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森在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视域内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和探索，发展了一种可称之为“类型学”唯物史观的理论认识，在对世界史、地区史乃至国家史的解释中开创了一种新的“类型学”的解释路径和研究方法。

在这一“类型学”的解释路径和研究方法下，安德森把唯物史观思想看作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独特综合。在他看来，“任何社会都拥有两种尺度，它是结构的，只能按照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它也是过程的，只能按照过去的累加意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有关历史分析与结构分析的有机统一的唯一思想。它既是纯粹历史主义的(否认了所有超历史的本质),也是根本功能主义的(社会是有意义的总体),这一综合仍是独一无二的”①。因此，历史学和社会学构成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两个根本维度，也是他研究所有问题和现象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历史学的，他试图通过对历史系谱的宏观追溯来说明，一是社会学的，他力图通过对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来说明，从而形成了一种融历时性与共时性、时间性与空间性为一体的对于唯物史观的科学解释。

一方面，安德森把历史学看作“类型学”唯物史观的首要维度。在他看来，历史与现实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现实的问题源自于历史，历史的遗产存留于现实，理解现实就要深入历史，书写历史是为了说明现实，因而，现实是历史的立足点和落脚点，而历史是现实的出发点和切入点。因此，在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中，安德森总是把历史作为研究现实问题的来源和基础，通过对整个历史系谱的宏观追溯来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他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中为《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的目的做辩护时写道：“在一种卓越的、想象的历史与一种空洞的政治分析之间的巨大鸿沟是我们试图去克服的。我们试图把历史与当前相联，重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种‘总体化’的尝试，这是学术历史学所割裂的……我们试图构建一种有关英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在的总体化的理论。”②

我们不是单纯为了过去而书写一段沉寂的历史，而是为了理解现在而重构它。

我们试图提供总体中的元素而不是现代英国片段化的历史……我们整个的工作就是构建当代英国的解释，这是决定它统一于形成的因素。①

因此，在对英国历史的解释中，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试图通过构建一种有关英国社会的总体化的历史，一种历史与现实彼此关联的宏观历史而形成一种历史的理论学。这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后者试图通过构建一种碎片化的和经验化的微观历史而形成一种历史的编撰学。在他看来，在英国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关联中，对于当代英国阶级权力结构演变的历史分析有助于对英国社会主义策略问题的理论探讨；对于英国知识分子特征的社会分析有利于对当代新左派性质的讨论；对于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反思有助于对霸权社会主义党派的思考；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合作本质有利于对工党性质的认识；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反思有利于对核裁军运动的理解。在此，安德森认为，这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种种关系和转换就是正确的，因为这种解释不是从道德的或修辞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它们，而是从结构的或具体的视角来解释和阐发它们，因而一种理性主义的解释就远远比经验主义的解释更为恰当和适用。“它能够产生从经验上证实的概念——也就是说，它能够解释至今仍未被注意到的有关左派的广泛事实。我们试图通过观察实际的经验事实来超越这一伪经验主义——并且通过概念来重新解释它。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够促进社会科学或社会思想。”①可见，安德森试图通过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思维范式而非英国本土的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来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

在这一理性主义的思维范式的基础上，安德森不仅试图构建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而且试图构建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理论。他试图在这一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关联中构建出一种总体化的历史，一种总体化的历史理论。

首先，就历史的研究单位而言，它总是长时段的和宏观性的。在对英国本民族的历史解释中，安德森所关注的历史时间是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将近3个世纪的历史；同样，安德森在其享有盛誉的两卷本史学著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与《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所研究的历史是更大范围和更长时段的，不仅仅局限于英国的历史，而且聚焦于欧洲的历史。如果把他未出版的后两卷本即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历史也包括在内的话，则是从古典古代到封建主义到绝对主义再到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谱系，由此形成了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

