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西欧社会权力类型的研究中，安德森转向了葛兰西有关领导权(hegemony)的理论思潮，在对其领导权思想的分析和说明中走向了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类型的特殊解读，同时形成了有关东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权力结构类型的对比解读。

(一)领导权概念的历史演变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葛兰西是唯一一位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类型和社会主义策略模式进行了独特分析的学者；而在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当中，安德森是唯一一位对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进行了深入批判的学者。在他看来，葛兰西的“领导权”术语是对社会主义理论

① 参见李瑞艳：《基于民族性的社会主义诉求——安德森从英国民族性特征对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哲学思考》,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2(10)。

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研究

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正如他在《葛兰西的自相矛盾》的开篇之处所表达的：“当今，在古典时代之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像安东尼·葛兰西那样受到西方社会如此普遍的尊敬，也没有一个术语像他所使用的领导权那样被如此自由而多样地引用。在60年代早期，葛兰西的荣誉在意大利之外还是地区的和边缘化的，10年之后，这一荣誉就成为了世界性的。”①实质上，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成了安德森思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主义策略模式的一个理论出发点。

实际上，这一“领导权”的概念并非葛兰西的独创，它最初是被俄国的社会主义者用来解释无产阶级在反专制独裁的封建国家的阶级联盟中的政治主导地位和作用。这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有关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争论中尤为突出。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7月)一书中正式提出了“领导权”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不仅要争取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而且要争取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以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②

然而，在孟什维克成员看来，1905年以来俄国沙皇制已经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过渡，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因此孟什维克成员宣布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这一情况，列宁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应，并在一系列重要文章中重申了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治领导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和意识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他指出：“因为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尚未完成，一个革命的危机仍不可避免，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极为明确的。作为当代社会唯一的革命阶级，它必须成为全面民主革命中全民斗争的领导者，必须成为所有工人阶级和被剥削人民反抗压迫者和剥削者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并实施了领导权思想时，才是革命的。”①更为重要的是，列宁把领导权思想看作划分阶级的一个重要依据和标准，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并夺取领导权时，无产阶级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阶级，一个从具有自我意识的自在阶级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自为阶级，一个从合作的和改良的阶级转变为一个激进的和革命的阶级。他说道：“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只要宣布放弃或没有认识到领导权的思想，那么阶级就不成为一个阶级，或者还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行会或各种行会的总和……正是对领导权思想的意识及其在阶级自身活动中对领导权的实施才把整个行会转变为阶级。”②由此可见，在列宁的思想中，这一领导权思想主要是指一种政治的领导权，无论是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都应该实施一种政治上的领导权，一种政治上的领导和统治地位。

实际上，列宁的这一领导权理论对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葛兰西自己所评价的：“伊里奇(列宁)所完成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实现是伟大的‘形而上学’的事件。”①但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的这一领导权思想不是来自对列宁的领导权理论的继承，而是来自共产国际的相关讨论。因为十月革命之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有关领导权的讨论在革命之后成了一份秘密的档案，尽管葛兰西1922—1923年在俄国生活了一年，并学习了俄语，但他无法完全掌握列宁等人的相关文本。同时，作为第四国际的实际参与者，葛兰西非常了解那个时代共产国际有关领导权的讨论。在第三国际的前两次大会上，共产国际首次把列宁的这一领导权术语转变为一个国际范围内讨论的普遍现象，不仅俄国的无产阶级，而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要实施一种革命的领导权，通过革命主义而非合作主义的手段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无产阶级之所以是革命的阶级，就在于它们没有把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合作主义的框架，而是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中作为整个工人阶级和被剥削人口的指南而行动……如果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之内把自己局限于特殊的合作利益，并努力改善其状况——有时是极令人满意的，但也无法免除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即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和战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②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四次大会上，这一领导权的术语不再局限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而是首次扩展为资产①[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总是试图把政治与经济相分离，因为它十分清楚，假如它能够成功地使无产阶级保持在合作的框架之内，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危机会威胁到它的领导权。”①可见，这一共产国际的讨论对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和重要的影响。

