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德森看来，权力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存在，它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层面和要素中，但由于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具体历史构成和社会构成的差异，不同的权力各自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结构模式。就安德森的学术视野而言，他所关注的是世界性的，但其焦点是欧洲的权力结构模式，他不仅试图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模式及其本质给予一种清晰的勾勒，而且力图对东西方社会权力结构的类型差异做出某种轮廓性的解释。

(一)西欧社会权力结构的本质特征

按照葛兰西的观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看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总和。通常情况下，资产阶级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来进行统治的，就其所依托的国家机器而言，大众并不是在法庭、监狱、军队、警察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中被迫地接受统治，而是在家庭、学校、教会、党派、法律、文化、工会等“意识形态的机器”中自愿地接受和认同资产阶级统治。这一统治对于大众来说更加难以抵抗，因为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从内心深处来塑造人们，使人们不知不觉地认同了这种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中，文化统治比政治统治发挥着一种更为根本的作用。

然而，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的这一理论并没有真正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真正本质。因为在俄国，这一领导权的术语所探讨的是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两个非对抗阶级之间的关系，因而采取了领导权或同意的形式；而在葛兰西的使用中，这一术语所探讨的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因而必然包含强制和同意两种形式。

尽管葛兰西在第二种解决中也确实意识到了同意和强制两种形式的联合存在，但依旧存在一种结构的不对称，其实，无论是第一种解决还是第二种解决，都高估了文化统治的作用，而低估甚至忽视了政治统治的核心作用。

对此，安德森提供了他自己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模式的独特解释和说明。他一方面采用了葛兰西有关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军事是最为根本的(fundamental),而政治是主导的(preponderant);另一方面采用了阿尔都塞有关“决定(determination)”和“主导”(domination)之间的概念区分，认为政治是决定性的，文化是主导性的。在他看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权力结构包含两种模式，一种是由暴力所实施的强制或压迫的阶级统治方式，另一种是由自愿所实施的同意或领导权的统治方式，前者相应于政治统治，后者相应于文化统治。其中，文化统治居主导性或突出性的地位，政治统治居根本的或决定性的地位。他明确表述道：“如果要否认当代资产阶级权力体制中文化的‘优势’或主导作用，就会废除西方议会制和俄国绝对制之间的显著差异，并把西方议会制还原为一种神话……与此同时，如果要忘记当代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之内最终暴力的‘根本的’或决定性的作用就会回到改良主义，即选举的大多数能够通过议会制和平实现社会主义。”①

这就是安德森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文化统治和政治统治关系的说明。他一方面凸显了文化统治的职能，尤其是高度肯定了西方民主制的杰出成就，认为“西欧社会的构成与东欧完全不同，更不要说亚洲。他们高度发达的经济以及复杂深厚的历史已经完全创造出了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社会文化世界。这个世界伟大的政治成就就是民主制”①。同时，这一民主制的成就体现在诸如定期选举、公民自由、集会权力等一些具体的制度当中，所有这些就使民众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认为他们对国家实施了一种直接的、自我的管理，好像这一资本主义的国家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民众利益和大众权利的国家。另一方面，他强调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认为这一政治统治构成了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最终障碍。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马克思和列宁并没有做过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因为马克思生前没有见过这种民主国家的真正实现，而列宁所面对的是沙皇俄国那样的专制主义国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葛兰西使用了“领导权”概念专门分析了西方民主制国家，但更多地强调了文化统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政治统治的核心性。“在西方，资本通过这种多层的默契结构对劳工所施加的灵活而强有力的领导权，代表了一种比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所遭遇到的远远难以克服的障碍。”②因此，在安德森看来，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机器背后所渗透的不仅是阶级之间的文化统治，更是阶级之间的政治统治，这才是更为根本的和深层的核心要素。

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文化统治和政治统治之间关系的思考所关涉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社会主义权力的问题。在葛兰西看来，“一个社会集团对它试图用武力‘废除’或压制的敌对集团是主导性的，而对其姻亲或联盟集团是指导性的。一个社会集团在夺取政府权力之前能够而且必须成为指导性的(这就是夺取权力自身的一个主要条件);之后，当它实施和维持权力时，它变成了主导性的并且继续是指导性的”①。按照通常的解释，西方无产阶级首先需要掌握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然后才能夺取国家的政治领导权。正如科拉柯夫斯基所认为的：“无论如何，在葛兰西的学说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论点，即工人们只有在获得‘文化领导权’之后，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权力。”②但在安德森看来，这一论断遭到了极大的误解。因为这段话表明，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只适用于联盟阶级，政治领导权的实施则适用于敌对阶级，或者换言之，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只能发生在政治领导权的夺取之后。因此，正确的革命步骤应是首先赢得联盟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领导权，其次是用革命甚至暴力的手段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这一观点就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相一致，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不可能成为文化上的统治阶级，由于其所处的结构位置，它被剥夺了某些重要的文化生产方式，如教育、传统和闲暇，甚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文化上居主导地位的阶级在某些方面或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