其次，就历史的研究对象而言，它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史学的研究主题，即自上而下的国家史或者统治阶级的历史，而非自下而上的民众史或者被统治阶级的历史。正如他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前言中明确表述的：“我应简要地说明，为什么选择国家作为一个反思的中心问题。今天，当‘自下向上看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已经变成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句口号，而且在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中产生了重大成果之时，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自上向下看的历史’(history from above)——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者，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是较重要的一面)。”①在安德森看来，这一自上而下的国家史和自下而上的民众史，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彼此统一，缺一不可。当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学家通过对民众史或被统治阶级的历史考证赋予了一种积极的和肯定的正面图景时，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主要通过对国家史或统治阶级的历史考证而赋予了一种消极的和否定的反面图景。然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图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以期形成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辩证理解和全面认识。

最后，就历史的研究方法而言，安德森采用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方法，试图对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给出某种理论性的说明。首先，历史概念和历史理论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和基础，它们构成了历史科学的一个本质内容。在安德森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拥有一整套的有关历史解释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能够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法则。尤其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这些基本概念和理论，既不像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仅仅只是一种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也不像在法国阿尔都塞那里仅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范畴和形式。在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解释中，它们不再是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而是历史学的概念和理论，不再是静止不动的结构范式，而是变动不息的结构特征，不再是纯粹的和抽象的理论形态，而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历史形态，从而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获得了一种更为灵活的历史解释力和诠释力。与此同时，安德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以形成更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杰出地拥有一些解释历史变迁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概念和理论，从而能够说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运动法则，然而，这样一些概念和理论仅仅只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它需要更多的和更明确的概念和理论加以充实。①其次，安德森不仅着重于对历史概念和历史理论的阐发，而且着眼于对历史规律和历史法则的总结。在此意义上，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更似于某种历史哲学而非历史编撰学。他所要探寻的不单单是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的真实境况，也不仅仅是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之间的具体联系，而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法则。然而，在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解释中，这一历史的基本规律和法则总是具有某种“类型学”的思维范式，它强调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类型学”的特征差异，也就强调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具体性，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多元进化法则和规律提供了一种“类型学”的佐证和诠释。

另一方面，安德森把社会学看成“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深层维度。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一种总体的社会学理论，也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理论体系。在《国民文化的构成》中，安德森就明确指出，英国的国民文化是以一种缺乏总体化的社会理论为基本特征的，不仅缺乏像欧洲大陆甚至美国的经典社会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①在此基础上，安德森试图构建出一种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把所有传统的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纳入一种巨大的社会学的综合体系之中，在总体化的理论概念体系中来理解社会本身，理解所谓“结构的结构”,即社会结构本身。

在对社会本身的研究中，安德森一方面借鉴了卢卡奇的“总体性”(totality)的思想和方法，另一方面采用了阿尔都塞有关“结构总体”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总体化的社会理论。

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核心是“总体性”。马克思的“总体性”来源于黑格尔的“总体性”,所谓总体性，就意味着总体对部分的优先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的方法论的实质。同样，对于安德森而言，这一“总体性”的方法也成为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核心方法。

他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一文中说道：“我们所选择的方法不是把一切还原为经济，而是把当前状况分析为一个总体，其中，每一层面危机的决定因素都位于这一层面(而不是‘基础’)之中，而所有层面都在结构上整合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由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所构建。”①因此，这一“总体性”就意味着总体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肯定了总体中部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承认了部分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肯定了总体对部分的首要性和优先性，把总体看作部分的有效整合，而非部分的机械叠加。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总体性”不同于黑格尔的“总体性”,因为黑格尔所讲的“总体性”是一种“表现的总体性”,意味着总体的简单性和统一性，而马克思的“总体性”是一种“结构的总体性”,意味着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此基础上，安德森采用了阿尔都塞有关“社会结构”和“多元决定”的思想和方法，进一步从卢卡奇的“总体性”的范畴走向阿尔都塞的“总体性”的概念，使得社会总体成为了一种结构化和层次化的存在形式，也成为了一种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存在方式。

