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试图创立一种“革命的政治学”。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不同，安德森既没有像列宁那样创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也没有像葛兰西那样创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而是相信自由而独立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工人阶级的引导和带领作用。然而，这一知识分子的“替代者”的角色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将取代工人阶级而成为社会主义的代理人，而是说知识分子将帮助工人阶级塑造出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文化，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义的意识和行为，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以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理想国。

(一)革命的历史依据

安德森依旧遵循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议程，认为社会主义的代理人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策略是革命主义。在他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进步就在于打破这种僵局，确定植根于历史的具体的经济生产形式之中的特定社会力量的地位，作为能使旧制度得以推翻的‘阿基米德点’——由资本主义的产生所造就的产业工人阶级的结构地位。”①然而，这一策略的依据在哪里呢?安德森认为，它是历史。那么,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到怎样的经验教训?

安德森用诘问的语气质疑道：

如果没有武装冲突和内战，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主要发达国家中获胜，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还是美国。然而，是否可以设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经济过渡仅仅是从一种私有产权转向另一种私有产权，那么这一从私有产权向集体产权过渡中所包含的更巨大的历史变迁，必然会使对权力和财富的剥夺更加剧烈，它能够承担更少伤害的政治形式么?同样地，如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的这一连续过渡产生了统治和表现类型的划时代的变革——从古代部落制到中世纪庄园制再到资产阶级议会制，而没有提及帝国的、绝对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那么,这一放弃了工人委员会和官僚国家的社会主义之路在未来可能不会这样做么?②

因此，历史向我们证实，我们需要革命。理论可以预测，但只有未来的实践才能证实。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根本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种种斗争的真正仲裁领域是历史，不是对未知未来的预测，而是对已知过去的检验。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每位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立足的历史学家的坚实土壤之上，证据指向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传统更大的说服力和现实性。

然而，对于“革命”一词，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分别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对于汤普森而言，他认为所谓革命不是指一种狭隘的政治革命，而是指一种思想的或文化的革命，是指两种制度模式或生活方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指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概念而非一个结构变迁的概念，是一个社会权力的转变过程而非一个暴力危机的转变过程。在1960年《革命》一文中，他写道：“这一突破性的时刻不是一种狭隘的政治概念，它将整个社会中两种制度和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政治意识将变得突出：每一种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都将保护私有财产；人们将被迫由于这些实践而实施他们全部的政治和工业力量”①。在《再革命》一文中，他重申了这一思想：“革命的历史概念不是‘结构’的转变或‘变迁’的时刻，它无须大变动的危机或暴力。它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概念，借此，民主的压力无法包含于资本主义的体系之内；某种程度上，危机是突如其来的，它导致了一系列相关的危机，这些危机导致了阶级、社会关系和制度中的深刻变革——在时代的意义上是权力的‘变迁’。”①因此，汤普森所理解的这一“革命”就是一种历史过程的概念，而非一种结构变迁的概念。或者进一步说，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文化制度和思想意识之间相互对立和彼此转变的历史时刻，既非经济危机剧变的历史时刻，也非政治权力冲突的历史时刻。简言之，汤普森所设想的革命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

对于安德森而言，“革命”一词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它不是指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指一种政治斗争的革命。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极为流行而现在又极受诋毁的词汇而言，他做出了一种极为古典的界定。在他看来，“革命”一词最初创始于17世纪晚期，是指一种完全的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即推翻一种旧的国家秩序并创建一种新的国家秩序。1640年，英国内战被简单地称作“伟大的反抗”;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了一个永久的名称“光荣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连路易十六本人都认为这是一场革命而不是一次暴动。从形式上看，“革命”一词具有一种明确的、非延续的时间的边界；从内容上看，它始于一个社会的危急时刻，也止于一个社会的危急时刻，它是指一种来自下层民众的对于国家秩序的政治推翻和取代。②在此，安德森所理解的“革命”主要是指一种社会结构变迁的时代，也是指政治危机爆发的时代，换言之，它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斗争和激烈冲突的时刻。因此，安德森所设想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①

