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革命诉求的真正落脚点是一个理想的王国，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他试图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而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真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如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一文中所明确表达的：“理解过去的核心目的是提供一种有关历史过程的因果解释，它能为当代充分的政治实践提供基础，目的是把现存的社会秩序转变为一个期望的、民众的未来。”②
(一)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
安德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源自他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科学分析和考察。他将资本主义看作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时代，并划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他看来，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轨迹描述为一种曲线型趋势，即不是一往无前的直线，也不是有限的向外扩张的圆形，而是一个明显的抛物线，并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将会经历上升、平稳和衰落三个阶段。同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提出了有关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体自由发展彼此结合的最富诗意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①。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把以资本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看作个体的自由，是极端错误的；只有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才能充分结合，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类社会与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的真正自由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虚假自由，因而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一种明确的、科学的界定。对此，安德森重点区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即现代主义时期和后现代主义时期。
安德森认为，从时间上来看，后现代主义产生于现代主义之后，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从内容上来看，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如何区分?这一区分的依据和标准究竟在哪里?在《现代性与革命》一文中，安德森对现代主义的产生做出了基本的界定。他认为在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是在半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半贵族化的资本主义政治以及时隐时现的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仍可利用的古典的过去、仍未确定的技术性的现在和无法预测的政治未来。换句话说，它兴起于下列背景的交叉之中：半贵族的统治秩序、半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半隐半现、时有暴力的劳工运动。”①同样，安德森在《后现代性的起源》一文中也重申了现代主义兴起的这三种基本因素，认为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种共同作用和调节的一个必然。他说道：“最好把现代主义理解为三种并列因素调节一个力量场产生的结果，这三种并列因素是：半工业性质的经济和社会，统治阶级主要还是农业地主或贵族；产生重大发明的科技，其影响方兴未艾；一个开放的政治视野，普遍期待或恐惧现行统治制度”②。简单来说，在安德森有关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历史阶段的明确界定中，包含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三种因素，由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而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的历史阶段，也形成了现代主义的社会整体。
如果按照安德森对于现代主义历史阶段的界定依据和标准，那么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阶段如何能否依据这三种因素来加以界定?
如果可以，那么后现代主义兴起的历史时间也就是现代主义终止的历史时间又应位于何处呢?在对后现代主义的界定中，安德森极力推崇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k Jameson)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界定，认为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阶段进行了最有价值的论述，认为后现代主义实质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此，他就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而不仅仅看作一种文学现象或美学现象。在安德森看来，当“文明”和“市民社会”等这些左派的最初话语转变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辩护词时，詹姆逊却争取到了左派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权。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研究具体分为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把后现代主义固定在资本自身的经济秩序的客观变化中，从而使后现代主义不再成为一种美学的断裂或认识论的转移，而是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文化标志；第二个步骤探索了后现代主义状况下历史主体的主观性体验和感受，认为它是一种毫无历史感和复兴感的“情感
衰退”的体验；第三个步骤是把后现代主义置于文学、绘画、音乐、建筑、科学和哲学等所有艺术领域中进行考察；第四个步骤探寻了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地缘政治模式，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是一个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的社会，但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相比，其阶级结构缺乏任何统一性和一致性，存在的只是多元性和分散性，一个新的劳工阶级的群体还有待出现；最后一个步骤是把对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正面的和反面的评价进行了巧妙综合，既没有指责也没有附和，而是把它与新的资本主义阶段相联系，并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术语与理论来加以理解和解释。最终，詹姆逊把这一后现代主义的历史阶段看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使得这一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时间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时间极为接近并趋于一致。
然而，在安德森看来，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把晚期资本主义的时间界定于1945年前后，而詹姆逊却把后现代主义的时间界定为20世纪70年代初，虽然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模式还未完全实现，但这么长的时间间隔也令人感到困惑。由此，安德森指出，如果把现代主义终止的时间定置于1945年前后会显得太过突兀，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现代主义的活力依然没有消失，它总是断断续续地在各地闪现其光芒。直到7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才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象开始完全形成。因为此时，现代主义的三种基本决定性因素才开始发生变化：第一个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因素的变化，在一切严格的意义上，统治阶级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道德规范的资产阶级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职业的经理人或规划者；第二个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的演变，尤其是电视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一切传统的视觉形象；第三个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因素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以法国“五月风暴”为首的激进运动在70年代晚期也已销声匿迹。简言之，“后现代主义源于传统秩序失势、科技中立化和政治单色调这样一种格局”①。因此，无论是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界定，还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分期，安德森都同样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三重维度之上来形成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的科学分析和解释。
