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英国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否定诊断的基础上，安德森走向了一种更广泛的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确切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然而，对于这一理论思潮，安德森并没有一味地“拿来主义”,而是批判性地吸收、继承和发展，使其成为“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中重要的一个理论系谱。

安德森在不同的著作和文章中都明确阐释了这一理论系谱。他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1966年)一文中在为奈恩和自己的理论模式进行辩护时指出，这一理论系谱存在某种唯心主义的尺度，“我们著作的理论系谱完全不同于汤普森对它的想象。它来自一战后西欧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统——这一传统与某些新的唯心主义形式处于同一时期，是在马克思主义自身转变中的一种辩证回应。这一杰出运动产生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按照恩格斯和考茨基的标准，它存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尺度”①。同样，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1980年)一书中对《新左派评论》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的具体步骤做了详细说明，首先翻译和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其次分析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揭示出这些理论的弱点；最后应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英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他说道：“《新左派评论》从60年代中期开始把后经典时代的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体系引入英国的左派文化之中，成功翻译和介绍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阿多诺、德拉·沃尔佩、科莱蒂、戈德曼、萨特、阿尔都塞、廷帕纳罗和其他思想家……《新左派评论》冷静和系统地批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各种理论流派，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份独立的社会主义杂志的职责。最重要的是，《新左派评论》试图采用一种广泛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它自己的社会。”②在2000年《更新》一文中，安德森又重申了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潮流。“在认识上，《新左派评论》奉献了极大的能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同流派的介绍和批判性的吸收，占领这份宏大事业达十年以上。结构主义、形式主义，还有心理特征的规范文本和原始资料，往往首先在该杂志的书页中问世。”③

在《新左派评论》及其撰稿人十多年的努力下，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思想给予了批判性地吸收、继承和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安德森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总体分析和评价。20年后，这一分析和评价仍带着令人着迷的广度和学术精湛的深度，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范本。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武器”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而言，拥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流派和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如以卢卡奇(Lukács)、科尔施(Karl Korsch)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Volpe)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特(Jean-Paul Sartre)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以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面对如此流派纷呈、人物多样，思想庞杂的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安德森将这一具有种种倾向和内在差异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置于统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之下，并对其进行了最为广泛的论述和评价。

这种变化产生了今天可以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①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理解和诠释中，不是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而是从政治经济学走向了哲学、美学、文化等上层建筑的研究，他们既没有提供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分析，也没有发展有关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探讨，更没有走向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策略讨论。因此，就研究主题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走向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主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突出的一个理论贡献就是其上层建筑的主题创新，他们在哲学、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成就，获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深度。在他看来，最突出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家在艺术和意识形态的领域以历史唯物主义前所未有的丰富想象力和严谨研究而声名显赫，如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法兰克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马尔库塞有关性欲的分析，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萨特有关匮乏的讨论，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主题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方法论问题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核心主题。“没有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家——曾经声称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的或最终的目的是认识论。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共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理论研究的初步任务，是要理出马克思所发现的，然而却淹没在他作品题材的特殊性之内的社会调查规范，并在必要时使之完整。其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大量的作品成了冗长、繁琐的方法论。”①