这里，有关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的来源问题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历史考证。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葛兰西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了领导权的概念?其领导权理论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在安德森看来，尽管这一领导权的概念在葛兰西之前的作家中也可以找到，但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单元却是葛兰西自己的独创和发明。因为他首次把这一领导权的概念从俄国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转变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机制，这就是全新的和决定性的步骤。②

(二)领导权理论的自相矛盾

1926年葛兰西在《南方笔记》中首次提出了“领导权”问题，并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认为意大利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在反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联盟中成为领导的和统治的阶级，而且要在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一种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统治。在他看来，“都灵的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在无产阶级能够成功地创造一个阶级联盟体系——这一联盟允许无产阶级动员劳工人口中的大多数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它能够成为领导的和统治的阶级。在意大利，在这种现实存在的真正阶级关系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它能够成功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赞同。”①

随后，1929年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对领导权理论进行了具体而详细的论述。他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书当做自己理论的出发点，认为在所有的历史时代中，政治统治都包含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武力和暴力所实施的统治；一种是由同意和领导权所实施的统治，前者对应一种专制独裁的模式，后者对应一种领导权的模式。葛兰西经常把“统治”(domination)与“领导权”(hegemony)相对，有时，也把“统治”与“指导”(direction)相对。他写道：“一个社会集团的优越性包含两种形式：‘统治’与‘理智和道德的指导’。一个社会集团对倾向于‘消灭’或屈服的敌对集团是统治性的，对姻亲或联盟集团是指导性的。”②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统治”与“领导权”两种方式的作用被置于何处?尤为重要的是，“领导权”的作用被置于何处?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领导权位置的说明存在一种不断的漂移和变化，他总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统治”与“领导权”、“压迫”与“指导”(同意)这一二元对立的术语中进行论述，而这些术语又在《狱中札记》的神秘拼接中呈现出一种持续的迁移和变形，从而使领导权的位置也经历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变化和转移。

由此，安德森认为，葛兰西提供了有关领导权位置的三种不同的答案，第一种答案是领导权适用于市民社会，统治适用于国家，这是其最核心、也最重要的答案。“此刻，我们可以确定两种主要的上层建筑层面——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它通常被看作‘私人的’机构的集合，另一个可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一方面相应于统治集团在社会中实施的‘领导权’作用，另一方面相应于国家或‘司法’政府所实施的‘直接统治’或命令的作用。”①在此，市民社会实施了一种文化领导权，国家实施了一种政治统治权。第二种答案是葛兰西把领导权置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双重结构中，认为国家也实施了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第三种答案是葛兰西把领导权和统治置于国家的唯一场域中，认为国家是完全控制和支配着领导权的机器。

在这三种答案中，安德森发现并指出了葛兰西领导权理论中所隐含的三大矛盾。在第一种解决中，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的核心文本中表述道：

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初生的和凝结的。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有一个适当的关系，当国家不稳定时，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就显露出来了。国家仅仅是一条外部的壕沟，在它后面耸立着一个强有力的堡垒和土木工程系统……①

在此，葛兰西提出了东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不同模式，尤其强调了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在他看来，在东方，国家优越于市民社会；在西方，市民社会优越于国家。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统治是相对不重要的，而市民社会的文化统治是更为根本的。正是这一资产阶级的文化优势从根本上确保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这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权力结构模式的特殊之处。

安德森指出，葛兰西的这一解决仅仅把政治统治职能局限于国家，而把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局限于市民社会，这样就忽视了市民社会的政治统治的职能，极易导致一种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幻象。它相应于一种广泛传播的社会民主理想，即西方国家并不像沙皇俄国那样是一种政治统治和压迫的暴力机器，民众可以通过定期的民主选举制度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一种自我管理，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然而事实表明，这一民主选举制度并没有创造出一个专注于资本没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府。那么,这一悖论的理由究竟在哪里呢?它存在于无产阶级的首要的意识形态服从中。有学者认为，这一意识形态权力的核心位置应在市民社会，在诸如广播、电视、电影、出版、学校、教堂、报纸、政党等资本主义的交往方式的控制机制中去寻找；也有学者认为，它应该在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在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和工厂管理制度中去寻找。在安德森看来，这些观点包含了大量错误的幻象，对无产阶级的首要的意识形态的服从，既不应该从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层面去寻找，也不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层面去寻找，而应该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层面去寻找，因为正是这一代议民主制的国家机器使无产阶级产生了最根本的认同和服从，使他们无法设想一个不同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代议制国家的一般形式——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首要的意识形态关键。其特殊存在剥夺了工人阶级作为一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交往方式和其他文化控制机制的社会主义理想，因而解决了核心的意识形态作用……议会制，作为每四年一届或五年一届的人民意志的统治表述，反映了国家回归人民的虚假的统一，好像它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公民”之间的经济分化就由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法律平等所掩盖。他们在议会制工作中是完全脱离和不参与的。这一分离就持续再现给人民一种自由的最终化身，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点。①