安德森通过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划分和理论界定，认为无论是现代主义的历史阶段，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阶段，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特有变体，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的过渡与扩张，实质上，它们依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属性和本质特征。在他看来，在过去20世纪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全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是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所带来的结果；所谓的自由民主制也不是通过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途径来传播的，而是通过经济的力量或马克思的“商品大炮”或“商品拜物教”的形式得以扩张的，由此使自由民主制产生出一种民主宿命论的基调。在谈到现代主义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时，安德森的回答是，不是现代主义终止了革命，而是革命终止了现代主义。同样，对于后现代主义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安德森也希望用大众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来终止后现代主义。因此，他一方面肯定了詹姆逊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界定，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它没有介入战斗，而是空前地自鸣得意。实际上，只有在气势上压倒这个制度，才能开始抵制”①。另一方面，他赞成了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幻象”,它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虚假的、带来欺骗性的反映。因为后现代主义依旧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场所，尽管这些冲突和斗争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出现了诸如性别、种族、生态、宗教等新的对立，但它们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的挑战和威胁。作为一名反资本主义的坚定斗士，安德森在《文明及其内涵》一文中发出了：“要资本主义还是要文明”①的呐喊。
然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非一帆风顺的，相应地，它也带来了一种反全球化的运动，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安德森在《更新》一文中说道：“发达世界中的女权主义和生态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是真实而受欢迎的，它是过去30年中这些社会中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②尽管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相比，这些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拥有截然不同的斗争主体和斗争目标，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与抗争。在这些新的反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中，安德森看到了资本主义终结的希望。他信心十足地宣称：“不是资本主义终结了乌托邦，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式的观念，即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平和的稳定的秩序的概念，在这里终结了。”③
(二)新自由主义的祛魅
安德森认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超出地区性的范围进行了全球性的扩张，资本主义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阶段。尤其是东欧剧变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意识形态冲突的消弭，资本主义就“好像一个不知困倦的资本主义巨无霸，在几乎全球的范围内建立起同质的政治化的经济统治后，又无情地向残余的文化异质性进发，并进而把它们并吞到其意识形态机构中去……”①因此，这样一个世界既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不断进行全球扩张的世界，也是一个美国霸权主导下的极具北美风格的资本主义世界。
在安德森看来，资本主义最初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宣言深得人心的，但这样的宣言在当代已经破败不堪。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未枯竭，当1974年资本主义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它并未随之衰落，而是再次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的面貌出现，并成为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施政纲领。以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和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为首的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纲领和政策，随之，这一模式迅速成为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效仿的模式，不仅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和东欧等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取得了无法想象的成功。正如安德森形象描述的：“新自由主义，不管实践中有多少局限性，都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意识形态。从北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兰克福、旧金山，处处都有它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它的核心信条——纯自由市场及附加其上的美德——影响之广甚至超过世界上任何一种传统宗教，因为传统宗教无一例外是地区性的……”②新自由主义从诞生到现在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这是引人注目的事实。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和价值对于社会的平等和民主而言并不是最为有效的，实际上，在新自由主义美好价值的背后所隐藏的是巨大的不平等和不民主。因此，新自由主义并非是不可战胜、无懈可击的，它具有极大的改造空间，“一个十年并不造就一个时代，新自由主义90年代的胜利也并非永恒实力的保障”①。因此，安德森满怀希望地宣称要“超越新自由主义”,超越资本主义。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尽管资本主义拥有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美好的价值，但这些价值是否真正实现了呢?安德森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就其民主的政治结构而言，资本主义民主已经被工具化了，但在官方的话语里总是带有太多的遮掩和修饰。例如，美国作为资本主义最典型的国家，“有着世界上实行得最古老的民主制度，但是，实际上，在今天美国的政治制度生活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年人参加选举，国家中另一半的人完全被排斥在这个政治体制之外，而在政治制度之内的这一半人中，能够选上的官员，要么自己极度的富有，要么从大公司那里得到了贿赂，极度的腐败，因为竞选需要很高额的资金，至少几百万美元。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②。实际上，不仅仅是美国的民主，包括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也都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因为存在于民众中的民主依然是很少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更广泛的民主。安德森指出：“民主制——就它现在的情况而言——不是一个偶像，不能把它当做人类自由的尽善尽美的表现来崇拜。这是一个暂时的、不完善的形式，是可以重新塑造的。但是根本的方向应当和新自由主义者所指出的方向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民主。”①
