启这把锁。这一社会主义人本主义界定的条件位于各个方面。我们自己的理智传统开始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环境是有利的。”①

因此，安德森指责汤普森怀有“一种奇特的弥赛亚的民族主义”,因为他所讲的“民众”是指英国本民族的民众，他所讲的文化是英国本民族的文化，他所讲的社会主义也是指英国本民族的社会主义转向。而且，这一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可能会对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造成某种阻碍和伤害。“这一态度对于左派所造成的毁灭是极其巨大的。它妨碍了任何真正的国际主义，它只能创建在一种密切的、熟悉的、毫无戒备的对其他国家而非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政治的认知之上。一种纯语言的或纯修辞的‘国际主义’并不能成为这一替代。事实上，它只能导致某种伤感的自我欺骗和不现实。”②

相反，安德森等人倾向于“多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试图在国际主义的文化和政治事业中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奥林匹亚的普救论”。在对英国社会与法国社会的比较中，安德森不仅对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给予了否定的判断和结论，而且对英国的工人阶级文化以及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也给予了否定的判断和结论，因而也被斥责为“民族虚无主义者”。然而，安德森试图通过走出英国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化藩篱和走向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资源，来达到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中，安德森基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形成了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知。在他看来，一个整体的民族文化无法逃避或超越其社会的阶级，不是居于各阶级之上的一套共同价值，而是特定社会中所有阶级的生活经验。但这种民族文化却体现出一种深层的不平等，它所反映的不是居从属地位的被统治阶级的文化，而是居主导地位的一个或多个统治阶级的文化。因为一般来说，统治阶级总是占据着不同于劳工的优越位置，他们拥有闲暇和知识，从而控制着民族文化中大多数的艺术和智慧的成就，而被统治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只能产生一些日常生活中非正规的习俗和实践。与此同时，国家暴力集团和精英集团总会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使那些地位较低者逐渐服从于地位较高者的文化习俗和惯例。因此，一个民族文化的特殊混合方式总取决于相关阶级斗争中各种阶级力量的特有平衡。换言之，某一民族文化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取决于相应的民族历史状况。“如果认为今天的民众运动必须总是优先运用它们的民族文化中从下层经验派生出来的资源，那将是错误的。这些经验中有可能沉淀着太多的失败，或者消极忍耐的记录太长，从而不能为今天情绪高昂的动员所利用”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导致某种沙文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正如历史向我们表明的，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维埃俄国的军国沙文主义以及冷战时期之后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实质上在对某种民族主义的情感的认同和接受中导致了某种灾难性的结局。

由此，安德森走向了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历史渊源来看，与考茨基的“消耗策略”,葛兰西的“阵地战”策略以及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策略的整个改良主义的历史谱系不同，安德森继承了列宁的“运动战”策略，尤其是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的革命理论遗产，认为它们是国际范围内革命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他看来，托洛茨基的思想体现了一种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标准和模式，他拒绝了“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政治实践中反对任何狭隘的爱国主义或强权沙文主义，并长期一致地实践着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而且，他总是在同等程度上了解自己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并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创建了对自己国家本质和未来政治策略的一种历史说明。“极合逻辑的是，这一传统最终变成了《新左派评论》政治参照的核心的和不可避免的旗帜。”①因此，安德森等人坚定地走上了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了英国年轻一代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

综上所述，英国新左派在有关社会主义主体、社会主义策略和社会主义路径等问题的具体论述中，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域，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目的诉求，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诉求。但由于思维范式的种种差异，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在经验主义的认知基础上更加强调具体性和特殊性，倾向于一种民众的、道德的和民族的社会主义，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则在理性主义的认知基础上更加强调总体性和普遍性，倾向于一种集体的、科学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唯有两者彼此结合，相互统一，最终才能形成有关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认识。正如安德森所表达的：“抛却旧的争吵，共同探讨新的问题将是有益而无害的。”①

实质上，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都共同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质。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经验解释，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性解释，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道德理解，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民族认识，还是对社会主义的国际认知，都试图形成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图景，认为社会主义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既是科学的，也是人道的，既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证统一。

英国新左派共同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的重要思想。他们强调了阶级主体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认为工人阶级仍旧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力量和依靠力量。如果说老一代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想更重视阶级的个体属性与精神属性，那么年轻一代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则更强调阶级的集体属性与结构属性。唯有把个体的力量与集体的力量、物质的力量与精神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形成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力量，共同抵抗和战胜资本主义的阵营，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实践。

英国新左派共同继承了革命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经典立场。无论是老一代新左派所倡导的文化革命之路，还是年轻一代新左派所倡导的政治革命之路，都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主旨，试图通过革命的手段来达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更重要的是，两代新左派在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和一致，认为对于当今世界的左派而言，任何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学都应把社会主义的科学策略与社会主义的道德策略相互结合，通过道德的唤醒把革命社会主义的理想传达给工人阶级，赢得工人阶级的认可和接受，最终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和行为，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英国新左派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将提供诸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无论是对社会主义主体的认知，还是对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人的建设、经济基础的建设、道德文化的建设、社会的全面建设以及民族与国际的建设都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