安德森认为，葛兰西这一解决的错误在于，没有明确区分出资产阶级权力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的意识形态作用，并把这一意识形态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市民社会中，从而把代议民主制的国家机器中立化。在安德森看来，西方议会制国家的公民法律的总和，在资本主义的多元意识形态机制中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而市民社会的文化控制机制和市场经济的管理控制机制，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机制中仅仅处于一种次要的补充地位。

在第二种解决中，葛兰西宣称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相互平衡中来实施的，或者说领导权既位于市民社会中，也位于国家中。对此，安德森指出：“这一权力在同意和强制作用的分配上总是存在一种结构的不对称。意识形态被市民社会和国家所共享；暴力仅仅适用于国家。换言之，国家两次都未能进入两者之间的任何等式中。”①这样，葛兰西就把国家的政治统治作用转化为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在凸显国家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职能的同时也弱化了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更无法意识到市民社会的政治统治职能。

安德森认为，这一解决表明葛兰西对于第一种解决的担忧，葛兰西同时强烈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的意识形态作用，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作用的评价却是选择性的，不是集中于议会制的民主机器，而是集中于教育和法律制度。在葛兰西看来，“每个国家都是道德的，其主要作用之一是使绝大多数人提升到一个既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这一水平或标准相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而也相应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一种具有积极教育功能的学校和作为一种消极压制功能的法庭都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实际上，大量其他所谓私人的机构和活动都倾向于这一相同的目的，它构成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文化领导权的机器”①。同样，对于警察和法律这样一些国家的专门机器，葛兰西也倾向于把它们消融于一种更广泛的和更模糊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安德森看来，这一国家的意识形态作用就仅仅体现为对于民众的更一般的道德思想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上，无论是具有积极教育功能的学校，还是具有消极压制功能的法庭，都只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的教育机器，而非一种更狭隘的阶级意义上的统治工具。

在第三种解决中，葛兰西认为国家包括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从而把市民社会淹没于国家之中，这导致了一种极左主义的问题。他多次表述道：“国家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政府机器，同时也是领导权或市民社会的‘私人机器’。……实际上，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同一个东西。……市民社会也是‘国家’的一部分，事实上就是国家本身”②。在此，葛兰西就把领导权和统治完全置于国家的唯一场域之中，强化了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削弱了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作用，从而无法意识到市民社会的积极的和自主的作用，也无法描绘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之处。

在安德森看来，所有这些论述和解决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同意与强制的分配之外，还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在资产阶级的权力结构中同意与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在第一种解决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权力本质上采取了一种文化领导权的方式，它基本上依赖于工人阶级的同意与认可，这是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的信条；

在第二种解决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权力是在同意和强制的相互作用中实施的，毫无疑问，这是对第一种解决的改进，但两者之间的联合或增加并无助于两者之间关系的说明；在第三种解决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权力结构模式与东方的权力结构模式相一致，从而无法说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权力结构的独特性，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主义信条。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第一种论述和第三种论述是最具毁灭性的，第二种论述是更为根本的。

由此，安德森得出结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模式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中共同实施的，同样，政治统治的作用和文化领导的作用也存在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双重场域之中。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两者相互依存，互为统一，他们都具有双重的作用和功能，既实施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职能，也实施了阶级统治的政治职能。更为重要的是，相比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政治统治职能是更为根本的和本质的，因为前者仅仅是确保了民众的基本认同，但后者则确保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