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安德森试图给出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但由于他没有写出任何专门性的著作，本来计划书写的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和当代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后两卷本也始终未能付诸笔端，这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研究

就为理解其权力思想留下了极大的遗憾。然而，安德森早在《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中就提出了一种基于“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权力阐释模式，从而为我们思考权力问题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的参照框架。

安德森认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权力的解释中，往往把权力仅仅看作经济基础的一种外在表现和形式，不免带有某种经济还原论的色彩。在他看来，从长远来看，权力最终来自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或者说权力最终由经济所决定；从短期来看，权力可能或者由经济主导(如洪都拉斯),或者由政治主导(如中国),或者由军事主导(如德国),或者由意识形态主导(如西方国家),或者由法律主导(如未来社会主义)。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权力?权力本身是多中心的，它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诸层面和要素之中，这些层面和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和作用而形成了一种整体的权力结构模式。同时，由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具体历史构成和社会构成的差异，因而形成了一种有关权力结构的“具体的类型学”。他指出：“相反，需要的不是对权力最终来自社会所有权模式的这一陈旧观点的重申，迫切需要的是对当今不同权力形态的一种具体的类型学(a concrete typology)。"①

在这一类型学的模式之下，安德森详细分析了英国的权力结构。在他看来，由于英国特殊曲折的历史轨迹和独居一隅的地理位置，使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三角地形学”(triangular topography)的权力结构模式。简单来说，在英国，经济是异常强大的，军事或政治是相对不重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极其重要的。

从历史来看，军事或政治的相对不重要性是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经济的异常强大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源自英国古老的贵族阶级的权力模式。从现实来看，英国议会民主制是这一权力结构模式的具体体现。在欧洲国家中，这一议会制是独一无二的，它拥有一种不成文的宪法。这一宪法使英国社会承担了无法想象的危险，但它从未经历这一危险。自17世纪以来，英国贵族阶级始终维持着一种霸权地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它的威胁和压力就被调解和消融于这一制度框架之中。

这就是英国独特的议会民主制。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幻象，掩盖了英国社会真实的权力结构，“在英国，民主制就是霸权的赎金”①。实际上，贵族阶级的霸权仍是今天社会和平和政治民主的现实。当然，这一霸权秩序不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它允许在右翼(保守党)和左翼(工党)之间进行转换和调节，但也仅限于此。尽管议会民主制允许选举权的扩大，但也仅仅是整合对立阶级的一种有效机器，正是这一议会民主制的机器使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无法设想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世界。“代议制国家的一般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制——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首要意识形态关键。其存在剥夺了工人阶级的作为一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交往方式和其他文化控制机制的社会主义理想，因而解决了这一核心的意识形态作用。”①

然而，在对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分析中，英国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却给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解释。雷蒙·威廉斯称赞这一集体的民主制度是十分杰出的创造性的成就：“它(工人阶级)所产生的文化是一种集体的民主制度，无论是在工会、合作运动还是政治党派中……如果在背景中加以考虑的话，它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十分杰出的创造性的成就。”②同样，汤普森也认为这一社会主义世界的民主制度得到了有效巩固：“尽管我们无法忘记帝国主义这一突出阴影，但英国仍是一个相对人性的社会；某些仍远离社会主义世界的民主价值得到了巩固；在工资问题和更广泛的要求上，工人的讨价权力是巨大的。”③

可见，在对一般权力结构模式和英国权力结构类型的分析中，安德森把历史与社会看作权力解释的两种尺度和标准。从历史上来看，权力是具体的、特殊的；从社会上来看，权力是结构的、整体的。在所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制中，议会民主制是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中，政治社会中的议会民主制发挥了一种关键的和核心的作用；而市民社会中诸如广播、电视、报纸、学校、教堂、政党的文化控制机制和工厂、制造厂等经济管理体制仅仅发挥了一种补充的或次要的作用。这样，安德森在这一总体的社会权力的话语模式之内突出了政治文化的特有内涵和意义。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对生活于其中的工人阶级施加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认为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一种自我管理，从而偏离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剥削和财富异化的关注，更偏离了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关注。然而，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极为有限的民主，他所希望实现的是一种性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民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