在此基础上，安德森形成了他自己有关社会总体的理解和认识，不仅强调了社会总体的结构性的存在形态，而且强调了社会总体的断裂性的存在样态。在他看来，所谓“社会总体”,就是指一种社会结构，一种结构化的总体存在。其中，每个部分相对于总体而言都是各自独立自主的存在，同时，每个总体相对于部分而言又是一种结构化的统一体。结构化不仅意味着一种整体化和总体化，而且意味着各部分以及部分之间关系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然而，这一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结构总体并不是一种分散的存在状态，而是一种凝聚的存在状态，也是一种有机的社会总体。正如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与《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对于“总体性”社会的关注那样，如古代社会、日耳曼社会、封建主义社会、绝对主义社会等各种社会形态，都各自被看作一个功能单位，一种融合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复杂要素的社会结构，所有这些要素就在结构上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同样，安德森强调了社会总体的断裂性的存在样态。社会总体的断裂是一种整体性的断裂，也是一种结构性的断裂，是一种社会结构向另外一种社会结构的全面的和彻底的转变，或者借用马克思本人的修辞即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转变。这正如安德森对于从古典古代到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转变所探讨的那样。

在安德森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不仅包含一种具体的总体性的概念，而且包含一种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概念，这两种概念互为补充、彼此统一。由此，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试图探讨社会形态存在和社会形态变迁的两大重要事实，并提供了一种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社会存在是由生产方式所提供的，社会变迁是由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所首先引发并最终由阶级斗争所解决。这就提供了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历史意志论和历史决定论之间相融合的辩证解释。

总体来看，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具有多重的方法论意义。首先，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促进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在此，历史学与社会学不再是一种相互割裂、互不相关的独立学科，而是一种相互交织、水乳交融的统一学科，历史由于结构的存在而变成了一种社会的历史，社会由于结构的变迁而变成了一种历史的社会，由此形成了一种总体化的历史社会学的解释。由此，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经所批评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流是一种“聋子之间的对话”就得到了有效弥补。同样，彼得·伯克(PeterBurke)所希望的历史学与社会学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矛盾的观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有效发展。在伯克看来，“社会学可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复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可取”①。

其次，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形成了一种“比较的类型学”的思维方法。在他看来，这一“比较的类型学”也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历史的比较，一是社会的比较，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正如安德森在评价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恩有关社会权力来源的解释时所采用的社会学方法时指出的：“这一系列的误失既不是文化上的，也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它们源于一种理论上的谬误，即认为社会学不可能同时是历史性的和比较性的。”②也就是说，安德森认为只有比较的方法才能给人以合理的解释，因为比较分析不会仅仅突出某个地区，而把其他地区当做可有可无的附庸，从而形成对某一地区和某一国家的具体性和特殊性的理解。因此，这一“比较的类型学”的思维方法就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多元发展规律和法则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重要依据和标准，既强调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发展道路，也强调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发展道路，从而使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获得了一种更为有效的解释力和诠释力。

最后，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实质上蕴含着一种温和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在这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中，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构成了其方法论的核心特征，而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构成了其方法论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两者共同构成了一种精致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范式。其中，理智的也是经验的，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意志的也是历史的，普遍的也是特殊的，一般的同时也是具体的，结构的也是历史的，科学的也是人本的。在此意义上，结构主义与意志主义、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就不再是彼此割裂的独立状态，而是相互融合的统一状态。就此而言，这一温和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就与皮亚杰(Jean Piaget)在《结构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结构主义方法的总观点相一致。“要使人类学向历史学挑战或历史学向人类学挑战，毫无成果地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对立起来，把社会学和历史学对立起来，也许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归根结底，人的‘科学’的可能性将要建立在发现社会结构的功能作用的规律、演变的规律、和内部对应关系的规律的可能性上面……结构和功能，发生和历史，个别主体与社会，在这样理解的结构主义里，在这种结构主义使它的分析工具越来越精致的情况下，就都变得不可分割了。”①

综上所述，安德森采用了一种多元的方法论，经验的、理性的、历史的、结构的、总体的和比较的，并在这些方法的杂糅和交汇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其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从总体上全面地构建出一幅辩证图景，并在这一辩证图景中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路径，坚持了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和历史决定论的基本思想。然而，这一回归不是一种抽象的和思辨的回归，而是一种具体的和经验的回归，不是一种理论的和想象的回归，而是一种历史的与现实的回归。

然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蕴含着自身所无法解决的诸多的矛盾和问题，诸如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唯心主义和理论主义、宏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思想特征尤为凸显。

