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德森看来，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普遍缺乏一种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思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典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没有人提出过有关社会主义策略的思想，只是说他们没有形成一种全面系统的有关欧洲资本主义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列宁不仅创建了一种系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组织了一场社会主义的革命，并创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葛兰西提出了有关西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葛兰西在这方面是唯一的例外，这象征着他的伟大，使他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所有其他人物。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只有在他身上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革命统一……”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列宁的革命主义策略模式仅仅局限于东欧甚至俄国的版图之内，它无法被西欧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复制；同样，葛兰西的改良主义策略模式也没有为西方的无产阶级提供一种完美的解决。因此，安德森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止步和忽视的地方开始了他有关社会主义策略模式的研究。

在1965年《社会主义策略问题》一文中，安德森区分了东西欧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一种是列宁主义，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为西欧勾勒出一种霸权的社会主义的策略纲领；在1976年《葛兰西的自相矛盾》一文中，他对葛兰西所提出的“阵地战”策略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和批判，提出了“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在1980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一书中，他提出了这一革命的社会主义策略应与一种道德的现实主义方案相结合，才能使革命左派摆脱当前的困境，走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前景。

(一)两种策略模式的不可行性

安德森认为，英国左派普遍缺乏任何社会主义策略的思想和视角，其政治学的基础不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科学研究，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这可以看作英国左派1961年以来不断衰落的一个关键因素。实际上，这不仅是英国左派的一种独特现象，而且也是欧洲左派的一种共同现象，他们从未成功地阐述过任何可行的社会主义的策略方案。正如他尖锐批评的：“发达国家的左派普遍缺乏现实的战略思想——既不能阐明超越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可行的前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同其先辈共有的东西是‘战略的贫困’,而不是‘理论的贫困’。”①

安德森在《走向社会主义》(1965年)论文集的《社会主义策略问题》一文中，对于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进行了详细探讨，认为它们分别对应东欧和西欧两种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在东欧，列宁主义的策略模式就是一种完美的适应和体现，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就是一种不完美的适应和体现。可以说，20世纪以来，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策略模式支配了整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强调只能用革命的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实现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推翻和取代，以获得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他写道：“如果没有一场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取代就是不可能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可避免导致了对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知……如果没有暴力革命，没有对统治阶级所创建的国家权力机器的摧毁，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就是不可能的……”①然而，六年之后，韦伯做出了相反的宣称，认为社会主义无需通过激进的革命的手段去实现，而只能通过逐步的改良的方式去实现，或者说只能通过议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去实现，也就是通过获得绝大多数人的一致同意和认可来实现。他写道：“让我坚持我们的反对者所习惯忽视的，以及他们似乎从理智上无法理解的，即我们改革计划的不可避免的渐进性……对于工党而言，很简单，社会主义扎根于民主制度；它必然促使我们认识到朝向我们目标的每一步都依赖于至少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和支持。因此，即使我们的目的是立即使一切革命化，我们也必须在这一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和在某种方式中做出每一项具体的变革……一旦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必要性，首先把我们的原则放到法案而通过委员会逐条实现时；然后把我们的原则放到适当的机器而使它们在王国和其他地方付诸实施——这就是工党对社会主义所做的——这一渐进的不可避免性应该受到赞赏。”①

因此，对于列宁而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短暂的、彻底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于韦伯而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长期的、逐步的和曲折的，工人阶级只有依照议会制的宪法框架，赢得民众的选举，占据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才能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

这两种策略模式成了东西欧政治地理分界的典型代表，它们分别对应于两个世界和两种历史。在俄国和南斯拉夫，列宁主义的形象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而成为了现实，并在其他东欧国家中得到了部分实现。可以说，社会主义在欧洲几乎一半以上的广阔区域内获得了最初的实现，经济上实行了一种集体所有制，政治上实施了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这一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却在西欧遭到了抵制和拒绝。在他们看来，这些东欧国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是一种独裁主义和专制主义，因而采取了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模式。在安德森看来，如果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超越了必然和异化的自由王国，那么它还远远没有在俄国或其他东欧国家中实现。在此意义上，拒绝把东欧国家看作社会主义就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如果把它们看作历史上不民主和不合法的形式而完全拒绝它，就是错误的和不必要的。尽管苏联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所发生的集体化和大清洗等是一种历史的罪行，但它依然是人类在20世纪初创建社会主义的部分尝试和努力，而作为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在20世纪犯下了令人无法饶恕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行和错误。