同样，安德森在对19世纪末英国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解读中，也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的经典认识和思考。当威廉·莫里斯因其著作《约翰·鲍尔的梦》(A Dream of JohnBall)和《无处来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而被汤普森解读为一个极具浪漫的和道德的改良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时，安德森则把他解读为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因为“与任何同时代的人相比，莫里斯在其探讨中是更加——一贯而显著地是——革命的。其策略想象的独创性和战斗性是其最伟大之处”②。在莫里斯看来，社会主义者应该采取革命主义而非改良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整体被明确看作任何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可逾越的真正的最终障碍。“那些认为通过点滴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现存体制的人们低估了我们所生活的强大机构的力量，并且它们分配给我们每人一个位置，如果我们不选择去适应它，它就会压迫我们直到我们适应。一种强大的武力只能用武力解决。如果不动用所有反抗的力量的话，它就不会自行解体，也不会丧失任何真正本质的东西；它不是丧失它所认为的重要东西，而是将推翻头顶上的整个世界。”①

同时，安德森借鉴了莫里斯所设想和描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典情节，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然经历一种“双重权力”革命局势的最初情节。首先，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局势到来之前，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创建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制机器，与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机器相对，这些具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权力形式的出现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短期目标，这一短期的政治实践应自觉地把工人阶级的当前需求和旨在推翻和破坏资产阶级现存政治秩序的革命目标相结合。由此，这一社会主义的民主制机器与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机器形成了鲜明对照和截然对立，出现了双重权力的局势。其次，当社会主义的革命局势到来之时，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部署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制性或压迫性的政治机器而非代议制的文化机器，这时，就必须动员社会主义的民主制机器来取代资产阶级的压迫性机器，同时取消议会制机器的合法性。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权力”局势的到来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就不允许任何逐步的和渐进的解决。当资产阶级国家的统一性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秩序遭到破坏时，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陷入革命与反革命的冲突之中。在这样的冲突中，社会主义将需要一个大众的基础，而非少数的独裁，在最后的局势中，社会主义者将力图避免武力的解决，也不会播散求助武力的幻象。②在这样一种设想中，安德森所真正想要说明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时刻，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都将同时到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基础，而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条件，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策略所无法逾越的真正障碍，同时也构成了社会主义改良策略的最终障碍。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要在历史上加以解决，如果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想要得以最终解决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必须最终抛弃这一改良主义的或“半个半个的社会主义”(demi-demi-Socialism)的策略模式，走向一种革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

因此，对于安德森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就“意味着一些更艰难、更明确的东西：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解体，从生产方式上对有产阶级的没收；一种新的国家和经济秩序的建立，其中，相关的生产者首次对其工作生活和政治政府实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①。在他看来，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就意味着一种从资本主义性质向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转变，包括经济秩序的根本转变和政治秩序的根本转变，一方面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的根本建立，另一方面是与资本主义的代议制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建立。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的重新创建中，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推翻和取代，才能实现社会的生产者对社会制度的真正管理和控制，形成一个真正的属于民众自己的政府。

可见，安德森的这一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就与马克思和列宁等经典作家的革命思想相类似，具有明确的政治革命的内涵和意义，并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革命思想不仅仅具有狭义上的政治意义，同时也具有一种广泛的社会意义，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种全面变革，因而是一种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在《评的》一文中指出：“如果说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不是同义语就是废话，那末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却是合理的思想。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①在安德森看来，政治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环节和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政治革命就谈不上社会革命的实现，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变革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建立。

(二)革命的现实转变

从历史渊源来看，以安德森为代表的政治革命的策略模式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革命的策略模式实质上源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坚守的革命主义与卢森堡和葛兰西所坚持的改良主义的两种理论谱系。然而，从现实意义来看，安德森认为这两种策略模式之间的理论划界不是为了阻碍两者之间的有益交流，而是为了促进两者之间的互补交流，但无论哪种模式，在今天都没有实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转变，这就是它们所存在的一个共同的关键的现实基础。

