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意识是阶级理论的重要内容。安德森不仅对阶级做出了一种客观化和结构性的界定，而且对阶级的主观层面，尤其是主观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层思考，他在英国阶级结构总体演变的历史中考证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轨迹和社会构成，对英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文化给予了一种否定性的诊断和结论。

(一)工人阶级的合作性

安德森认为，就英国阶级结构的基本构成而言，可将其划分为霸权阶级与合作阶级两大阶级。在他看来，霸权阶级总是试图把自己的形象和目的强加于整个社会，而合作阶级总是在社会的整体之内寻求自己的形象和目的；同样，霸权阶级总是按照自身的形象来改变整个社会，而合作阶级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秩序之内维持和改善自己的位置。可见，对于合作阶级而言，霸权阶级对其施加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种深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使他们赞同并认可了这一制度。他说道：“一个社会集团对另一个社会集团的主导，不单单是通过武力或财富，而且通过一种社会权威，其最终的认可和表述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霸权。”①在英国，这一霸权阶级是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种特有融合，其中，贵族阶级居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居从属地位，合作阶级是工人阶级，由此产生了一种霸权的意识形态和合作的意识形态。

就霸权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言，英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是以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特征的，前者来自贵族阶级，后者来自资产阶级，当传统主义把现在和历史相连时，而经验主义把现在和未来相连，所有这一切就使英国陷入了一种全面的凝固的保守主义，并带有一种宗教主义色彩。面对贵族阶级的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资产阶级产生了自身的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其性质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始终没能创造出一种霸权主义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而随后产生的自由主义，也只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衍生和凝结，仅仅激发了某种零星的、偶然的和有局限的社会主义的热情。

就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言，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了“一种不变的合作的阶级意识和毫无霸权的意识形态”①。对此，安德森分析了两大历史性的构成要素：一是英国独立知识分子的缺乏。自16世纪以来，英国就缺乏一种真正的独立的知识世界，正如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所清晰刻画的：“这就是贵族制，它是安全的、已创建的，与英国社会其他部分相类似，习惯于负责的和明智的言论，并且怀疑偶像破坏论的思想。”②更为重要的是，英国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留下任何值得借鉴的革命遗产，“革命的意识形态遗产几乎为零…从政治上来说，清教徒主义就是一种无用的热情”③。在晚期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浪漫主义的批评，但没能与工人阶级力量相结合；费边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力量相结合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但却受到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的严重侵蚀。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缺乏。当19世纪前半叶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形成和上升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缺乏的；当19世纪后半叶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处于低潮和衰退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日趋成熟，因而，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处于相互分离和彼此割裂的关系之中。同样，作为工人阶级的最具优势的居主导地位的政党组织，英国工党的主导思想也仅仅只是费边主义、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等相混合的产物。因为工党这一名称实质上暗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它既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党派，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党派，而是工人阶级的党派，它所代表的不是一个普遍的利益，而是一个有限的利益，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一个现存的社会。可见，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始终没能创造出一种革命的和霸权的意识形态，而是形成了一种合作的和改良的意识形态。

在安德森看来，英国工人阶级的这一合作的和改良的意识形态就与法国工人阶级的激进的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革命的普遍原则是被法国工人阶级用来反对首次宣称这些原则的资产阶级；他们创立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直接反对革命的开创者。在英国，一个懒散的资产阶级产生了一个从属的无产阶级。它没有传递任何解放的冲动、革命的价值和普遍的语言。相反，它却传递了一种致命的功利主义的萌芽……”①实际上，法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直接源自于法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英国工人阶级的意志形态直接附属于英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前者是革命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后者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从而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在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创造出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英国，合作的资产阶级创造出了合作的无产阶级。因而，“据称，很大程度上，在本世纪一直扎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独特而连贯的意识形态直接附属于上世纪独特的、连贯的和不成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②。这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狭隘性不仅为资产阶级设定了某种内在的局限，使它没能战胜贵族阶级而成为社会的霸权阶级；同样，这一意识形态也对之后的英国工人阶级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它没能战胜资产阶级而成为社会的霸权阶级。因而，安德森所继承的理论遗产就不是一种激进的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合作的改良的意识形态。

