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客观结构地位和主观经验意识的详细考察和论证之后，安德森找到了英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停泊处。在他看来，英国是欧洲国家中唯一一个既没有产生任何经典的社会学，也没有产生任何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也就是说，英国并不存在一种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或者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是极其薄弱的，它总是带有某种鲜明的改良主义与合作主义的经验色彩，根本无法承担起武装英国工人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任务，并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意识和行为构成了一种深层的阻碍和极具毁灭的力量。据此，安德森所开出的良方是引入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弥补本国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缺憾，创造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文化，并激发起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行为。然而，这一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构建并没有带来安德森所期盼的结果。后来，他也冷静地承认了早期努力的失败，认为“由于创作于反叛的时代，在极端的精神下，对所选目标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这一总体拒斥的代价是对本国的简单或误解，批判的夸大同时伴随着理疗的过度自信——一种理论的必胜信念并无助于所倡导的激进替代”①。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安德森的革命主义的理论策略与革命主义的激进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固有缺陷和局限。

因此，这里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安德森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构建要基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一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构建的结果如何?更确切来说，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塑造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行为方面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正如历史所证实的，这一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引入并没有带来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良好记录。尽管英国从1974年到1976年爆发了由煤矿工人所引发的全国大罢工，但最终以失败收场，之后也基本上没有产生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可以说，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推动英国工人阶级的运动方面的作用来说是微乎其微的。正如英国的右翼学者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所质疑的：“如果一种健康的文化仅仅只能由一种‘总体理论自身’加以担保的话，那么,密涅瓦的猫头鹰已在黎明中翱翔了。”①当然，这其中包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内在原因。正如安德森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评价中所指出的，尽管它创造了一种毫不妥协的批判理论，但却缺乏一种切实可行的革命策略，即便对于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行为的指导也是极为有限的，更何况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对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行为的有效指导。

如果对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行为的根本原因做进一步追溯的话，那么,它不仅是这一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原因，而且也是英国工人阶级自身的存在与意识的矛盾和问题本身。

首先，就英国工人阶级自身而言，第一，其社会结构已经从金字塔型变成了橄榄型，不仅有蓝领，还出现了白领，而且后者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前者的数量，工人阶级的自我身份认同不再完全一致，呈现出一种多元的主体身份；第二，资本主义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统治对工人阶级施加了某种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三，从工人阶级的意识层面来看，尽管他们在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内感受到了诸多的矛盾和苦难，但他们并不愿意采取直接行动的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而更愿意以和平的手段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因为革命可能更多地代表流血和牺牲，如果通过和平的手段，将是两全其美之策。

同样，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主观意识的内在矛盾，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做出了详细的划分和明确的说明。他在《西方工人阶级中的意识和行为》(Consciousness and Actiong Among West-ern Working Class)一文中指出，工人阶级的意识存在四种形式，一是简单的有关阶级身份的意识；二是更高的有关阶级对立的意识；三是由阶级关系所决定的有关社会总体的意识；四是有关革命的意识。但在他看来，在现代工人阶级的这四种意识之间存在一种截然的对立和矛盾，“那些最异化和最绝望的人们是最不相信他们有能力改变现状的人们；而那些对权力最自信和对目的最明确的人们则是最不愿意看到和走向绝望补救的人们”①。也就是说，那些最具阶级身份和阶级对立的人们是最没有总体意识和革命意识的人们，也是最无力改变现状的人们，而那些最具总体意识和革命意识的人们则是最缺乏阶级身份和阶级对立的意识的，也是最不愿改变现状的人们。从历史上来看，尽管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甚至暴力的斗争传统，但在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强大霸权之下，即便存在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对立，存在着工人阶级向集体身份和集体组织的转变，也未必会出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行为。因此，曼恩最终得出结论，在目前工人阶级意识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以某种庸俗化的改造世界的要求来衡量工人阶级，这样必然会削弱反资本主义的部分力量，而是应该竭尽全力集聚所有反资本主义的力量，最终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其次，就其策略角度而言，安德森为我们提供的策略仅仅只是政治的，既非经济的，也非文化的，这样就低估了经济和文化的政治尺度。对于经济斗争，基尔南(Kiernan)表述道，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首先是经济利益的诉求而非政治利益的获取，是“‘有关先令或美元的争吵，它完全远离了幻象或理念’,工人的要求更多的是集中于工资调整，而非任何政治问题”①。对于文化斗争，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工人阶级首先应该聚焦于文化领导权的认可，而非政治领导权的夺取：“葛兰西把其关注聚焦于领导权的斗争而非作为核心革命策略的压迫是正确的，在这些国家中，统治的关键在于大众的服从(和分裂)地位。因而，领导权的问题不是革命者如何掌握权力，而是他们如何被接受为指导者和领导者。”②

