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随着安德森及《新左派评论》对于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译介，英国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都受到了这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思想的引入一方面影响了安德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流派和思潮；另一方面影响了英国整整一代左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知，形成了一种多元的英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文化，包括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戴维·佩珀(David Pepper)为代表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思想流派。其中，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就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对峙，在反思和批判中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一种极具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文化。

在他们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火力攻击最猛烈和最集中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因为这一比喻的社会理论模式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倾向，即把经济基础看作唯一的决定性的要素，认为一切都可以还原为经济的层面而获得最终的解释，从而导致一种经济还原论或经济简化论的思想。对此，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了全面地重估；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了完全地拒斥；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则进行了坚决地保卫。

在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当中，最早对这一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进行独立思考和创作的是“文化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他于1958年率先反对这种单纯的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认为尽管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现实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必须采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来加以解释。在《文化与社会》一文中，他就有关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争议的理论困境：“要么艺术被动地依赖于社会现实，这一主张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或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要么艺术作为有意识的创造物来决定社会现实，这一主张是浪漫派诗人提出的。”①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如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艺术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如果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那么艺术是绝对积极的和自由的。在此，威廉斯否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基础的过分强调，开始关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追问了艺术的问题，从而借由对艺术的自由性和创造性的肯定而提出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问题以及社会主体的相关问题。

随后，这种难以驾驭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非此即彼(eitheror)的理论困境在《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1973年)一文中得到了某种修正。在此，威廉斯把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些结构性的要素不再当做一种空间结构的术语来认识，而是当做时间过程的术语来看待，认为这些要素不再是一种统一的、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分散的、动态的过程；不再是一种理论的精确分析，而是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到了实践的层面。他说道，我们必须重估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把‘决定论’重估为有限要素的排列和压力的释放，远离一种可预测的、可控制的内容；我们必须把‘上层建筑’重估为一系列相关的文化实践，远离一种反映的、再现的，尤其是依赖性的内容；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重估‘基础’,使它远离一种固定的经济或技术的抽象概念，朝向一种包含了基本矛盾和变化的处于动态过程的现实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人类的具体实践活动”①。这样，“基础”就从一种静态的存在转变为一种动态的过程，上层建筑也由一种被决定的位置转变为一种独立性的位置，同时，“决定论”的概念也丧失了机械论的最初内涵。实质上，威廉斯的这一“重估”赞同和揭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它足够灵活，因而能够满足一种构成性的主体，一种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没有一种主导的生产方式，没有一种主导的社会……没有一种主流的文化能够耗尽人类的实践、人类的能力和人类的目的。”②因此，如果把这一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仅仅看作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一最初命题的还原主义形式，或者把它看作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性的上层建筑这一抽象形式的话，那么,这一模式就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们用“总体性”(totality)的概念取代“基础”的概念，或者“基础”的概念中包含了人类“目的”(inten-tion)的概念，尤其是统治阶级领导权的话，那么,这一模式就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在于，由于威廉斯把社会构成看作一种构成性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决定性的结构，只强调了时间中的过程而忽视了空间中的结构，再次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悖论之中，因而始终没能走出“二律背反”的泥潭。

实际上，威廉斯对这一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的反思和创作是在与任何英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分离中进行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一思考和创作却与英国新左派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就有关基础的决定性和上层建筑的独立性等问题达成了一致。

作为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汤普森则把这一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当做一种“令人遗憾的形象”而简单地加以拒斥。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分析中，他们总是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作用。但他们在力图说明这一思想时却把它表述为一种欺骗性的模式……事实上，这样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不存在；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现存事物——人，人们行动、体验、思考和再行动——的一个比喻”①。

首先，这一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包含了一种经济还原论或经济简化论的倾向。在汤普森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有关经济范畴或经济运动的解释中，总是倾向于把所有的社会现象还原为经济现象，把所有的社会运动简化为经济运动。这里存在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经济”术语的习惯性解释。他们总是把经济关系看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力包括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者，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最核心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样，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把社会关系仅仅还原为经济关系，把经济关系仅仅还原为物质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社会关系还原为物与物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这一经济基础的范畴就极易把经济关系看作唯一的社会关系，而把文化关系和道德关系等非经济的社会关系排除在外，最终将所有的人类责任消解为一种**裸的