最终，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劳工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表明，英国工人阶级在它自身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思想文化，它始终把自己看作一种自然的身份，拥有一种固定的位置和生活方式，总是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形成和发展自己，并在自己的世界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因而，这一劳工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得英国工人阶级不专注于革命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专注于合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劳工主义试图通过点点滴滴的经济合作和政治改良而非通过大刀阔斧式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来实现社会主义，从而妨碍了革命马克思主义或霸权社会主义的出现。

对于这一劳工主义文化，安德森持一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迟钝性和特殊性限制了它的政治范围，并妨碍了霸权社会主义的出现”①。也就是说，这一劳工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根本无法产生出任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同样，作为《新左派评论》成员的汤姆·奈恩也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合作性，需要一种无阶级的革命理论。英国工人阶级“被迫形成了一种存在和意识的合作模式。阶级不是在社会中而是在它自身中创造出了自己的价值、组织和生活方式，这显然有别于其周围的整个文明，……英国工人阶级由于免受无阶级理论的影响，由于其全部的历史经验，它需要无阶级的理论，现在依旧如此”①。因此，安德森得出结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劳工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性质是一种合作主义和改良主义而非革命主义和激进主义，从而与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失之交臂，最终没能促进英国的革命社会主义实践的形成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迷失

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学考证和社会学分析中，安德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文化给予了一种否定性的判断和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他宣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缺失。在他看来，作为最古老的资本主义英国之所以没有出现革命的运动，就在于没有革命的理论，之所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在于没有革命的文化。就英国文化而言，它是极端传统和保守的，既没有产生出任何革命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

在1966年《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一文中，安德森说道：“实际上，英国享有一种‘脆弱的’和‘肤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它在20世纪没有产生出任何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且，在本世纪也不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一种真正的、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①在1968年《国民文化的构成》一书中，他同样指出：“英国也许可被看作是欧洲国家中——唯一一个——既没产生经典的社会学，也没产生任何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②时隔十二年，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又指出：“我们不是倾向于深入研究本国的历史来寻找一种更加进步的或可替代的传统，与英国的文化经验主义和政治宪政主义弹冠相庆。对我们而言，一个核心事实是，英国是20世纪主要欧洲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民众的社会主义运动或重要的革命党派的社会，这一事业总是用来避免或做最低估计的。”③由此，安德森得出结论，由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的缺乏，英国工人阶级无法自己解放自己，或者说工人阶级需要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部灌输，才能产生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和行为。

然而，这样一种论断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却是令人惊讶的。难道英国的工人阶级真像安德森所描述的那样萎靡和消沉吗?难道他们自身没有值得称道的品质吗?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把安德森最初表述这一思想的《当代危机的起源》看作一篇“民族虚无主义”的作品，认为他为了克服老一代新左派的策略缺陷而毫无根据地取消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遗产。作为一名《国际社会主义》的成员，詹姆斯·欣顿(James Hinton)也对这一立场给予了尖锐批判，认为安德森和奈恩在对政治和意识形态要素的首要宣称中，不仅拒绝了那些或多或少的工人阶级团结的社会经济运动，而且忽视了19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复兴内部霸权阶级意识的增长，并且几乎完全没有提到1910—1926年的革命运动。这是左派着手评价他们自身遗产的奇怪方式。①

更多的指责来自英国老一代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英国的特殊性》和《理论的贫困》等著作和文章中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文化给予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论断，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意识构成的三大要素：一是传统的清教徒主义的激进革命思想；二是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意识；三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意识。在汤普森看来，首先，英国工人阶级享有一种传统的自由、权利等革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在(19世纪)30年代成熟起来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从此以后它虽经许多次转变却经久不衰)特别重视出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传统当然更加古老。”②其次，这一革命传统不仅仅是一种典型的劳工主义文化，而且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熏陶和塑造。“长期以来——或者说100年来，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形式的交往。它采取了多种形式。作为一种吸引和排斥模式，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都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同样也渗透到了我们的劳工运动中，这比我们作者所设想的更为广泛。”①最后，这一英国的传统文化在人性、民主、自然权利等方面仍具有自身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尽管我们无法忘记帝国主义这一突出阴影，但英国仍是一个相对人性的社会；某些仍远离社会主义世界的民主价值得到了巩固；在工资问题和更广泛的要求上，工人的讨价权力是巨大的。”②因此，汤普森得出结论，英国工人阶级能够通过自身合法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通过革命的行为赢得革命的胜利，最终自己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