首先，从本质层面来看，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蕴含着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思想和意识。“结构”一词似乎成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最核心的关键词，它是一个外面由层层果皮包裹着的果核，如果我们一层一层剥离开来，里面**出来的就是这一结构。他总是在结构和功能的本质层面或意义上来理解社会的种种现象，他所唯一关心的就是结构，似乎这一由理智本身所创造出来的结构显现出了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共同本质。他在追溯英国现代历史时勾画出的是英国阶级结构的全面演变，在描绘英国国家文化时勾勒出的是英国学术文化的总体结构，在把握跨越十几个世纪的欧洲文明的发展时构想出的是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结构转变。因此，这一结构既是一种社会的结构，也是一种历史的结构，既是一种共时的结构，也是一种历时的结构；既是一种多元复杂的总体化结构，也是一种变动不居的过程性结构，是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历史维度与逻辑维度的统一。在此意义上，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这一结构主义是一种弱的结构主义而非强的结构主义。尽管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中的这一“结构”一词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结构”一词相比，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并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但无论如何，这一弱的结构主义的事实丝毫无损于安德森仍是一位结构主义者的根本事实，在其思想中仍带有结构主义思想的种种内在缺陷和不足。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安德森是一位“经济决定论者”,不如说他是一位“结构决定论者”。

其次，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存在着一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逻辑框架。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框架不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采取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研究方式，用理论来裁剪事实，避免了对历史和社会的碎片化和片段性的肢解，形成了对历史和社会的总体化和宏观化的科学理解，因而也不可避免带有某种唯心主义的理论构造模式。正如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一书中所严厉批判的，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帝国主义”,“这种唯心主义不仅表现为对外在物质世界第一性的设定或否定，而且也表现为自我生成的观念的普遍性，这种观念的普遍性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物质存在和社会存在，而不是与他们进行持续而深入的对话。如果有一种当代‘马克思主义’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眼就指斥为唯心主义的话，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一定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①。实际上，这一唯心主义的理论表现不仅体现在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同样也体现在以安德森为代表的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正如安德森自己所承认的，就他们著作中的理论系谱和理论思想来说确实存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尺度。“极为清楚的是，我们著作的整个偏见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是，它们尤其強调了政治和文化——换言之，它是唯心主义的，……我们著作的理论系谱完全不同于汤普森的想象。它来自一战以来西欧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与唯心主义的新形式和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中的辩证法处于同一时期。这些杰出的运动产生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如果按照恩格斯和考茨基的标准，它具有一种‘唯心主义’的尺度”。②

最后，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蕴含着一种宏观主义的历史叙事，忽视了微观主义的历史细节。这种对宏观事实和宏大叙事的强調就使安德森仅仅关注了包括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军事制度和阶级状况在内的广义的历史，而忽视了具体的、活生生的民众活动的狭义的历史，从而，这一总体化的历史社会理论变成了一种“社会整体的历史”或“社会结构的历史”。因此，这一总体化的历史社会理论遭到诸多学者的批判。著名学者J.布雷维里(J.Bravelly)明确指出，这种社会史建立在所假定的社会结构的前提之下，当我们运用“社会”这一术语时，它的确切含义并非指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而是指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区的居民，或受某种政权管辖的全体国民，而且，究竟是否存在某种规定人们生活方式的独特的社会结构还有待确定，因此，这一主张整体社会史的学者往往不去分析各种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实，而是醉心于寻求社会结构和社会总体的历史，这种论证方式就具有非历史的、循环的，缺乏真实的意义。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也批评说，这种包罗万象的历史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宏伟目标，因为社会关系的历史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历史研究课题，甚至可以扩展到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因此，这种试图建立总体化的社会历史的企图实际是在自取灭亡。①

因此，就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而言，“类型学”是其最核心、也最独特的方法论特征。在这一“类型学”的方法论特征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它总是试图在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辩证关系中形成有关历史的辩证法和社会的辩证法，在历史与社会的共同辩证法的康庄大道上形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和阐释，从而形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认识。然而，对于安德森的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和方法论特征，我们也应该采取辩证的方法加以看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批判性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