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形态的阐释中，安德森以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诉求，主要就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社会主义的革命政治学以及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等内容进行了重点论述和分析，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工程，同时也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改良措施，阐述了东西欧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模式和理想形式，形成了一种基于“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安德森而言，他不仅继承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化，而且秉承了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思想，认为要想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彻底改变必须通过革命的、甚至暴力的手段才能完成和达到。然而，安德森的这一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交锋和统一中形成和塑造的。当1964年安德森写作《当代危机的起源》和《对威尔逊主义的批判》时，他还是哈罗德·威尔逊新政府主义的支持者；当1976年他写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之后，便成了一名坚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保罗·布莱克里奇看来，这一显著转变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因来看，安德森从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转向了阿尔都塞的总体性概念，走向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更为灵活的理解，并信奉了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外因来看，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所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激进革命浪潮，使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相结合的时刻会重新到来，从而使安德森走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有关东西欧社会主义策略模式的论述中，马克思本人曾做过一些初步的和重要的思考。当马克思1871年批评巴黎公社不愿发动内战，并于同年向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宣布：“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申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①在此，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策略模式，一种是和平的或改良的方式，一种是革命的或武力的方式。随后，马克思在1872年阿姆斯特丹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用暴力。”②这里，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欧洲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认为像美国、英国和荷兰等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而像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则只能通过革命的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暴力有时是革命的助产婆，但他从不赞成使用暴力革命，正如他对法国雅各宾派在法国革命中使用暴力革命的强烈批评那样。然而，安德森认为，马克思本人低估了和平主义的英国、美国和荷兰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强制性或压迫性的政治力量，而高估了这些资产阶级国家的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文化力量，因而形成了一种倾向于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这就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思想奠定了基本的雏形，也为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之间的争议提供了最初的框架。

在此基础之上，安德森就为整个东西欧地区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提供了一种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在这一革命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论谱系中，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相互交叉，内在统一，形成了其独特的革命社会主义策略思想。首先就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安德森主要继承了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经典工程，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同时汲取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思想，走向了国际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道路；其次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安德森在葛兰西的改良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基础之上为西方无产阶级提供了一种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最后就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而言，安德森在汤普森有关“革命的文化学”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的批判中形成了一种“革命的政治学”的社会主义策略思想。因此，安德森所希望的就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的修补式的改良，而是脱胎换骨式的革命。这一革命思想就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存在着极大的契合，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宣称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然而，针对欧洲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安德森在这一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中加入了诸如托洛茨基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视域，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基本思想，汤普森的文化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威廉·莫里斯的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并使这些思想成为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必要条件和必备因素。如果说革命主义是安德森社会主义策略思想中的核心要义，那么国际主义、改良主义、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等就成为其社会主义策略思想中的基本特征。使其革命社会主义策略思想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而不是牢不可破的铁板一块。

在对理想社会形态的阐述中，安德森始终把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其核心思想，把对社会主义的科学阐释作为其理论的目标，把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论证作为其理论的途径，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与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这些人类的基本价值相结合，试图形成一种真正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对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的批判是安德森塑造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的一个前提条件和基础。在他看来，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核心价值，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愚弄和欺骗人民大众的一种工具性的价值，而非理想化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工具性价值成为了世界的一种普适性价值，并且在这种普适性价值背后渗透着某种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因而，这一所谓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就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这一以理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保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保卫的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所深刻描述的：“这个理性的国王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①在此基础上，安德森试图创建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一种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

在安德森看来，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最科学、最理性的社会主义，同时也是最深刻、最彻底的社会主义。一方面，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道德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是从道德的、情感的和文化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一种道义上的批判，而是从历史、科学和知识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所进行的一种理性的分析，使民众确信社会主义是一种可欲求的、更加美好的理想社会，它将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另一方面，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中融入了某种道德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要素，并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都需要一种道德的想象，一种道德的现实主义，从而使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获得工人阶级的真正认同和接受。因此，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具体的生活经验，不再是精英阶层的社会主义，而是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理想化的空中楼阁，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具体实践。由此，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就从道德的社会主义思想中获得了现实的基础和力量，有助于走向一种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同样，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等人类价值真正相融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财产的共同所有、国家的公共管理和文化的共同创造的基础之上的，因而，这一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就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而是民众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也不是形式化和抽象化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而是活生生的和具体化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这样的社会主义既蕴含科学主义的认知维度，也蕴含了人本主义的价值尺度，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内在统一的理想社会形态。

总体而言，安德森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经典的守门人，他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真正统一和完美结合。然而，在安德森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与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之间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正如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评价中所认为的，革命的理论并没有带来革命的行动。然而，尽管安德森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一种总体的革命策略，但这一总体的革命策略并没有带来民众对于资本主义的激进改造。从根本上来说，安德森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革命策略。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未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公有制抑或其他所有制；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形式，全民普选制抑或人民代表制，还是其他。他只是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一味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高呼民主、平等和正义。这一激进的、理想的社会对处于物质丰富却精神痛苦的大众来说确实有着极大的吸引，但对于唤醒他们的实际行动来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时刻并没有按照安德森所设想的那样到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欲求也只是一种“乌托邦”而已。因此，安德森的这一革命社会主义策略始终停留于一种“理论实践”的范畴中，未能从理论的斗争走向实践的斗争。或许恰恰是因为他构建了一种革命的乌托邦而使其成了一种真正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