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方法论原则的最初论述出现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他在本书的开篇就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本的主题，即方法的研究；同年，另一位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专指方法；后来，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德拉·沃尔佩的《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逻辑学》、萨特的《方法问题和辩证理性批判》、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以及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等著作和文章中都明确指出了对方法问题的研究。可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集中于历史唯物主义或有关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是聚焦于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法原则的研究，并在这个研究领域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然而，在安德森看来，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的主题创新却包裹在一种古怪的、密码式的语言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古怪深奥，是形形色色的：卢卡奇的语言繁琐难解，充满学究气；葛兰西则因多年遭到监禁而养成使人绞尽脑汁的支离破碎的深奥文风；本杰明爱用简陋而迂回的格言式语言；德拉·沃尔佩的语句令人无法捉摸，并喜欢反复地自我引证；萨特的语言则犹如炼金术士的一套刻板的新奇词汇的迷宫；阿尔都塞的语言则充满女巫般的遁词秘语。”①有人批评说，这些深邃的语言风格钝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其实不然，古怪的语言往往与深邃的思想结伴而行，无论语言多么晦涩难懂，它终究掩藏不住思想自身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正如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充当了工人运动的“圣经”那样，同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充当了反叛学生和工人运动的“圣经”。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形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中发生了重要转变，但有一点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在一致的，那就是其中所蕴藏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本人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并对它做了最为深刻的诠释和演绎。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深入到科学技术、日常生活、通俗文化、社会心理等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物欲奴役人、机器操纵人的现象进行了全面批判，最终创立了一种系统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批判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深层的意识形态批判，因为所有现象中所蕴含的不是人民大众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而是资产阶级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统治，而且，这一统治更加隐蔽和细致，它不是由外在的压迫性力量所强制实施的，而是通过内心的一致同意来进行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就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技术与科学今天具有双重职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①。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马尔库塞也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由于丧失了内在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人变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人”,社会变成了一种“单向度的社会”。作为心理学家的弗洛姆(Erich Fromm)则对现代社会的自由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认为现代人一方面渴望自由，另一方面又逃避自由，人越自由越孤独。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域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鼓吹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虚假性，这是对这个颠倒了的世界的颠倒了的反映，资本主义社会掩盖了社会中的真实矛盾和冲突，使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统治。

然而，这一全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是远离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由此，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作为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日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既不满资本主义的统治，也看不到变革资本主义的希望，最终陷入改良主义的窠臼和悲观主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②尽管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批判，但这一“批判的武器”并没有带来大众对资本主义的“武器的批判”。究其原因，安德森指出：“发达国家的左派普遍缺乏现实的战略思想，即不能阐明超越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可行的前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同其先辈共有的东西是‘战略的贫困’,而不是‘理论的贫困’。”①因此，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拥有一种革命的理论，但却缺乏一种革命的策略，始终没能引起革命的行动。

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一具有种种差异和内在分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否被界定为一种传统?这一简单化的统一做法是否会抹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的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彼此对立?正如林春在《英国新左派》一书中所指出的，安德森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宏观研究路径必然会取消德拉·沃尔佩、科莱蒂(Lucio Colletti)和阿尔都塞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显著对立。② 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共同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发展并创造出一种共同的理论模式，那么它可被称为一种传统；如果传统是指某些流传下来的观念和价值体系等思维方式的传播，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无法称为一种传统。正如安德森自己所承认的，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有机的联系。“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家使用的语言是空前复杂和难懂的，实际上他们全都极度闭塞，对邻国的理论文化一无所知。令人惊奇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不曾有过一位理论家对另一位主要理论家的著作进行过认真的评价或持久的批评，从而在其论述中反映出对于著作内容有详尽了解或者反映出最低限度的分析上的关切。”①假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无法在通常的意义上成为一种传统，那为什么安德森把它界定为一种传统呢?假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联系的话，那也是极少的有机联系，如果不是一个文化的局外人把他们看作一群相互联系的思想家，那么他们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分散化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安德森自己构建了这样一种传统，这一构建的真正原因不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而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外部，是作为英国经验主义文化的替代品而存在的。②

总体来看，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审查和批判中，安德森似乎远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走向了更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成了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前者为其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后者为其提供了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在此，经济批判与政治批判相统一，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相关联，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相融合，其核心是实践的批判，改变现存的世界，改变现存的社会，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阿尔都塞的极端结构主义诠释

在这些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中，对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安德森在这一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创立了以他为首的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正如在法国，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以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彼此对立，同样，在英国，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也针锋相对。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不仅极力批评了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观点，而且严厉批判了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理论的贫困》(1978年)中，汤普森认为阿尔都塞主义体现出“理论帝国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种种倾向，两年之后，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1980年)中做出了激烈的反驳，认为阿尔都塞开创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双重事业。“这种由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所尝试的体系化的概念阐释就是一种原创的和富有成效的事业，它产生了比任何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讨论更为具体的和精确的解释，无论汤普森能否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中列举出。其贡献的合法性和成效性至少可以在两个领域中被看到。一方面，它开启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一种更为密切的理论考察，其中最为明晰的和批判的标准是G.A.柯亨(G.A.Jerry Cohen)的哲学著作。另一方面，它也影响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经验研究的重要著作：盖伊·博伊斯(Guy Bois)有关诺曼封建主义的伟大研究和皮埃尔-菲利普·雷伊(PierrePhilippe Rey)有关法国对刚果殖民主义影响的重建是其核心事例。”①

