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社会主体尤其是阶级主体的研究中，安德森一方面采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诸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阶级的客观性界定，另一方面采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诸如卢卡奇、葛兰西等人有关阶级意识和阶级文化等对于阶级的主观性界定。他在对英国社会阶级结构以及英国工人阶级的具体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和考察之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原则，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基本方法，形成了一种基于“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阶级主体理论。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是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中有关阶级主体理论研究所遵循的核心原则和方法。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是其创始人马克思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所首创的基本方法。他在1852年3月5日《致魏德迈的信》中明确提到，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并不是他的功劳，而是资产阶级学者的贡献，“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①也就是说，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把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问题与特定的历史阶段或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也看到了阶级斗争和阶级消亡的必然性，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必然性规律之上的有关阶级主体的科学解释。
在对阶级范畴的界定和使用中，安德森遵循了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把阶级置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社会结构中来看待，形成了有关阶级主体的唯物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研究视角。恩格斯曾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真正基础和重要动力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①同样，列宁也指出，阶级的范畴应该从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界定。“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集团的劳动。”②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本人在对阶级以及阶级形成的解释中，不仅强调了阶级形成的客观因素和客观条件，同时关注了阶级形成的主观要素和主观意识。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中谈到19世纪的法国农民时曾说过：“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相互敌对，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统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他们是一个阶级。”③很显然，马克思认为阶级形成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要素：(1)“经济条件”是阶级形成的客观要素，也是其决定性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2)“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共同关系”和“政治组织”等是阶级形成的主观要素，而这些要素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经济条件仍是其背后的决定因素；(3)与之“相互敌对”的另一个阶级的存在是阶级形成的一个必备要素；(4)阶级的数量和规模以及组织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上这些阶级形成的要素中，经济要素是所有要素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也是最关键和最根本的要素，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阶级形成问题上的根本体现，与此同时，阶级形成的其他三个要素也必不可少，主观要素和主观意识也是阶级形成中的必备条件，它们决定着阶级的自我形成和最终形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划分了阶级形成的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在阶级的形成
过程，第二个阶段是自为阶级的形成过程。在此，阶级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条件形成了自在阶级，阶级的主观条件和主观意识形成了自为阶级。前者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客观存在的阶级，而后者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主观存在的阶级。那么,这一具有自我意识的客观存在的阶级如何转变为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主观存在的阶级?这一具有自我意识的客观存在的阶级是否需要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引导?如果需要，那么这种外部的理论灌输如何能够赢得工人阶级内部的自觉认同?这种外部的理论灌输与内部的自觉认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所有这些问题就成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而重要的论题。
在对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理解中，汤普森更侧重于对自为阶级的理解，强调了阶级主体自身之内经验、思想和文化等主观因素和条件，而安德森更倾向于对自在阶级的理解，凸显了阶级主体之外的经济、社会、历史和政治等客观因素和条件。同样，这一富含差异的理解体现在有关历史主体的不同作用中。汤普森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的著名段落进行了部分修改，赋予了人类主体以极大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认为“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部分是代理人，部分是牺牲品；动力因素将他们与动物区分开来，动力因素是人类人性的一部分”①。相反，安德森仍然坚持了马克思对于人类主体的经典论述，认为主体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对于主体的意识来讲，汤普森认为社会主体的意识不是通过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来调节的，而是通过个体自身的思想和意识来调节的；而安德森则认为，个体的思想和意识不是完全通过自身的经验而形成的，而是通过其背后复杂的上层建筑来调节的，从而部分地或间接地理解了意识形态背后的世界的真正本质和特征。显然，在对历史主体以及主体意识的解释中，汤普森更多地持有一种人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立场，而安德森更多地持有一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立场。
在此基础上，安德森一方面探讨了阶级形成的客观条件和位置结构，另一方面探寻了阶级形成的主观要素和主观意识，试图在客观因素与主观要素、客观条件与主观意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中形成有关阶级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其中，这一解释中蕴含着一种极为深层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因为他把阶级置于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结构位置中来看待，认为阶级主体是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和占据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并没有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相一致，依旧遵循了某种客观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经典视角。同时，这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实质上体现了一种整体论的研究范式，试图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关系中来界定和解释阶级以及阶级的历史与现实的形成与发展，以此形成有关阶级主体的辩证图景。
其次，在有关阶级意识与阶级文化的解释中，安德森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点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了考察分析，对英国工人阶级自身的劳工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对比说明，得出了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否定判断和结论，由此形成了有关英国工人阶级无法自我解放的结论。
