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首先把唯物史观看作对社会存在的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结构性认识。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最根本的结构，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关系就犹如纲目一样，把社会存在的各种要素都集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动态的网络体系。正是在这一被集约化了的动态网络体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关系或矛盾才凸显出各自的意义。作为动态网络体系的社会存在不仅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整体，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现实条件下，表现为不同的存在形式和发展状况，其内在各种要素的功能也在这个被集约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存性

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结构要素而言，安德森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是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具有一种统一性和整体性。而且，在这一统一性和整体性中，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来说不再具有任何的优越性和特权化，而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来说也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独立性”。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生产力的作用总是积极主动的，而生产关系的作用总是消极被动的，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又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以保障的，甚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这就赋予了生产力一种完全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它可以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状态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然而，安德森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单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是在生产关系的保驾护航中前行的。他详细考察和对比了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封建制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问题。在新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进步，诸如奴隶社会中的旋转碾磨机、螺旋压榨机、吹玻璃技术、供暖系统、收割机、植物学知识、土地灌溉技术等，代替封建社会中用于耕地的铁犁，用于牵马的挽具，用于改良土壤的泥炭肥料，使用机械动力的水磨，以及三田轮作制等。但是，这些作为生产力标志的技术革新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却被不同地使用，前者是个别而局限的，后者是普遍而广泛的。原因何在?在安德森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单单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来保护的，而是由社会的生产关系加以保障的。正如他所指出的：“不应该将它们孤立地看作这个时代经济史中的神灵或决定性的变量。事实上很清楚，这些改进的单纯存在并不能保证它们的广泛利用……只有当一个发展了的封建主义在农村完全形成之后，它们才能被广泛运用。是生产模式本身的内部动力，而不是作为其物质表现之一的一种新技术的出现，才是应当寻求的农业进步的基本原动力。”①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奴隶制生产关系无法使生产力获得更高水平和更高程度的发展，而封建制生产关系却确保了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普遍进步一样，更进一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两个最基本的社会结构要素，它们始终相互交织和缠绕在一起。

同样，在社会变革时代，这一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又被赋予了一种优先化和特权化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这一优先化和特权化的地位和作用则是由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先赋予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①然而，安德森在考察封建主义的总危机时注意到，当时的生产力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和退步的状态：一方面，农村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封建农业的极度扩张超过了土地和社会结构自身的客观限制，开垦的荒地未得到相应的保护，肥沃的土壤被消耗殆尽，洪水和沙尘变得肆无忌惮；另一方面，城市生产力也受到了客观限制，诸如采矿、银矿和金属业等技术面临着重重障碍；此外，接踵而来的黑死病、鼠疫等外在因素的爆发又引发了劳动力的严重匮乏。所有这些因素都最终加剧了生产力自身的结构性危机，从而引发了封建主义的总危机。因此，安德森得出结论：“一种生产方式中的危机的特有‘形象’,不是有活力的(经济的)生产力胜利地冲破落后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迅速地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相反，生产力经常趋于停滞和退步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内，到它们自身在新的生产力能够创造出来之前必须激烈地变化和重组，并结合为一种全球性的新生产方式。换言之，在转变时代，生产关系的总的变化是发生在生产力之前。而不是相反。”②这就意味着，在社会变革时代，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并不总是先进的生产力首先冲破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发生于生产力之前。或者说，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不是由生产力中决定性的进步所引起的，而是由生产关系自身因素的衰落或崩溃所导致的。

这就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时间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逻辑秩序问题，无论如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种基本结构要素都共同具有一种独立性和自主性，然而，这一独立性和自主性始终是作为整体中的一个功能而发挥作用的，或者两者总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它们在历史上从来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共同起作用的。这里，安德森就坚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核心的思想，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或者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变革最深层的动力。“尽管马克思的理论缺乏一种遗传学类型的解释原则，但它显然拥有一种观点——始于1859年《序言》,带有一种独有的清晰和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长期历史变革最深层的动力。”①可见，安德森的这一“修正”实质上并没有背离马克思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阐释框架，而是与其阐释框架完全一致。正如林春在《英国新左派》一书中所评价的：“安德森的修正与马克思的总体框架是完全一致的。”②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性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这一结构性的要素，也遭到了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诸多质疑与责难，因为这一理论模式蕴含着一种经济还原论或经济简化论的色彩，也因为这一理论模式蕴含着一种静态化的空间，而无法说明动态化的历史。尽管如此，安德森依旧采用了这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理论模式，不仅坚持了经济基础首要性的宣称，而且还原了上层建筑的一种多元存在，即政治、法律、文化和意识形态都享有一种相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尤其是对政治因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强调。在他看来，任何社会结构都是一种多元要素的组合，除经济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各种上层建筑要素，这些要素并非只是经济因素的副产品或附属物，而是社会结构的本质性或决定性要素，它们必然参与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发展和转变机制。