实际上，安德森之所以走向这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因为这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和理性的分析，而不像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样，仅仅提供了一种经验的解释或者道德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试图去融合某些历史的或经验的解释。他在反驳汤普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编撰学的解释时指出：“结果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被放弃。它自命为科学而且总是反启蒙主义的。然而，那种源自马克思的传统与这一理论相反，并且应该受到尊重……对于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开放的、经验的探讨传统始于马克思的著作，并且使用、发展和修正了他的概念’——肯定仍是极具价值的。”②在安德森看来，无论是经验的探讨，还是理论的研究，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对于安德森而言，结构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面临的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他指出，结构与主体的问题“一直是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然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机制做出统一、完美的阐释：他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历史变革的动力归因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宣言》中又把历史变革的动力归因于阶级斗争。因此，安德森采用了阿尔都塞有关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关系问题的结构主义解释，形成了他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结构主义的解决。

对于社会结构而言，安德森认为阿尔都塞对社会结构做出了一种灵活而有效的解释。那么,作为结构主义者的阿尔都塞如何来解读社会结构呢?在他看来，社会结构是由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构成的，其中，每一实践在其具体有效性上都是积极的，而且，每一实践又是其他实践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些实践之间构成了一种分散的、不均匀的和移心化的结构。这样，经济实践虽然仍享有一种优先权和特权化的地位，但由于不再是充分条件而只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对上层建筑起最终的决定作用；同样，上层建筑由于自身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而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独立性。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矛盾的多元决定……具有普遍性：经济的辩证法从不以纯粹的状态起作用；在历史上，上层建筑等领域在起了自己的作用以后从不恭恭敬敬地自动引退，也从不作为单纯的历史现象而消失，以便让主宰一切的经济沿着辩证法的康庄大道前进。无论在开始或在结尾，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①最终，一元决定论的思想丧失了有效性而成了一种多元决定论。社会结构不再由经济因素所唯一决定，而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的实践所共同决定，这就使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多元而复杂的存在。同样，这一多元决定论的思想使马克思最初为我们设计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变得更为灵活而有效。“基础”不再是“真正的基础”而无须承担超出自身的分量和意义，上层建筑也不再是“基础”的直接附属物而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对于这一社会结构及其“多元决定”的解释，安德森表示了极大的认可和接受。首先，在安德森看来，阿尔都塞有关“社会结构”(social for-mation)的概念最初是在《保卫马克思》中作为对马克思的“社会”概念的替代而引入的，它表述了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表述总体”(expressivetotality)的“结构总体”(structural totality)的概念。同时，他明确区分了三种社会实践，即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并坚持了每一实践的不可还原性，这就使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变得足够清晰和明确。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著名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的思想。“这一开创性的讨论方向是正确的：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早该如此……它产生了迄今对形态的最完善的和最具识别力的解释。”①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安德森有关社会结构的解释首先采用了卢卡奇有关“社会总体”的研究思想和方法，他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一文中明确宣称了这一思想和方法。他说道：“我们所选择的不是把一切还原为经济，而是把当前状况分析为一个总体，其中，每一层面危机的决定因素都位于这一层面(而不是‘基础’)之中，而所有层面都在结构上整合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由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所构建。”②这一“总体性”就意味着总体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肯定了总体中部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承认了部分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肯定了总体对部分的首要性和优先性，把总体看作部分的有机整合，而非部分的机械叠加。因此，安德森所说的总体是一种有机统一同时又富含差异的整体。

