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对于主体问题，尤其是阶级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像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那样写出一部令世人称赞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但他通过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与汤普森有关主体问题争论的相关章节中进行了相对集中而明确的论述，最终得出了有关阶级的一种结构性界定。

(一)主体的历史决定论

在汤普森看来，历史不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而是一个‘无法掌控的人类实践’,其中，每一小时都是“一个形成的时刻，一个选择可能的时刻，一个前代人与后代人较量的时刻，一个对立(阶级)形成和斗争的时刻，或者是一个‘欺骗’迹象的时刻”①。因此，历史就是主体的历史，既是个体主体不断进行活动的实践过程，也是阶级主体之间相互较量和彼此斗争的实践过程。同样，汤普森把历史的主体看作“永远困惑、永远复兴的代理人”,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经验是“我们人类在自身历史存在中的主要矛盾，部分是主体，部分是客体，是我们自身无意识的决定论的有意识的代理人”②。在此，“代理人”就是指主体，认为人类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从而在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意义上来使用主体的概念，但更多时候，汤普森把主体看作自由的代理人，而非消极的代理人。“无论我们得出怎样的结论，在无尽衰弱的有关前定和谐和自由意志的争论中”,我们应该把我们设想为是“自由的”(阿尔都塞却不允许我们这样思考)。③因此，在汤普森有关主体概念的界定中，主体就变成了一种完全的自由的意志的存在者，而无须任何历史决定论的前提和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汤普森把阶级主体看作阶级意识或阶级意志的表达，从而使历史成了阶级意识或阶级意志相互冲突和斗争的产物。在他看来，“历史的‘结果’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无数相互冲突的个人意志总和的无意识产物，因为这些‘个人意志’有其‘特殊的生活条件’,一直受阶级方式的制约，如果历史结果被看作是对立阶级的利益和力量冲突的结果，那么,我们也许就会明白人类代理人如何产生一种无意识的结果”①。然而，作为社会主体的阶级是一种集体的存在，阶级意识也是一种集体的意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阶级意识的话，就会回到个体意识的问题上。对于个体意识的作用问题，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平行四边形理论(parallelogram of forces),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②。这里依然存在一个问题，即有意识的个体意志如何产生出无意识的历史结果?汤普森的回答是，如果我们用阶级意志取代个体意志的话，那么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然而，在安德森看来，无论是个体意志还是集体意志，两者总是存在一种无限的回归和循环，个体的男男女女受阶级的制约，同时，阶级又是由个体的男男女女所构成的。即使汤普森用阶级意志取代了恩格斯所说的个体意志，但其观点依然是一种唯意志论的解释。这里，汤普森的历史主体的概念就犯了双重错误：第一，他把历史主体等同于主观意志或主观抱负的活动；第二，他忽视历史主体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条件，忽视了必然王国中不可还原的物质匮乏的限制。因此，对于历史主体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仅仅从主观的意识层面来构建，而应该回到客观的所有制关系中来建构。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一阶级的客观位置才产生了阶级的主观意识和行为，此处无须进一步解释。如果把历史主体的概念局限于一种完全自由的意志论的层面上，就是一种基本无效的分析；如果把历史主体的概念限定在一种相对自由的决定论的层面上，就是一种科学有效的分析。

对于安德森而言，历史主体的概念应在历史决定论的层面上加以理解，但他并没有完全取消历史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是充分肯定了历史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他看来：“即便在严格决定论的前提下，假如我们通过代理人意味着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那么这一代理人的概念也可以保留。”①他进一步区分了三种不同性质的主体的工程：首先是一般的个人工程，如计划的制订、婚姻的选择、技能的培训，家庭的供给，取名字等。这些工程对个人而言是极有目的的事情，但却被刻写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之中；其次是一些集体的或公共的工程，如宗教运动、政治斗争、军事冲突、外交事务、商业探险和文化创造。无论它们多么崇高或悲壮，在很大程度上都局限于一种自发的范围，追求着某种局部的目的；再者是这样一些集体工程，如早期的政治殖民，宗教异端或文学乌托邦。严格来讲，这一工程的典型代表是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它们始于一种自发的政治反抗，止于一种政治司法的重建。最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民众的工程，即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运动，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是一种试图变革现存社会关系的集体性工程，其最典型的标志是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①所有这些工程都是积极的主体性的工程，但社会主义工程与前面的个体或集体的工程性质完全不同，如果说前面的工程是在个人的或局部的层面上极有意义和目的的事业，那么社会主义工程就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极有意义和目的的事业。