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界定中，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作“大土地所有权同小农生产相结合，剥削阶级用超经济强制的习惯方式——劳役、实物贡赋、货币地租——来压榨直接生产者的剩余……这种复合体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经济核心，它可以存在于许多各式各样的政治外壳之下，换言之，基于一种不变的生产核心，法律体制和政治体制是可选择的和外在的人工产物。这样，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就同经济基础脱离了，后者单独构成了这种实际的封建生产方式。”①这样，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界定中，就存在着一种经济简化论或经济还原论的色彩，把经济要素看作唯一的、绝对的决定性要素，而把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要素看作附带的或偶然的要素，并认为只要存在着农奴制，就存在着封建主义。在这一唯物主义的解释中，封建主义就成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普遍现象，涵盖了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同国家，诸如亚洲的中国、印度、土耳其、波斯和埃及等也常常被划入封建主义之列，而其本质特征是专制主义，而非封建主义。然而，这一解释却存在一个难题：为什么只有欧洲和美洲的封建社会自动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在安德森看来，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实质上源于封建主义的独特性，而封建主义的独特性源于欧洲独特的地理与历史空间，换言之，只有在欧洲才能真正诞生出独特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地理上看，这种‘充分’的封建复合体诞生在西欧大陆，即原卡罗琳帝国的领土。它从那里缓慢地、不平衡地向外扩展，先是扩展到英国、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然后不太彻底地扩展到东欧。”①

那么,如何来界定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呢?在安德森看来，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为特征的，它包含三个结构性的特点：首先，公社土地、自主地与领主自营地的共存本身是其关键性的构成要素；其次，封建的主权分裂产生了中世纪的西欧城市；再者，在整个封建依附等级制的顶点有着固有的模糊或动摇。也就是说，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与政治的有机统一体。尽管农奴制为整个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的榨取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但这种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生产活动是在采邑分封制、封建等级制和主权分裂制等上层建筑要素的体系中得以存在的，“效忠——封地——豁免权三者的混合产生了采邑制度本身，从而创造出完全独特的‘统治和依附’模式。”①可见，它是财产权和统治权的一种独特混合，一方面，有条件的私人土地所有权与个人司法权相联系，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权与主权分裂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边契约关系，效忠宣誓和分封行为分别束缚着双方的行为。因此，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农奴制、采邑分封制、封建等级制和主权分裂制这些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要素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就是经济基础要素与上层建筑要素共同作用的必然后果。

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还原了上层建筑的本质存在。在他看来，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不应在经济因素中去寻找，而应在政治、法律和文化等上层建筑因素中去寻找。或者换言之，这些上层建筑要素构成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或决定性的特征，而非可有可无的特征。“如果说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所有地区有一个共同的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其差别仅仅是法律和政体形式，但却只有一个地区产生了工业革命并最终导致了一切地方的所有社会的改造，那么,其超越性成功的决定因素就应该在其独特的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中寻找。”②同样，对于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上层建筑要素也构成了其不可或缺的本质参量。“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脱离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来加以界定，因为它们决定着显示其特征的超经济强制的类型，这些法定依附关系、产权和主权的具体形式决定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绝不仅仅是附属的或偶然的暂时现象；它们构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决定性生产方式的主要参数。”①

在所有这些上层建筑要素之中，安德森对政治上层建筑给予了一种特别的强调和重视，并把国家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来加以考察和论述。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中，他分析了第一个最具现代意义的绝对主义国家，考察了其现代化的国家机器，认为所有这些现代化的国家机器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机器，而是封建主义性质的国家，因为它们蕴含着一种战争主义的内在逻辑。“军队、官僚机器、外交与王朝构成了坚固的封建复合体，统治着整个国家机器，操纵着国家的命运。”②首先，就军队而言，绝对主义国家首创了职业化的军队，但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军队不同，它们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征募来的军队，而通常是由外国雇佣军起主导作用的一群乌合之众。正是这一非现代化的职业军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役。其次，就绝对主义国家的官僚、税收、贸易和外交等机器而言，也同样蕴含着这一战争主义的逻辑。文职官僚的买卖和农民的双重赋税(地方性的封建地租和集权化的封建地租)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战争；重商主义的贸易原则不是为了国家间的平等互利贸易，而是为了战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作为外交关系最高形式的联姻，也往往只是外交的一种和平镜像，它常常又会引起战争。因此，战争本身成了绝对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属性、原始本能和本质宿命。正如安德森所形象描述的：“战争不是诸侯的‘健身运动’,而是他们的宿命。除个人爱好以及性格上有限的差异之外，整个等级的社会需要在无情地召唤着他们。”①

可见，在安德森看来，这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结构性的要素并不仅仅只是理智的一种纯粹而任意的构造，而是对历史的一种真实反映和再现，因而，对于这些要素和要素间关系的探讨始终是在历史上诸如奴隶主义、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中的具体的社会形态来探讨的。在对这些要素及其关系的解释中，安德森提供了一种类似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读，不仅释放了各要素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强调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性和依存性，始终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就体现出一种整体主义的思想。然而，这一整体主义的思想中却包含着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意识，因为所释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积极能动的作用始终是在整体的结构和功能之中展露和显现的。就其实质而言，当安德森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结构空间应用于历史的结构空间时，他就从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维度上确证了社会存在的结构性和整体性，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不再存在于抽象的思维的逻辑空间中，而是存在于具体的经验的历史时间中，最终获得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更为有效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