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安德森而言，这一“类型学”的唯物史观思想不仅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学，而且是一种革命的实践论，是指导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未来理想的一种实践指南。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指出：“对于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换言之，它是理解当前和把握未来的事业——一项带有无产阶级革命理念的政治工程。”①因此，安德森期待着社会主义的实现，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的结合。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运动的结合似乎成了一种不可想象的事情。马尔库塞曾如此描绘道：“工人和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漫游同样的风景胜地，打字员同他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漂亮，连黑人也有了高级轿车。”②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68年爆发了以法国“五月风暴”为首的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尽管这一由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组成的激进运动很快偃旗息鼓，但它对于那一代新左派知识分子而言却是鼓舞人心的，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此，安德森认为：“一种革命的文化不是明天的，在今天，文化之内的革命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学生斗争就是其最初的形式。”①同样，其他新左派知识分子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和看法。P.布莱克里奇(P.Blackledge)认为：“1968年改变了一切，再一次，一种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出现在了西欧的议程之中。”②哈曼(Harman)也认为：“1968年是标志战后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因为社会主义进步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似乎首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③

那么,这些新社会运动的性质和特征是什么?它们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何不同?它们在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五月风暴”作为战后资本主义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实践形式，它是70年代以后新社会运动的真正预演。对此，安德森说道：“1968年法国五月暴动标志着这方面的一个深刻的历史转折点。近五十年来第一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和平时期，在帝国主义繁荣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的革命**。”④尽管这一革命最终只是昙花一现，但随后以反核运动和女权运动为开端的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各种主题的抗议运动层出不穷，千千万万的欧美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浪潮席卷了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民族解放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动物权利运动……他们围绕着种族、环境、性别、民权等问题而形成了强烈的政治认同，组成不同的团体和协会，表达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并做出抗争。尽管这些形式的社会运动在历史上并不新鲜，但它们所表示的不满却是全新的，它们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预定轨道，不再把工人阶级作为唯一的主体，不再把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当做革命的手段，也不再把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当做主要目标，而是一种以多元化主体、多元化的手段和多元化目标为特征的新社会运动。它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一种全面的质疑，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构成了一种广泛的文化挑战。正如萨特所认为的，这是一场“没有政治革命的文化革命”,革命的参加者“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让渡给他们任何明确的东西，同时他们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①在此意义上，这些新社会运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构成了一种新的全面的威胁和挑战。

同时，安德森意识到，这些新社会运动也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挑战，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自然和历史的问题”。他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说道：“同样的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内容和概念的典型领域几乎一再碰到，在这些领域内，超出其传统范围的新的政治运动或事件现在已不可避免。这方面的三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妇女问题、生态学问题和战争问题。”②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主体与结构的问题”相比，这一“自然与历史的问题”构成了一个更大的难题。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而言，这些有关性别、生态和和平等问题的研究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中系统化?对于社会主义实践而言，这些拥有不同的斗争主体、斗争手段和斗争目标的新社会运动如何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在安德森看来，尽管这些新社会运动不能被完全囊括，甚至完全不能被囊括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内涵之中，但作为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积极而有效的多元反抗力量，它们构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天然同盟军”。他写道，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分别提出了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既最深远又最根本的问题——性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主要关心的阶级之间的关系相交叉而不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是马克思主义却可随时与它们结合，实现短期的目标”①。因此，在安德森看来，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丧失任何的有效性，也不可能被新社会运动所取代，实质上，社会主义运动才是最为根本的运动。只有社会主义实现之后，其他社会运动所提倡的性别、生态和和平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总之，这一由1968年“五月风暴”所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新社会运动对于安德森本人的影响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他信心十足地预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之间，以工业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为导线，重新开辟一条革命路线的机会已大大增加，理论和实践这样一种重新结合的结果，将改造马克思本身——重新创造出曾在当年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的那些条件来。”①同时，安德森预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和托洛茨基主义的重生。在他看来，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既没有受到东欧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污染，也没有受到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玷污，它将在今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作用。他意识到运动是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生命之血，“自列宁逝世以来，托洛茨基毕生致力于实际的和理论的斗争，以使国际工人运动从官僚政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工人运动能在世界范围内重振声威，胜利地推翻资本主义”②。从此，安德森走上了托洛茨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了英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试图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提供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