其次，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由只是经济层面的自由，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自由，它极大地忽视了社会的平等和公平这些更美好的价值。如果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进行抉择的话，新自由主义者们的可能选择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安德森看来，自由和平等、效率和公平这两种价值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彼此相容的和谐关系。平等并不意味着均一化，而意味着多样化，注重社会的公平，并不会带来经济的低效率，相反可能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度。由此，安德森说道：“不公平同样可能带来低效率，而不平等因素最少的社会，却可能是最有效率的社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就做得很好，瑞典、丹麦、芬兰取得了非凡成就，比美国、英国都要好很多，那里的生活品质很不一样。”②因此，资本主义所宣扬的那些美好的价值仅仅只是统治者愚弄人民大众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而已，其结果只是一种有局限的存在：尽管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在不断增长，但社会的贫富分化却日趋严重；尽管公民拥有经济上的竞争自由和法律上的消极自由，但其政治上的积极自由却没有什么更大的进步；尽管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得到了极大改善，但社会的不平等却依旧在上演。
这种不平等现象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同样也存在于国际关系当中。在安德森看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所有不平等当中最严重的。过去一百年间，国家间的不平等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全球范围内还在不断增加”①。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不仅仅是经济的扩张，同时也是文化和政治的扩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扩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会诉诸暴力的手段，因为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体系，同样也是一种权力体系。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却把这一侵略行为神圣化，并把它宣扬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感和责任，而且总能找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来发动所谓的“正义的战争”:有时是为了控制前现代国家中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如南斯拉夫战争；有时是为了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伊拉克战争；有时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基地组织，如塔利班战争。其实，这一战争本身就是非正义的，安德森毫不讳言地把这一政策看作一种“新帝国主义”的表现，这一侵略性的对外策略其实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本性所驱动的。正如几百年前，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本性所进行的生动描述那样，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聂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然而，几百年之后，在今天所谓现代的文明社会中依旧如此，这种普世的文化价值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
(三)革命的乌有之乡
资本主义之后将会是一种怎样的世界?在安德森的构想中，未来的理想社会一定是一种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当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这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图景是：就经济而言，我们将拥有一种控制经济和财富的各种社会形式，而不只是控制一切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政治而言，我们将拥有一种更加多样的选举机制，而不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每四年一届或五年一届的选举机制；就文化而言，我们将拥有一种更加丰富和更具创造性的文化实践，而不只是唯一单调机械的美学实践。这就是安德森所构想的一种未来的乌托邦，它将是社会主义的一项伟大而复杂的工程。
尽管安德森并没有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出一套具体的蓝图，但他却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值得探讨的复杂问题，这涉及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层面，也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问题。首先是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社会所有制的形式即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平衡关系，社会主义计划与社会主义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计划与社会主义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协调，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劳动时间的分配与劳动报酬的给付等；其次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结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联结，官僚结构和代表的委任制度和委任周期，公民权利与选民权力之间的确切形式，法律制度的形式和权力，国家司法与地方司法之间的关系，交往手段的理想方式等；再次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模式，教育制度的平等化，实践形式的多样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本身等；最后是不平衡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问题，这里既涉及了富裕国家中的生产阶级与贫穷国家中的生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涉及了贫穷国家内部的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不仅涉及国家的内部平等，而且涉及国家的外部平等。①在安德森对这一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的主要特征的描述中，其内容是复杂多样的，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甚至是国际的所有层面，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一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背后所渗透的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体系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呈现给我们的一套有限的价值模式，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展现出来的一套更加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真正形式。
在安德森看来，社会主义的古典概念包含四层含义：历史规划、社会运动、政治目标和道德规范，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究竟能否实现?它所蕴含的那些重要价值又如何呢?从历史上来看，所有曾经构成社会主义信仰的思想都成了没有活力的东西，集体化的大生产被后福特主义所超越；工人阶级成了对过去的淡淡的回忆；集体所有制变成了独裁主义、专制主义以及低效主义的保证，真正的平等价值无法与自由主义的生产力相交融。但从现实来看，所有这些改变了社会主义信誉的客观变化都是模棱两可的，生产力的社会化已经大大加速，工人阶级数量也在逐步增长，平等被看作日常的合法权利和习俗规范。②因此，安德森认为，社会主义的资源并未枯竭，那些构成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也将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完全相容。