金钱关系。第二个问题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经济运动”的解释缺乏任何的有效性，他们总是把经济运动看作历史发展和历史变迁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在汤普森看来，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如果把“经济运动”解释为历史的终极原因，那么就可能像培根的第一因那样被遗忘；如果把“经济运动”解释为历史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它对于历史时代的变迁也同样无关紧要。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历史主体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去界定这一历史时代的本质特征而是要说明这一历史时代的具体社会状况。同样，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民众所真正关注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是资本主义的善恶程度。“对人民重要的不是它是否是一个资本主义，而是它是一个残酷的资本主义还是一个可容忍的资本主义——是人们被丢弃在战争中，面对审讯和武断的逮捕，还是允许个人和组织的部分自由。”①也就是说，这一“经济运动”的解释仅仅是在科学的历史解释的层面上才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而在主体的具体社会实践的层面上没有任何作用和意义，因为它没有涉及历史时代中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冲突和斗争的这一核心问题。

其次，这一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排除了主体-人的尺度，无法解释社会历史过程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法。这里，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于这一理论模式包含一种建筑学的隐喻，只描述了一种类似于建筑学的社会结构和框架，而没有说明社会的过程和变迁；

第二个问题在于这一理论模式排除了任何社会主体的或人的尺度，只强调了社会结构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体的作用。因为人类实践对于历史的改造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因此，任何有关社会历史变迁的辩证法必须包括社会主体或人的实践作用。“即使‘基础’不是一个坏的比喻，我们也必须补充说，无论如何，它不仅仅是经济而且是人——一种独特的人的关系不自觉地进入了生产过程中。”①“生产、分配、消费，不仅仅是挖掘、运输和吃饭，而且也是计划、组织和享受。想象和理智的错误不是局限于‘上层建筑’并树立于基础(包含人-物)之上，而是暗含在使人成之为人的创造性的劳动行为本身。”②就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所描写的法国历史那样，人类历史只能描述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以及这一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的具体实践。

因此，汤普森之所以反对甚至完全拒斥这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关键在于这一理论模式仅仅表述了一种静态的社会结构，而没有论述动态的社会过程，也没有意识到位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中的社会主体-人的核心作用，甚至没有说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和辩证作用。正如他强调指出的，人才是历史的核心，正是通过人以及人的经验才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交织和贯穿在一起。“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作用——或者‘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辩证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理解历史过程的核心。”③

与威廉斯和汤普森不同的是，安德森既没有全面“重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也没有完全拒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而是对这一理论模式进行一种不遗余力的坚决保卫。在他看来，尽管这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确实容易导致某种经济简化论或经济还原论的倾向和色彩，但这一理论模式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不是要排除对于政治、文化、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层面的研究，而是要促进对于这些上层建筑层面的研究，甚至是要加强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说明和理解，从而形成一种整体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同样，安德森对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都做出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在此基础上，安德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遗产做出了坚决的保卫，并在对世界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的地区类型和国家类型的划分中进行了历史的考证和说明，得出了一种“类型学”的唯物史观思想。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就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理论谱系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构成了安德森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多元的、不同的理论谱系的交叉作用和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安德森的独具特色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

首先，就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而言，安德森试图在对晚期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保卫中形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解和诠释。汤普森在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辩护中，认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中总是从人的本质、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出发来阐述其思想，形成了一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安德森在对马克思晚期思想的保卫中，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晚期著作中得出了一套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体系，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等，试图通过这些精确的社会科学概念出发来阐发其思想，形成了一种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的辩护和保卫中，汤普森倾向于维护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性、历史性和人道性等特征；而安德森倾向于保卫马克思的晚期思想，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理论性和结构性等特征。