首先就阶级意识而言，安德森参照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关阶级意识的论述，这在《当代危机的起源》第二部分中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霸权”的标题中可以明确看到。在此，安德森采用了卢卡奇中有关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认为阶级意识在阶级革命的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卢卡奇自己所认为的：“当向‘自由王国’过渡的时刻客观上到来的时候，这一点就更明显地表现为，真正意义上的盲目力量将盲目地、用不断增长的、看来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冲向死亡，而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使人类免遭灾祸。换言之，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①如果说卢卡奇在匈牙利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意识到无产阶级意志的软弱性和不坚定性，那么安德森则在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认识到无产阶级意识的合作性和改良性，就这一点而言，两者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不同的是，在卢卡奇看来，尽管无产阶级受到了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全面限制和束缚，但它能够借助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自动获得一种革命的阶级意识和行为，从而自己解放自己；而在安德森看来，英国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合作主义和改良主义意识的全面限制和束缚，它无法获得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和行为，最终自己无法解放自己。
其次就阶级文化而言，安德森参照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和范畴。在对“霸权”术语的使用中，安德森区分了霸权阶级与合作阶级，形成了对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一种总体理解和认识。就霸权阶级而言，它形成了一种剥削和压迫的统治秩序，实施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统治制度，既是一种政治的统治，也是一种文化的统治；就合作阶级而言，它被束缚于这一统治阶级所创造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之内，不仅从政治上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而且从文化上自觉认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实质上，在安德森的这一霸权阶级和合作阶级的概念中蕴含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本划分，承认了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剥削和压迫，就这一点而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然而，这一霸权阶级与合作阶级的概念又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统治思想，因为它更多地强调了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在此意义上，安德森进一步强调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在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基础上凸显了阶级的文化统治，在阶级的文化统治的基础上突出了议会民主制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和作用，以此来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俄国独裁制国家之间的显著区别。由此，安德森在一种更广泛的文化的视域之下重建了阶级权力的理论，既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化性的，既是强制性的，也是说服性的，因此形成了一种文化政治学的解释模式。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一霸权概念，汤普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在他看来，安德森在对“霸权”概念的使用中存在一种“偷梁换柱”,即把名词性的霸权概念转变为形容词性的霸权概念，从而形成了有关“霸权阶级”的理论认知。实际上，这一霸权概念是指一种阶级的霸权，而非霸权的阶级，它只与国家权力或阶级权力相关，因而能够说明俄国独裁制与西欧霸权制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霸权阶级的概念暗含了一种统治制度，把统治制度仅仅看作统治阶级的表现，而非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彼此斗争和相互调和的结果。“我无法接受西欧某些结构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圈中的这一流行观点，即霸权对被统治阶级实施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统治——或是除知识分子以外的所有人——直达他们经验的门口，从一出生就在其心灵中植入了服从的范畴，这是他们无力摆脱，他们的经验也无法纠正的。”①因此，在汤普森看来，霸权并不意味着一个阶级占统治地位，另一个阶级处于服从地位，它不是一种囊括一切的秩序，而是一种极为有限的秩序，在它之外存在着一种自主的、活生生的民众文化，这一霸权文化与民众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对抗关系。
对于这一批评，安德森也做了回应，认为这一“霸权阶级”并非是自己的独创，而是葛兰西自己所采用的。最初，葛兰西在有关启蒙运动的论述中明确使用了这一霸权阶级的概念：“逐渐地，一种新的精英出现了，他们不仅对‘合作的’改良感兴趣，而且倾向于把资产阶级设想为民众力量中的霸权阶级。”①同样，葛兰西在有关雅各宾派的论述中也使用了霸权阶级的概念：“雅各宾分子不仅组织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使资产阶级成为了主导阶级，而且他们做得更多，他们创造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使资产阶级成为了民族中的霸权阶级和领导阶级。”②显然，这一霸权概念成为安德森考察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一个理论预设，使他陷入了一种深层的霸权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中，而没有看到英国工人阶级文化自身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乃至得出英国工人阶级无法自我解放的最终结论。
最后，在阶级解放的策略问题上，安德森坚持了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资本的逻辑与斗争的逻辑相统一，试图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去探寻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解放理论。在马克思本人看来，资本的逻辑与斗争的逻辑相一致，资本的逻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同样，斗争的逻辑也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因此，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的解放理论建立在资本与斗争的双重逻辑之上，既是资本主义自身结构不断衰落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无产阶级主体积极斗争的一个必然结果，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实证分析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非某些知识分子的天才设想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安德森一方面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逻辑路线，另一方面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的主观性和偶然性的理论路向，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客观结构和客观条件以及主观意识和主观文化的考察，得出了英国工人阶级无法自我解放的结论，由此提出一种“替代主义”的策略和方案。
如果从源头上加以追溯的话，这一“替代主义”的策略和方案肇始于马克思本人有关共产党人与无产阶级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在此意义上，共产党人对于无产阶级的作用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并首先从理论上教育和武装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地位、条件、作用和目的，同时认识到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目标乃至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最终在实践上用革命的手段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推翻和取代。随后，列宁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认为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一种有组织的、有纪律的群体，应对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实施一种政治的教育和启蒙，使其产生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①