因此，安德森对东西欧的两种策略模式给予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对列宁主义模式采取了肯定和赞成的态度，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却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对于前者，安德森指出：“列宁主义几乎完美地适应了那个时代和地区的具体条件。其核心策略在于对现存国家权力的夺取和摧毁。确切来说，在这一由匮乏所支配，国家所整合的落后的和未充分发展的社会中，这一策略就具有自身的意义。”①也就是说，列宁主义的策略模式之所以采取了对当时现存的封建国家权力的摧毁和夺取，在于其自身所处的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条件。“苏联共产主义的真正历史基础既不是专制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匮乏。”②首先是物质的匮乏。在1931年，这一巨大的衰败的和落后的国家没有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来满足全部的人口，没有生产出足够多的面包，也没有生产出足够多的鞋子，物质的生活资料越来越少，价格却越来越贵；其次是人的匮乏，仅仅1/4的人能够阅读和书写，1/500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1/200的人受过技术训练，1/40的人拥有工厂的工作经验；再次是价值的匮乏，没有任何持久的政治制度，没有任何民主的文化传统，没有任何广泛传播的社会理想，也没有任何民族的身份意识；最后是时间的匮乏，在国内的敌对势力和外国入侵的持续威胁下，这一俄国的工业化进程就

在不到西欧工业化发展的一半时间中开启。①因此，这一必然性的王国就不存在任何基本的物质基础、工业设施、共同文化、政治传统和民族身份，此时，国家就成了唯一的社会现实，而不存在任何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等的市民社会结构。

相对而言，安德森认为这一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并没有像列宁主义的策略模式那样极好地适应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地理位置，其历史记录是相当贫乏的。20世纪初以来，几乎所有西欧国家中都出现了大量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而且，作为最大的工人阶级党派，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优势稳步增长，它们组建了自己的政府并实施了一些相应的社会改革措施。然而，在社会民主党存在的60年来，西欧还不存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存在一种真正的社会民主制度，即使在最富裕和最民主的瑞典，也仅仅是宣称比40年或50年前更接近于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有关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改革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成果，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实践成果。因此，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是极为有限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力之下被迫放弃和稀释了其最初的社会民主制的目标和原则。表面上看，它是一种恰当的适应，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错误的适应，只是把议会民主制当做资本主义权力的核心，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多中心的权力制度，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军事的。“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关键错误就是一种策略的错误——一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本质和实现方式的根本的和基本的误解。”①由此，安德森得出结论，这一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终点不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而是社会民主制的自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种策略模式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截然对立的：暴力与法律、纪律与民主、积极与消极；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两种策略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相似，它们都把其核心策略置于国家之上，而使市民社会外在于整个轨迹之外。但差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完全的适应，后者是一种错误的适应。因为在东欧，国家是社会行为和变革的唯一航向，市民社会没有任何独立于国家的结构化的存在，某种形式的列宁主义就是必要的和适当的；而在西欧，在消除了匮乏的情况下，市民社会完全居于国家之上，这一基于议会民主制的变革就是错误的和不适当的。