其次，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而言，安德森在对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的辩护中形成了一种具有英国特色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对于这一法国以阿尔都塞为首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等著作中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和指责，认为“阿尔都塞的荒谬性就在于他的唯心主义理论的构造模式”,“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是一种“理论帝国主义”。①与此相反，安德森则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积极的辩护和保卫，并借鉴和采用了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读》中所充分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诸如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矛盾与多元决定、决定与主导等基本的概念和理论，形成其“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中核心的范畴体系和理论资源。显然，这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构成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本质内涵。然而，安德森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同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假如阿尔都塞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保卫中存在一种极端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那么安德森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保卫中则走向了一种温和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因为阿尔都塞试图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特征时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反历史主义、反人道主义和反经验主义的错误结论；而安德森则试图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双重论证中形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解和解释。由此，在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中，安德森通过历史性与结构性、科学性与人道性、经验性与理论性的这些基本特征的辩证统一，使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获得了更为有效的解释力和诠释力。

最后，就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而言，安德森在以他为首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争论与交锋中，试图创造出一种英国本土化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中，英国的结构主义学派与历史主义学派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线，前者是理性主义的，后者是经验主义的。同样，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格局的形成中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路向，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理论与英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本土化资源相结合，使英国本土资源马克思主义化，最终创立了一种英国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试图把英国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相结合，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一种开放的体系，一种方法论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从而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

总体来看，在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的理论谱系中，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国马克思主义都成为了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科学主义、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构成了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人道主义构成了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特质。由此，形成了一种极具英国特色和风格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其目的在于形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解和解释。

在安德森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科学的理性体系，也是一种有关历史发展的理论系统，更是一种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体系，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真正统一。

首先就历史的本体论而言，安德森把社会形态置于生产方式的概念之下，并对社会形态的整体存在和变迁做了详细研究和探讨。他采用了阿尔都塞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认为社会是一种结构化的和复杂化的存在，它是由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所构成，每一实践都具有自身的有效性和积极性。在这一结构化和复杂化的社会中，经济实践丧失了唯一的决定作用，只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同时，上层建筑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尤其是政治上层建筑获得了自身的自主性和有效性。这样，安德森在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的采用中部分纠正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理论模式的经济还原论或经济简化论的内在缺陷和倾向。正如汤普森所认为的：“毫无疑问，安德森经过反思也许接受了其中一些建议。事实上，他意识到了这一模式的不充分性，这可以在他对复杂性的强调，以及在政治现象处理的真正见解和精妙之处看到。”①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把这一结构化的和复杂化的社会结构当做一个有机整体来认识，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始终是作为相互依存和相互依赖的整体而发挥作用的，这不免带有一种整体主义的色彩和因素。在这一整体主义的解释中，安德森依旧坚持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视角，坚持了经济基础的优先化的位置和决定性的作用。

就历史的本体论而言，安德森依旧遵循了历史的唯物主义性质，认为历史过程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首先，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强调了历史的总体性或整体性特征，认为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在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存在中被集中在一起的，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在各自的整体性中来相互作用和共同发展的；其次，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强调了历史的结构性特征，也是其最本质的特征。他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一种由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所构成的结构化和复杂化的存在；最后，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强调了历史的物质性特征，认为尽管经济实践丧失了唯一的决定性作用，但却具有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即使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中存在着有关历史的总体性的或结构化的特征，但丝毫没有抹杀历史的物质性和基础性的特征，而是把这一特征看作最基本的特征，这就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理论立场相一致。正如汤普森在批判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时所指出的：“他的思想是唯理论唯心主义与经济决定论混杂的产物。”①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安德森，因为在安德森的思想中也存在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本质思想。

正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的信中所指出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②随后，他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1894年1月25日)中也指出：“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③

其次就历史的动力学而言，马克思本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因于阶级斗争，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因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因而在历史意志论与历史决定论之间形成了二律背反的理论困境。在对这一理论困境的解决中，历史学家汤普森总是倾向于从阶级斗争自身的作用和影响来分析历史，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退居次要位置，甚至只是作为背景性的材料而无法对历史产生任何作用，从而使历史的意志论优越于历史的决定论；而结构主义学者安德森则始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出发，把历史的结构性置于优先化和特权化的位置，而把历史的主体性置于次要性和辅助性的位置，使历史的决定论优先于历史的意志论。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安德森在强调历史决定论的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历史意志论的作用，而是认为两者是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在社会秩序的维持和颠覆中，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总是相互作用的。”①也就是说，在历史决定论与历史意志论的解决中，安德森不仅强调了社会结构的首要性和优先性的功能作用，而且也强调了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积极作用，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历史决定论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试图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元分野中形成某种架构和协调。