同样，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也曾强调，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意识的宣传和教育：“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②然而，在这一替代主义的策略和方案中，真正把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团主义的思想和意识，而无法形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意识，或者换言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意识只能通过知识分子的外部理论宣传和教育才能形成。在他看来，“工团主义并不是实现革命的手段，无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不是正在进行的革命的体现；工团主义不是革命的，革命的工团主义只有作为这两个术语的和谐结合才是可能的”③。由此，葛兰西创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觉醒的重担和责任落到了知识分子身上，认为他们必须把自己置于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来加以界定，必须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活动来改变这种社会关系，必须与所体现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集团达成有机的统一，才能把大众的革命意志聚集起来，最终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
此外，还存在一种工联主义或工团主义的策略和方案，认为工人阶级可以依靠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斗争获得自身的解放。这就是以索列尔(Georges Sorel)为代表的工团主义或工联主义的思想，他们反对党派组织者或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而是强调了工人阶级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卢卡奇在有关阶级意识的探讨中就强调了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在这一策略和方案中，党派组织或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隐性的对立。知识分子具有某种乌托邦倾向，总是将现实的实践活动简化为概念化的公式，而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总是倾向于自身力量的解放，倾向于实践的行动者，他们总是维护着自身的根本利益，追寻着自身的狭隘文化，追求着自身的有限目的，因而两者无法有机结合在一起。
可见，安德森的这一“替代主义”的策略与方案源自于马克思、列宁、考茨基和葛兰西的“替代主义”的策略与方案，几种理论一脉相承，都强调工人阶级无法自己解放自己，只有通过知识分子或政党组织等外部的理论灌输，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意识觉醒，从而获得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但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列宁、考茨基和葛兰西所讲的理论灌输是由共产党等党派组织或知识分子集团所实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而安德森所讲的这一理论灌输是由自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所引导的，他所希望的不是任何党派或组织的构建和建立，也不是任何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的介入，而是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直接统一，最终实现工人阶级的自发觉醒和自觉革命。
实质上，这一有关英国工人阶级能否自我解放的问题成为了当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探讨的一个历久而弥新的重要论题。他们主要从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传统等上层建筑层面展开了争论与交锋，把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问题转变为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反思与考察，进而转变为有关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大众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又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与关联?大众文化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文化?对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三种不同的理论认识模式：一种是汤普森所坚持的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论，他把大众文化看作根本的革命性的文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必然途径，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把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相混淆，而无法看到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一种是安德森所倡导的知识分子的替代论，他在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划出了一条把两者截然区分的分界线，认为只有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才能够帮助大众转向社会主义，这样就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转变为遮蔽了大众自身的主体力量；第三种是雷蒙·威廉斯所倡导的“共同文化”,这一理论把大众文化看作不完备或不完全的形式，看作一定历史环境下的阶级斗争的真实表达，从而引导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方向。
在《对1945年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释义》一文中，威廉斯(R.Williams)在谈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50年代所面临的选择时，他一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对于民众的强大影响：由于我将过程看作是压力下的选择，而且知道这种压力来自哪里，因此我无法转向其他可得到的立场：把民众与少数有文化的人相比，蔑视他们、轻视他们的无可救药的腐败的国家、轻视他们的粗俗和轻信，这些也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的主要成分，而且它们通过适当转换一下词汇而完整地幸存下来，它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使得包括全体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民众都只成为腐败的意识形态结构的承载者。①
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了民众资源的有效性和能动性：
跟着现存的资源：学习并教导新的资源；体验矛盾和压力下的选择；以便有机会理解它们并用其他方式引导它们，而不是谴责或取消它们；如果这些是民粹主义，那么英国左翼包括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最好还是与它并驾齐驱。②
因此，威廉斯所倡导的“共同文化”试图在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压力之下，大众文化可以走向社会主义文化，同样，英国工人阶级也可以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从改良的和合作的代理人转向激进的和革命的代理人，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历史变革的代理人。
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威廉斯的“共同文化”概念取消了马克思的矛盾(contradiction)和冲突(conflict)的概念，消解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根本对立和差别；而汤普森的工人阶级自我解放论和安德森的知识分子的替代论则坚持了马克思的冲突和矛盾的概念，坚持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根本冲突和对立。实际上，这一阶级矛盾和冲突的概念构成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特征，如果把这一阶级矛盾和冲突的概念取消之后，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失去了存在的重要根基。安德森在《国民文化的构成》一文中也明确表述道：“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是通过这一具体的总体性的概念加以界定的，它同样是以矛盾的概念这一互补核心为特征的。”①因此，在安德森看来，马克思的总体思想与矛盾思想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正是在马克思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思想基础之上，安德森形成了一种“革命的政治学”,并试图通过对国家的推翻和取代来实现资本主义的真正变革和社会主义的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