然而，除文化统治和政治统治之外，还存在一种经济统治，也是安德森试图想要说明但却没有真正说明的一个方面。在葛兰西对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的说明中，安德森指出：“显然，被剥削阶级在资本主义中所遭受的直接经济限制的整个范围无法被归为压迫或同意——武力或文化说服的任何一种政治范畴。同样，无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这一正式二分法作为初始工具多么必要，都无法产生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同制度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知识。”①在安德森看来，这一有关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二元关系根本无法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复杂存在与结构，因为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外还存在一种更为根本的经济权力，这也是安德森所要指出的葛兰西说明中的真正内在缺陷。安德森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分配给所有的男男女女不同的社会阶级，并通过他们在生产方式中的结构位置来加以界定，这一阶级的划分便成为法律自由和公民平等的潜在事实。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的争论和交锋中，安德森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的事实，但这一事实却被排除在他们所设想的各种公平、正义等原则和程序的政治或哲学议程之外。对于哈贝马斯的协商制度而言，安德森指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就是其平等的法律制度背后的真正事实。“不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实际上有多么不平等——让我们声明，这种说法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几乎完全找不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讨价还价的过程所产生的法律结果仍然会是‘公正的’,倘若它们获得的相互交谈的机会是平等的话。随着这根魔杖的挥动，不平等竟然又变成某种类似平等的东西。”①同样，对于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所设想的正义理论而言，安德森也指出这一正义理论的背后所渗透的是深层的社会的不正义和经济的不平等。“如果现代国家像罗尔斯所描述的那样，身处在民主信念和传统之中，那么在公民自由和平等的实现上怎么可能出现僵局?……如果罗尔斯追求后半句的逻辑，而不是迷惑人的前半句的逻辑，不是去迎合国家，而是更多地关注僵局，那么他肯定会写出一部更好的著作。他这部主要著作所需要的续篇，其标题应为《非正义论》。”②因此，在安德森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权力的视野中，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是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所竭力掩盖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安德森试图提出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权力结构的总体模式，包括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三个层面。其中，经济权力，也就是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统治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居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文化权力，也就是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统治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居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政治权力，也就是强制的或暴力的统治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居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它们既相互区别，又彼此统一，由此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权力结构模式，也是一种整体的和总体的权力结构模式。同时，在这一总体的社会权力结构模式中，安德森尤其凸显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权力，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独特的统治方式，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东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区别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强调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这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最主要障碍之一，也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克服的最重要难关之一。

基于以上对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结构模式的认识，安德森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了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策略，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想走向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政治层面的激进变革，推翻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构建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全面变革。同样，对于社会主义权力而言，只有当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在性质上完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权力结构时，权力才可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层面和要素中回归到无产阶级或人民大众的手中，而非掌握在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的手中。这样的革命才是完全的和彻底的革命，这样的社会也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这样的权力才是真正大众的权力。因此，安德森所提供的策略是一种“革命的政治学”,所期待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民众领导权”的理想社会。

(二)东西欧社会权力结构的类型差异

安德森不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模式做出了重要说明，而且试图对东方资本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类型差异做出重点诠释。这是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相关的更为宏大的问题，同样需要回到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的核心文本去解决。在这一核心文本中，葛兰西做了初步的回答。在他看来，在东方，国家优越于市民社会；而在西方，市民社会优越于国家，也就是说，在东方，国家的政治统治发挥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在西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发挥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

在安德森看来，尽管葛兰西试图理解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社会权力结构的类型差异，但他从未能够对东西方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类型差异做出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因为，“这一简单的地理对比包含着一种不受质疑的东西方之间的同时代性。然而，如果转向社会结构，它暗含了某种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东西方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历史对比”①。尽管葛兰西强烈意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新奇结构，但从未意识到俄国的绝对主义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封建国家机器；相反，列宁认识到了俄国的绝对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国家机器，但始终没有认识到西方议会制与东方独裁制之间的真正区别。在《社会主义策略问

题》(1976)中，安德森就已明确指出东西欧国家之间的结构差异，前者是沙皇专制的封建主义国家，后者是议会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随后，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也明确指出了这一区别，认为西欧国家是一种代议制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东欧国家尤其是沙皇俄国，是一种专制主义的独裁政府。这一区别就使得东西方之间的社会权力结构的类型差异获得了一种真正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是历史上的。

那么,东西方之间的社会权力结构类型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呢?安德森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的思考。他认为，如果东西方之间的社会权力结构的类型差异仅仅包含一种地理的或空间的差异，那么这一对比就是一个谬论；如果两者间的差异包含了历史的或时间的差异，那么这一对比就是正确的。因此，对欧洲封建主义的不均衡发展历史的理解就成了解决东西方社会结构这一理论难题的必要前提。正如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卷本史学著作中所部分完成的。他在封建主义之后界定了绝对主义的历史时期，使我们能够大致清楚地看到俄国独裁制与西方民主制之间真正的类型的差异。不过，这仅仅只是一种初步的思考和启发，因为计划书写的但并未付诸笔端的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后两卷本，就为东西方社会权力结构的类型差异的真正说明留下了极大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