显而易见，汤普森的历史主体的概念是一种“自我决定论”之下的完全自由的主体，它在阶级意识和阶级意志的表达中呈现出一种完全的自由意志的面貌，形成了有关历史主体的主观决定论思想；而安德森的历史主体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之下的积极的能动的主体，它在阶级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条件的限定下呈现为一种相对的自由意志的身份，形成了有关历史主体的客观决定论思想。

(二)阶级的客观决定论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给予了一种完美的诠释和演绎，并在有关阶级传统、阶级文化和阶级意识的形成中再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自我成长历程。然而，安德森却对这一诠释和演绎进行了尖锐批判，从“共同决定论”、阶级意识的主观标准和阶级形成的历史分期三个方面做出了全面的批判，得出了一种阶级的客观决定论的思想。

首先，安德森批判了汤普森的“共同决定论”思想。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开篇之处，汤普森宣称：“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它“在被形成时，也自己形成了自己”。①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形成既是消极的和被动的，同时也是主动的和积极的，或者换言之，工人阶级既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发产物，也是阶级意识和阶级文化熏陶的自然结果。在安德森看来，这一宣称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共同决定论”的思想，对于主体论(主观的自由性与积极性)和“条件论”(客观的决定性和必然性)进行了双重宣誓，然而，这一双重的宣誓却仅仅变成了一种口头的承诺而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验证。首先，汤普森缺少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以及整个历史过程的考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各种手工业组织、小私有者、农业劳动者、家庭工人和临时穷人被逐渐集中、分配和沦为资本的劳动条件，开始是对工资合同的正式依赖，最后是对机械生产方式一体化的真正依赖。在1790年到1830年，资本积累的参差不齐的时间节奏和断裂以及不均匀的空间分布与转换不可避免标志着这一初生的英国无产阶级的构成与特征。”①其次，他缺少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包括商业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等经济和政治事实的考察与分析。“事实上，一个残酷的经济事实是，伦敦在整个19世纪仍然是一个食利者，由宫廷和城市主导的商业和官僚资本——在某些方式上更接近于维也纳或马德里而非巴黎、柏林或圣彼得堡——它是英国政治上激进的工人阶级运动出现的主要障碍。”②再者，他缺少有关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影响的重要论述。“事实上，西方的整个意识形态世界都被这两次巨大的变革改变了……他们的重要影响，尤其是法国革命的影响，与民众对犯罪的态度相比，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形成来说是极其巨大的。”③最后，他缺少对19世纪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等意识形态的重要说明。“在拿破仑时代，由国家所系统规划和安排的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也许比之前世纪的任何时代都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④可见，只有通过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构成、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世界性影响以及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直接论述，才可能在“主体论”和“条件论”的双重决定中来裁决英国工人阶级的集体自我决定的部分。但是，汤普森却把这种复杂的主客观共同决定的整个运动变成了“遭遇与反抗的简单的辩证法”,而这一辩证法又内在于阶级的主观构成之中。因此，在安德森看来，汤普森就把这一“主体论”和“条件论”的双重决定作用转变为一种主体的自我决定作用，而没有涉及阶级的客观决定作用，形成了一种主观意志论的模式，背离了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框架。

其次，安德森批判了汤普森有关阶级意识的主观标准。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在谈到阶级的形成时认为，阶级只有在明确意识到自身的阶级利益身份，并与其他阶级的利益身份相对立时，阶级才能真正形成。“当做为共同经验(继承的或共享的)结果的一些人感受并表述他们之间的利益身份，并与其他人的利益不同(或通常相反)时，阶级就产生了。”①同样，在《理论的贫困》中，汤普森也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试图在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的区分中来确证阶级意识对于阶级形成的重要性，并得出阶级意识是阶级形成的真正标准。“由于在决定性生产关系中的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对立利益，并以阶级的方式开始斗争、思考和评价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所诞生的——或不自觉进入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阶级意识是以文化的角度来处理经验的方式：体现在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制度形式中。假如经验是被决定的，阶级意识则不是……阶级被人们定义为好像他们经历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并且最终这就是唯一的定义。”②因此，汤普森把阶级意识看作阶级形成的唯一标志，并在考察18世纪的英国社会时得出了“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重要命题。