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不是单独或优先位于议会民主制中的，它存在于一些具体的和多样的微观的社会制度之中，如家庭、学校、工厂、政府、报纸、电影、银行、实验室、军队、宗派等。同时，这些微观结构反过来又构成了更为宏观的社会制度，如经济、科技、教育、官僚和军队等。无论是微观的社会制度，还是宏观的社会制度，它们都具有自己独立的外观和特性，而议会民主制度仅仅是其中之一。因而，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并没有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没有看到“社会学上的他治”,只是被这一议会民主制度所催眠，试图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选举竞争或民众的一致同意来获得权力。尽管这一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是可能的，但这一社会民主党所承诺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变革是不可能的。客观上讲，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霸权阶级的权力结构所中立化了；主观上讲，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本身仅仅局限在它所设定的短期目标之内而丧失了长远的目标，仅仅为了获得权力而牺牲了最初的原则，仅仅陷入了选举主义的怪圈而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举措。因此，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就是一种极不完全的或极为有限的策略，而非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

因此，安德森基于对东西欧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权力结构的解读，得出了对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模式的不同评价，认为列宁主义正确完美地适应了俄国及其东欧地区和国家的社会历史状况；而社会民主主义则错误地适应了西欧地区和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因为列宁主义把作为政治统治的国家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手段就是正确的，而社会民主主义把作为议会民主制的国家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机制就是错误的，通过民主选举制的游戏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安德森试图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找到一种正确而有效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

(二)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

对于西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而言，安德森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运动战”,俄国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阵地战”等理论之间的对比和梳理以及对这些理论的交叉和融合，最终提出了他自己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思想。

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体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唯一一位思想家，也是第一个从当代资产阶级的权力结构来追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性和新奇性的唯一一位政治家，还是第一个为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无产阶级寻找具体的社会主义策略的唯一一位革命家。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对比了列宁的“运动战”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托洛茨基的著名的不断革命理论是对一个国家中一般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政治反映，其国民生活的结构是初始的和松散的，无法成为‘战壕’或‘堡垒’。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说托洛茨基显然是‘西方的’,但实际上是世界主义的——也就是说，表面上是西方的或欧洲的。另一方面，列宁是彻底民族的和欧洲的……似乎对我而言，列宁解释了一种改变是必然的，从胜利应用于1917年东方的运动战到西方唯一可能的阵地战……然而，列宁并没有时间去扩展他的公式——尽管他能够从理论上加以扩展，但基本的任务是国家的；它要求对地形的勘测和市民社会因素所代表的战壕和堡垒因素的认知等等”①。可见，葛兰西对列宁的“运动战”思想表示了极大的认可和赞成，而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思想却表示了某种反对和批评。在他看来，托洛茨基在《结果与展望》一书中有关俄国革命发展的描述是“呆滞的和抽象的”,在1924年以后对东西欧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社会主义阵线所采取的修正看法也是“毫无意义的官样文章”。总体上，葛兰西把托洛茨基看作“一个从正面进攻只能导致失败时期的政治理论家”①。相反，葛兰西基本赞同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思想，尤其是“运动战”的策略模式，认为列宁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对领导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葛兰西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特殊的霸权结构，也基于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特殊的社会主义战略，为西方无产阶级提供了一种“阵地战”的策略模式。与“运动战”的策略不同，这一“阵地战”的策略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阵营之间的短期的和彻底的革命，而是长期的和持久的革命，既要攻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又一个堡垒，也要攻破市民社会的一个又一个战壕，才能最终走向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这一革命策略变成了两大阵营在固定位置之间的一种持久的、不变的阵地战，其中，每一方都试图从文化上和政治上侵蚀对方。‘这一包围就是相互的、集中的、困难的，要求额外的耐心和创造’”②。