最后，就其组织问题而言，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新左派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老一代新左派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倾向，即他们都拒绝构建一种独立的党派或组织。1956年之后，英国老一代新左派在对斯大林主义的拒绝中不仅滑向了对列宁主义的拒绝，也滑向了对构建任何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党派或组织的拒绝。汤普森认为，新左派不会主动提供一种可替代的党派或组织，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工作最好不是通过联合任何党派或组织来完成。两年之后，他希望在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建立联系，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播给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大众。在他看来，“我们的读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的读者能够从分散的讨论走向政治的组织……我们现在必须应用这一思想，把它传递给更年轻一代的和传统的工人运动。尤其是我们必须在新左派和产业工人阶级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①。直到1960年，汤普森则认为把工党转变为社会主义进步的代理人是可能的，因为“工党正在停止提供一种管理现存社会的可替代方式，并开始寻找一种可替代的社会”②。然而，这一和平的改良计划却在1961年工党的斯卡伯勒会议上以失败告终。实际上，英国老一代的新左派始终都没有提出任何构建独立的党派或组织的思想。

同样，这一组织问题也体现在安德森有关社会主义策略的构想蓝图中。在1965年《社会主义策略问题》中，他提出必须要创建一种社会主义的霸权党派，认为这一霸权党派是这样一种组织，它能够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整个制度范围内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其行动的弧线不仅包括**裸的国家制度，同时也包括市民社会的复杂景观。这一党派既不会束缚于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也不会局限于任何一个被统治阶级或工人阶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霸权党派必须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培育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其主要任务就是使“社会主义成为每一个知识团体中积极的和有活力的存在”,在社会中发挥一种关键的和核心的影响和作用。因为按照葛兰西的思想，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是意识形态形成中最具决定性的尺度。但在安德森看来，英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独立的知识界，他们是“小气、无效和庸俗的”,因此，英国工党要想成为一个霸权党派，必须拥有一个真正独立的知识界，必须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霸权党派。与现存的工党对于宪政议会的崇拜不同，这一党派将与市民社会的生产生活经验息息相关，它将是一个真正的民众主义的党派，一个极富想象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派，一个极富活力的社会主义的党派。然而，工党始终没有成为这样的霸权党派，因为它始终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狭隘利益，维护的是工人阶级的狭隘意识，因而工党作为霸权党派的代理人就是不充分的和失败的。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安德森也没有把这一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作用，赋予英国共产党这一具体的党派和组织。如果就英国共产党而言，这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党派能否对英国社会的其他部分，诸如工会、工党，尤其是工人阶级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呢?如果说英国工人阶级受到了这一党派及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那么,英国的文化景观中是否会包含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文化要素，抑或说英国文化生活是否会受到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然而，在安德森的理性认知中，英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是被极大忽视的，甚至是被完全漠视的，他既没有说明英国共产党在英国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在英国主导文化中所占据的一小块飞地。

因此，安德森既没有在英国工党之外构建出一种霸权的社会主义党派或组织，更没有借助于英国共产党创建出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党派或组织。他在具体的党派或组织的构建方面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可行的策略建议，甚至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也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这些问题。最终，安德森只是把这一社会主义策略的思想置于一种更加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置于新左派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之上。在他看来，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既不应该联合工党，也不应该联合任何革命组织，它应该等待大众来发言。

总之，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是否需要构建一种独立的党派或组织的问题，安德森基本上持否定或批判的态度。或许正是这一党派或组织的缺乏，安德森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策略就失去了最重要、最现实的武器依托，从而始终停留于理想的王国而没有走向现实的王国。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组织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都必须直接产生出一种组织的武器。对此，布莱克里奇(Blackledge)评价道：“事实上，由于与党派构建行为的分离，安德森的思想从未从抽象走向具体。”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