对此，安德森指出：

前者的核心缺陷在于，它难以说明在统一的议会民主制中产生的双重权力对立体制的合理性：至今苏联或委员会的所有事例都出现于分裂的独裁制国家(俄国、匈牙利、奥地利),失败的军事统治国家(德国),上升的或颠倒的法西斯主义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相反，后者的困扰之处在于，它难以对构建了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和平中逐渐解体的可能性，或者对市场经济转变为它的历史对立面的改良主义转变提供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至今，所有改良主义政府的事例或者简单地适应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经济，改变了自身的性质和目标而非它们所管理的社会的性质和目标(英国、挪威、瑞典、西德、奥地利),或者假如它们在其目的上是严肃的，但是被军事力量所残忍打败(智利)。①

在安德森看来，这一革命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无法说明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代议制和无产阶级民主制的双重权力模式的合理性，因为这一双重权力模式在历史上仅仅出现于某些独裁主义、军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中；而这一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则无法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转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事实上，它们不仅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和目标，而且改变了它们自身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目标，走向了一种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的基本框架之中。

因此，在这种现实的困境之下，唯有把这一革命主义的策略模式和改良主义的策略模式相互结合，互为补充，才能为当今的社会主义策略思想提供积极的和有益的指导。在安德森看来，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自身立场出发对于这一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做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如尼古拉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State,Power,Socialism)和乔治·霍奇森(Geoffrey Hodg-son)的《社会主义与议会民主制》(Socialism and Parliamentary Democ-racy)提供了最明智和最具独创性的说明；恩斯特·曼德尔的(ErnestMandel)《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提供了对社会主义策略模式最具说服力的批评；马西莫·萨瓦利(Massimo Salvadori)的《卡尔·考茨基和社会主义革命》(Karl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提供了社会主义策略模式有关当代争议的最佳历史背景。①

同样，安德森在1976年《葛兰西的自相矛盾》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中应加入一种社会主义的道德内容，因为在推翻和破坏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之前，社会主义运动首先需要赢得忠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意识形态的工人阶级的信心，赢得工人阶级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支持和认可，以获得一种文化上的领导权。同样，他在1980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一书中也认为，应把社会主义道德置于其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框架之中，左派的革命政治学中应加入一种道德的现实主义以打破其政治的孤立。一方面，他反对汤普森对于斯大林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抽象道德批判，因为它无法提供对于历史现象的令人满意的科学解释；另一方面，他认为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学需要一种道德的想象，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因素，它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彼此联系的桥梁。因此，在革命左派力量贫乏的历史状况和现实条件下，安德森欢迎作为社会主义者莫里斯的介入，因为在他看来，莫里斯的《无处来的消息》的真正力量不仅在于其社会主义道德的乌托邦想象，而且在于其现实主义的反抗力量，相信当代革命左派能够从这一事例中吸取教训并摆脱落后状态。

就安德森的革命政治学而言，这就意味着在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信仰中加入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受到工人阶级的认可和接受。假如汤普森的社会主义的道德呼吁能够吸引听众，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一革命社会主义的理想传达给工人阶级，最终成为一种促进民众激进化和革命化的手段和方式。他明确指出：

无道德的策略是一种权谋的计算，它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毫无益处和作用。斯大林主义在那个时代确实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一种无价值的权力：像拉科西(Rakosi)或撒加利亚迪斯(Zachariadis)这样的人物就是最致命的标志。无策略的道德是一种仅仅配有反敌对世界的道德的人本社会主义，注定走向不必要的悲剧：无武力的贵族只能导致灾难，正如杜比克(Dubcek)和阿连德(Allende)所提醒我们的。①

然而，安德森并没有为社会主义的未来理想国提供任何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勾画出任何社会主义民主的未来趋势，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中加入一种道德的现实主义，也只具有唯一的宣传性和鼓动性，最终走向了一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