对于社会主义的自由问题，安德森认为，“如马克思在壮年时期曾写到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今天也是如此，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一个世纪之后，彻底废除国家依然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之一”①。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自由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以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彻底废除国家为前提的，因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理解中，国家是阶级统治、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如此。因此，未来的社会主义一定是一个消灭阶级对立和冲突，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形态。在此意义上，这一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自由的理想社会。然而，与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不同，它不是一种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经济的自由或竞争的自由，也不是政治上或法律上所确保的消极的自由，而是一种更广泛的积极的自由，也是每个主体主动参与和自主选择的社会意义上的自由，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更为全面的和更为充分的不断实践的自由。
对于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安德森指出：“这一社会主义需要充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多元的政治党派：所有自由民主制的现存遗产。但这一政党制度本身将被改变——不是通过政治的法令，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的事实，它必然会被社会结构的转变而改变。这些变化将遵循社会主义计划的日常实现。选举所使用的这一新的‘实践政治学’框架将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并且这一党派制度将会反映出这一点，这一新的框架将是新的霸权的明确的政治意义。一个永恒的社会学的大多数就是其实现的前提条件。它将走向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党派必须从事的唯一的地平线。”①在安德森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将与民主制度相结合，这一民主制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制，社会主义的实现构成了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其具体的步骤体现在诸如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多元党派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众权利的保障等之上。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不是指程序上的民主，而是指内容上的民主，也就是说，安德森所关注的民主问题依旧是统治主体的问题，而非统治程序的问题。在《诺贝托·波比奥和他的主义》一文中，安德森指出了波比奥与他就有关民主问题的争议基础在于，波比奥所阐述的民主理论的重点是说明民主实现的程序问题，而他自己所阐释的民主理论的核心是民主的社会本质，或者说前者是有关如何统治的问题，而后者是有关谁来统治的问题。“现在民主关心的问题不再是谁投票，而是就什么投票。”②这样，波比奥就在对民主程序问题的关注中为资本主义民主做了极有力的辩护；而安德森则在对民主主体问题的聚焦中为社会主义民主做了强有力的捍卫。
这一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就与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民主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传承性。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民主制“不是那种曾经同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对立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制，而是这种同中间阶级和财产对立的民主制。以往的全部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中间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是备受压迫和凌辱的，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虐待他们；在英国，民主制反对贵族制的斗争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消除社会的祸害。民主制的平等只是空想，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的或整个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到底。因此，这个阶段也只是一个过渡，是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有待进行试验，从中必定马上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要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①。因此，与马克思有关民主制度的设想相一致，安德森所希望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间接的代议制民主，而是社会主义的直接的民主制度，这一民主制度就不是代表某个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利益的民主制度，而是代表被统治阶级的或人民大众利益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以社会大众为基础的真正的民主制度。
对于社会主义的平等问题，安德森不仅反对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而且也反对国际间的不平等。在对国际关系问题的考察中，安德森对比了当代最杰出的三位哲学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和波比奥(Norberto Bobbio)的思想②,认为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将其注意力移向了国际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种种道德的或工具性的方案，但都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这些方案需要一种几乎不可能的人性的转变。在安德森看来，“如果战争的根源在于国家的制度，那么在逻辑上就有两种可能的补救措施。如果冲突是由国际关系的结构所产生的，那么就需要某种法则性的解决方案；如果冲突的原因是由构成国家体制的内部特性产生的，那么解决方案将不得不是社会性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和平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超级大国来确保，它应该被赋予全球性的垄断力量，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统一
的法律秩序。在第二种情况下，和平只能通过向社会主义过渡来实现，这会导致国家自身的普遍消亡。或者是单一的霍布斯式主权，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质的飞跃：这就是选择面”①。也就是说，国际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两种，第一种办法是一种制度化或法律化的解决，这一解决会导致一种霍布斯主义或者超级大国的专制政体的危险；第二种办法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解决，这一选择会导致国家自身的普遍消亡，最终实现国际秩序的和平转变。对此，安德森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认为这一社会主义的解决不仅能够解决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而且能够解决国际间关系的不平等问题，因为国际间关系的不平等直接源自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同样，安德森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有关核战争等问题的社会主义解决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和想法。在他看来，这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战争状况并不像某些新的乌托邦分子所认为的那样，起因于人类道德的固有错误和偏见，而是起源于世界性的阶级斗争，尽管这种国际战争的潜在后果超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但其根源仍根植于这一对立之中。因此，尽管西方的统治阶级出于理智的思考会意识到这一无限贮藏核武器的危险和代价，会对核裁军做出让步，但他们绝不会成为完全禁止核武器和和平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