然而，安德森认为，如果把阶级意识看作阶级形成的主观标准，那么这一界定将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和困难。第一，这一界定并不符合重要的历史事实或历史证据。因为在历史上，阶级不断出现，但阶级意识尚未出现，他们在共同的斗争中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对立利益。实际上，这一阶级的术语也只是19世纪才出现的一个新的词汇，例如古希腊罗马制度下的奴隶、中世纪等级制下的农民、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工人并没有以阶级的方式斗争和思考，但它们已然构成了一个阶级。也就是说，如果把阶级意识看作阶级形成的唯一标志，那么就无法将这一阶级的概念应用于阶级意识尚未被意识到的历史时期之中。因而，汤普森的“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了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三者的自我矛盾和循环论证，因为阶级形成于阶级意识之中，阶级意识形成于阶级斗争之中。因而，在安德森看来，阶级还未形成时就存在阶级斗争的这一说法是荒唐的，至少不应该使用“阶级斗争”的词汇，而应该用其他更为恰当的词汇来代替。第二，如果把阶级意识当成阶级形成的唯一标准，那么必然会造成这一结果。通常情况下，两大对立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同时形成的，而是先后形成的，因此就会出现一只巴掌鼓掌的状况。第三，如果把阶级意识当做阶级形成的唯一解释，那么阶级意识的不断变化是否会对阶级形成产生影响?因为阶级意识的独立性并不能保证阶级意识的稳固性，当阶级意识发生变化，尤其是当阶级意识衰落时是否意味着阶级也在衰落?阶级意识的消失是否意味着阶级也在消失?毫无疑问，英国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之后，陷入了一个长期的历史的低迷期，这一变化首先体现为阶级意识的变化，这一阶级意识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到阶级的客观存在呢?因此，在安德森看来，要想维护阶级概念的普遍适用性，就需要对它做出某种结构性的定义，把阶级与客观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相联系，而非把阶级与主观的阶级意识相关联，从而能够在缺乏阶级意识的历史状况中来看待和认识阶级形成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

最后，安德森认为汤普森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时期的定位是错误的。在汤普森看来，英国工人阶级真正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因为在这一时期它完成了一种新的工人阶级的身份意识，这不仅体现在当地的工人协会和全国的总工会中，而且体现在1831—1832年《权利法案》的改革中。他称赞道：“工人们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永恒消失的群体。55年来，他们带着无比的坚毅培育出了自由之树。我们为了这些年的英雄文化而感谢他们。”①然而，安德森却反驳说英国工人阶级并没有形成真正的阶级的身份意识，即便在19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一种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但随后也被19世纪80年代的劳工主义的身份意识所改变了。他指出：“假如我们采用任何工人阶级的两种基本尺度——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客观构成与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主观构成——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英国无产阶级根本不是形成于1832年：假如它形成于1832年的话，那么它的第一个化身也被第二个化身奇特而系统地改变了。”②在他看来，如果说19世纪40年代早期可以被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时代，那么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则陷入了一种深层的停顿，而19世纪80年代之后又陷入了一种典型的劳工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中。

同样，《新左派评论》的其他成员也表达了与安德森相类似的观点。汤姆·奈恩(Tom Nairn)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宪章运动的时期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早期的反叛期，而19世纪40年代之后它迅速变为了一个被驯服的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狭隘主义和功利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适度的改良主义和合作主义。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也宣称道，随着宪章运动的结束，新的工人阶级并没有重塑国民生活，而是封闭于劳工主义、自我同化和政治冷漠之中。加雷斯·斯坦门·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则把19世纪80年代之后的劳工主义的新模式称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重塑”。①

可见，在安德森对汤普森的全面批判中，对共同决定论的批判可能是三种观点中最具说服力的一个。尽管汤普森明确宣称阶级形成是主客观环境的共同产物，但实际上他只强调了阶级形成的主观因素，而忽视了阶级形成的客观要素，因而在对阶级的界定中存在一种主观主义或唯意志论的基本框架，倾向于把阶级等同于阶级意志或阶级抱负，过度夸大阶级自身的历史功能和作用，最终得出某种带有欺骗性或夸张性的结论。

此外，汤普森有关阶级的这一主观主义或唯意志论的界定所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忽视了阶级的客观结构和客观过程，因为阶级意识是阶级形成的一个绝对标准，似乎没有阶级意识就不存在阶级，从而忽视了阶级形成的客观因素和条件。尤为重要的是，汤普森在阶级的界定中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但只是把它看作阶级形成的一个假设的前提，而没有充分探讨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也没有使用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来定义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或者说，生产关系仅仅是汤普森所假定的一个历史前提，即生产关系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状况，阶级状况导致人们在阶级利益的冲突和对抗，由此形成了阶级斗争的条件。当人们经历或应对他们的阶级状况时，阶级经验乃至阶级意识就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从而形成真正的阶级。在这种意义上讲，阶级斗争先于阶级，而生产关系先于阶级斗争。因此，生产关系也仅仅存在于汤普森的理论假设之中，而没有成为其历史探讨的一个真正对象。