然而，安德森指出，葛兰西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的真正问题在于，他是否把这一“阵地战”的策略仅仅作为“运动战”的一个必要准备?或者说，他是否把“阵地战”与“运动战”的两种策略加以整合?在葛兰西的某些文本中，似乎存在着这样的反思和说明，但往往是间接的、模糊的和转瞬即逝的，但在其核心的文本中，他走向了一种“阵地战”的改良主义的策略模式。在他看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仅仅是一个“外部的轮廓”,市民社会则是其背后“强有力的堡垒和土木工程系统”,换言之，市民社会不仅确保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秩序和稳定，而且构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终极障碍。最终，这一“阵地战”的策略模式就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社会结构而具有了一种政治的至高无上性，“在政治中，阵地战就是领导权，领导权就是通过永恒的有组织的同意来实施统治”①。对此，安德森认为，"葛兰西从未放弃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最终夺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的这一基本信条，但其有关西方的策略公式也没有整合它们”②。也就是说，葛兰西从未把“阵地战”和“运动战”的两种策略加以有效整合，把“阵地战”看作一种最终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而把“运动战”仅仅看作一种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作用。因此，葛兰西的这一社会主义策略模式并没有为西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一种真正的有效的解决。正如林春在《英国新左派》一书中所认为的：“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体现了理论和实践之间革命统一的唯一一人，但其策略公式并没有整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暴力推翻资本主义这一最终的目标，最终陷入了改良主义，因而无法为西方工人阶级的未来提供一种政治的解决。”③

与此同时，安德森具体分析了列宁的“运动战”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这一革命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也无法为西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列宁一方面区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两个阶段；另一方面区分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两个方面，提出了从“运动战”向“统一战线”的转变。在1917年3月的《远方来信》中，他首次提出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在《四月提纲》中，他又明确提出从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缺乏，政权落入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阶段，政权应回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手中。对于列宁而言，无论是在资产阶级的革命阶段，还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阶段，革命的领导权都应该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由此，列宁提出了一种“运动战”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思想。

同样，安德森认为，托洛茨基提出了“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来解释和预言俄国革命的道路，并强调了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不间断性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然而，1924年之后，托洛茨基就把这一“不断革命论”的思想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扩展为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如他在《不断革命论》一书中所系统阐述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背景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不单单取决于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更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在本民族范围内是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上升到国际主义的层面才能够完成。①在安德森看来，在这一“不断革命论”的理论扩展中，如果说托洛茨基通过这一“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来解释和预言俄国革命的道路，那么就是正确的；如果说托洛茨基通过这一“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来解释和预言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就是错误的。因为在托洛茨基看来，俄国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出现介于中间状态的资本主义稳定期，工人阶级的革命仅仅在沙皇专制结束后短短几个月内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然而，托洛茨基又把这一俄国的革命公式加以普遍化，宣称今后在任何落后的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再有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期。②显然，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思想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国际主义的革命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应该像俄国一样坚持一种“不断革命论”的思想，这就使得托洛茨基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扩展充满了问题和错误。因此，在安德森看来，无论是列宁的“运动战”的革命策略，还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思想，都仅仅局限于东欧甚至是俄国的版图之内。

由此，安德森设想了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最终时刻，为西方的无产阶级提供了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策略。在他看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时刻，无产阶级的自由和暴乱就会相互结合，只有这一结合才能在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的堡垒中获得胜利。同样，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最后时刻，作为强制性或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将会最终取代议会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重新占据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统治地位，并构成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最终障碍。因此，在革命运动的最后时刻，最具决定性和主导性的国家机器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机器，而非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统治机器，正是这一政治统治机器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障碍。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到来之前，无产阶级应该采取哪些步骤和程序呢?安德森写道：“在夺取权力之前，所迫切需要的是赢得工人阶级。实施这一夺取的方式——不是国家的制度而是工人的信心，尽管最终两者无法分割——是今天任何社会主义策略的首要议程。”①可见，安德森一方面采纳了葛兰西的“阵地战”的策略思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是实施一种“阵地战”的策略，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赢得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任和忠诚，以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权力”的局面；另一方面，安德森采用了列宁、托洛茨基的“运动战”的策略思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是实施一种“运动战”的策略，夺取和推翻资产阶级的各个国家机器，包括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最终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在安德森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的议程中，他不仅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主义的策略模式，而且结合了葛兰西的改良主义的策略思想，形成了一种革命主义与改良主义相结合的双重策略模式，认为改良主义策略是社会主义议程的必要前提，革命主义策略是社会主义议程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