最后就历史的进化论而言，安德森在对世界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进行了多元化的理解和说明，对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做出了重要补充和发展。在对封建主义起源和绝对主义王权两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他对欧洲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类型特征给予了具体的界定，创建了一种有关欧洲地区和国家的“类型学”,同时试图创建出一种有关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类型学”。

因此，安德森试图对欧洲历史的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多元发展道路和规律做出说明和解释，由此形成了一种多元进化的规律和法则。然而，这一多元的进化规律和法则不是一种不受必然性制约的纯粹的偶然性，而是在必然性原则之下的偶然性，不是一种不受普遍性制约的纯粹的相对性，而是在普遍性法则之下的相对性规律。总之，这一“类型学”的唯物史观形成了一幅必然与偶然、绝对与相对、普遍与特殊相互交织和彼此交融的辩证图景。

在对历史本体论、历史动力学和历史进化论的解释中，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存在着一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在安德森看来，就历史自身而言，它是存在决定论的，而且存在着太多的决定论，既有决定性的本原，也有决定性的动力，还有可预测的未来。然而，这一历史的决定论不是某种线性的决定论，也不是某种结构的决定论，而是一种否定的决定论。“从社会来说，价值从来都不会超越这一历史与结构的背景，它们提供了唯一的论证领域(当然，就个人而言，他们能够而且经常这样做。)这并不是说存在一种线性的历史决定论，它规定了每种社会或每种统治的规则和选择，而是存在某种否定的决定论，一旦排除其他几种可能性，只会产生一种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历史实施了一种永恒的选择性，它极大地限制了任何特定运动中的可能领域，但并未最终使它结构化。”①然而，这一决定论的思想早在20世纪就遭到了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激烈批判。他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指出：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是想象力的贫困。历史决定论者不断谴责一些人，说他们在他们的小天地里不能想象变化，但是，历史决定论者本人也缺乏想象力，因为他不能想象变化所依赖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①在波普尔看来，历史决定论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把历史的发展趋势当做一种绝对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规律，这些趋势和规律能够不依赖原始条件而不可抗拒地以一定方向把我们带向未来，这是一种无条件的预言而非一种有条件的科学预测。因此，这一历史决定论的思想背后渗透的是一种历史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规律和法则，而在波普尔的批判中实质蕴含着一种历史的偶然性和特殊性的规律和法则。

同时，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多元决定论的思想。在安德森看来，这一决定论不仅是一种否定的决定论，而且也是一种多元的决定论，由其自身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的多元条件所决定。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论述和评价中，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每一种思想体系都是这一历史与社会的多元要素决定的必然结果和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每个体系，都具有来自当时和过去不同范围和水准的社会和思想结构中多种决定因素的印记，在决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的基本历史关头的背景中，产生了理论的广泛多样性。”②同样，安德森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一文中也采用了这一“多元决定论”的思想来解释现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封建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斗争的一个必然结果。在安德森的界定中，任何一场现代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仅仅是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一个简单结果，而是以下四种要素多元决定的一个必然结果。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找到了四种参数，界定了这一可想象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空间：从上层来看，它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的渗透模式；从下层来看，它是被统治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无法预测的存在；从内部来看，它是复杂的资产阶级的排列组合；从外部来看，它是敌对势力和敌对国家的竞争压力。在此，这四种参数不是描述资产阶级革命的偶然要素而是必然要素。然而，每种现象都有自己的具体的特殊的多元决定要素，每种现象都与其他现象相区别。这样，这一“多元决定论”的思想就极易导致一种相对主义的倾向和解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里，例外就是规则——每一个都是一个私生子。”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实质上蕴含着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忽视了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征，从而割裂了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统一性，把早期的马克思和晚期的马克思加以对立，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片面化和狭隘化的理解和认识。他一方面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化、理性化和科学化的理论特征，但另一方面却试图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化、经验化和人道化的思维特征，没有给予作为社会主体的阶级意志和个体意志的充分理解和认识，也没有形成有关人类历史的道德化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他忽视了诸如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激进思潮等文化层面的要素和成分，只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层面的建构，而没有聚焦于工人阶级实践层面的建构，因而，始终停留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的创立而没有走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的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