由此，安德森放弃了汤普森对于阶级的主观主义界定，而肯定了柯亨对阶级的客观主义界定，即“一个人的阶级仅仅只是由其所有关系网中的客观位置所构建的……其意识、文化和政治并不进入对其阶级位置的界定中。事实上，这些排除是为了保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特征，即阶级立场极大地限制了意识、文化和政治”①。在安德森看来，C.A.柯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无产阶级的结构位置，以及对阶级产生的全部可能的生产关系的说明是极为清晰而巧妙的，它确立了阶级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客观关系而独立于阶级的主观意识和文化，这里无须进一步解释。最终，安德森走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框架和观点，得出了有关阶级的结构主义同时也是对唯物主义的界定，他认为最根本的客观结构是主导的生产方式，而在主导的生产方式中，最基本的是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结构、地位、作用和结果将是阶级划分的主要依据和标准。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一由生产方式所构成的结构性定义能否真正说明阶级的形成过程?因为生产关系不等同于阶级关系，前者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后者是一个社会学范畴，如果单纯通过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来定义阶级，仅仅只能说明阶级的客观位置，如果与历史相关联的话，至多也只能说明阶级的客观形成，而无法说明阶级的主观形成。当我们从阶级的客观形成转向阶级的主观形成时，一种结构性的定义就无法说明阶级的自我形成过程。因为阶级不是一堆茫然的、被动的原材料，而是一群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存在主体，他们的形成远无法仅通过客观过程加以理解。“任何模式都无法告诉我们在过程的某一‘阶段’,什么才是‘真正的’阶级形成，……在这个过程中，男男女女带着他们继承的文化和期望，‘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经历着各自的生产关系，体验着他们依然被社会规定的状况，并以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经验。”①因此，生产方式对于阶级的主观构建或阶级的自我形成而言就存在明显的差距，即使我们通过演绎推理从阶级地位的地形图上完美地解决阶级的定位分布问题，阶级如何自我形成的问题却依然存在。

对于这一阶级的自我形成，汤普森的这一主观主义的界定可能就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在他看来，“阶级不是机器的这部分或那部分，而是机器一旦发动所运行的方式——不是这一利益或那一利益，而是不同利益间的冲突——运动本身，热情和喧嚷。阶级是一种社会的和文化的构成(通常会找到制度的表达),它无法被抽象或孤立地加以界定，只能按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加以界定；并且最终，这一界定只能以时间为媒介——即行为和反应、变化和冲突。当我们谈论阶级时，我们正在思考一种被松散界定的一群人，他们享有同样的利益聚合、社会经验、传统和价值体系，他们倾向于作为阶级而行动，倾向于以阶级的方式在与其他群体人们相关的行为和意识中来界定自己。但阶级本身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种发生。”①因此，在汤普森对于阶级的界定中，阶级不是铁板一块的凝固化的集体，而是由独立的个体所结成的松散的集团或群体，同时，阶级不仅是一种结构化的存在，而且是一种动态化的过程，阶级不仅是经济利益的体现者，而且是社会与文化关系的承载者。在他看来，“阶级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文化’的结构；要在理论上强调一个方面对另一个方面具有优先的地位是不可能的”②,“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它不是工厂制的自发产物，也不应当想象有某种外部力量(即‘工业革命’)作用于一种‘新人类’。工业革命过程中变动的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并非施加在这种原料上，而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身上”①。这样，汤普森就在对阶级的主观意识、主观文化和主观行为的宣称中走向了对于阶级自我形成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安德森有关阶级的客观主义界定的缺陷和不足。正如加拿大学者艾伦·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所指出的，汤普森的阶级概念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在缺乏阶级意识的历史状况下识别并说明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如阶级斗争；而那些对阶级采取结构性定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缺乏清晰可见的阶级的自我意识时，则无法有效说明阶级的形成及影响，而且，对于那些宣称阶级概念不过是在毫无历史证据的情况下从外部强加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构想的观点，也无法做出有效回应。②

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阶级理论所应承担的任务不仅要识别出阶级的结构定位，而且也要解释阶级的自我形成。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中提到了阶级意识对于阶级形成的影响和作用：“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相互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①这样，马克思的论述就为阶级理论留下了诸多的理论任务，例如如何看待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如何使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实际上，无论是安德森对于阶级形成的客观主义界定，还是汤普森对于阶级形成的主观主义界定，他们都只是涉及了阶级形成的一个方面，如果能够把两个方面加以结合，将会看到有关阶级的客观形成和主观形成的全面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