其次，安德森进一步采用了阿尔都塞有关“社会总体”的概念，尤其是有关“社会结构”和“多元决定”的思想和方法。一方面，安德森采用了阿尔都塞的“社会总体”的概念，认为它是一种结构的统一体，也是一种复杂的统一体，是一种有结构的复杂整体，既强调了社会结构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也强调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正如阿尔都塞自己所宣称的：“马克思讲的统一性是复杂整体的统一性，复杂整体的组织方式和构成方式恰恰就在于它是一个统一体。这是断言，复杂整体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①另一方面，安德森不仅强调了社会结构的总体存在，而且强调了社会结构的总体断裂。或者换言之，社会总体不仅是一种“整合的总体”“巩固的整体”或“抑制的整体”,而且是一种“断裂的总体”“崩溃的总体”或“变迁的总体”。因此，安德森有关“社会总体”的研究中必然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有关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的研究，一个是有关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研究，这两个层面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两大重要内容。

对于社会主体，安德森认为阿尔都塞并没有对社会主体做出积极有效的解释，而是走向了一种极端化的理解，并提出了“历史过程无主体”的著名论断。在阿尔都塞看来，社会结构是一种分散的、不均匀的和移心化的结构，同样，社会主体也不再是人本主义者所赋予的统一的、先验的原因，而是一种分散的、异质的结果。这样，社会主体就生活在层层包裹的社会结构之内，毫无能动性和积极性可言。就其客观结构而言，社会主体仅仅只是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和占据者。对此，阿尔都塞表述道：“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着由生产当事人所占据的位置和所承担的功能，就他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support/Trager)而言，他们从来也只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所以真正的‘主体’……并非天真的人类学‘所予’的‘明显性’,不是‘具体的个人’‘实在的人’——而是这些位置和职能的规定与分配。”①就其主观结构来说，社会主体则是由意识形态所构建的。他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文中指出，主体是通过一种内在的“召唤”(interpellation)过程自由地进入他所承担的位置的，“在唯一的和绝对的主体名义下把个体质询为主体的所有意识形态结构……是推测性的，即一种镜像结构”②。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召唤下进入社会中的，并在主观上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自由的主体。其实，我们只是社会位置的一个占据者和承担者，始终无法逃脱出社会所强加给我们的结构和位置，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所谓的主体仅仅只是一种幻象和假想。

对此，安德森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认为阿尔都塞过度强调了社会结构的功能作用，同时极度抹杀了社会主体的意志作用，取结构而舍主体，从而滑向了一种极端结构主义的解释。他批评说：“如果结构单独在一个超越所有主体的世界中得到公认，那么什么能确保它们的客观性呢?极端的结构主义也决不会比它所宣告的人类的毁灭再刺耳了。”①同样，与结构主义有着共同血统和渊源的后结构主义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主观主义，取主体而舍结构。安德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悬而未决的难题和僵局，尽管结构主义曾许诺要超越它们，但在这一竞争领域中却从未在细节上得到解决。把语言模式当做解开‘所有神话的钥匙’,远未阐明或解释结构与主体的关系，这种情况导致由结构的夸张的绝对主义发展为对分裂的主体的盲目崇拜，但并未发展关于结构与主体的关系的理论。”②

因此，对于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难题，安德森试图在两者之间进行某种协调和架构，一方面反对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者对社会结构的极端强调，另一方面反对汤普森等唯意志主义者对社会主体的极度信仰。“对于历史结构必要性的义无反顾的强调，阿尔都塞更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信条，同时相应于对历史的科学研究的经验总结——但也付出了代价，它掩盖了现代劳工运动的创造性并削弱了革命社会主义的使命。另一方面，对于人类代理人塑造集体生活条件的潜能的强烈意识，汤普森更接近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时代的政治品性——但倾向于把历史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蔑视了必然王国中自我决定的千年否定。”③在此，安德森所面临的这一理论难题就在于如何把结构主义和意志主义这两种要素结合为一种可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一方面承认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地位，另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体的意志论因素，从而形成有关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统一的科学解释。

对此，安德森在有关社会存在与社会变迁的解释中形成了一种更为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它是，而且一定是主导的生产方式提供了社会形态的基本统一，把其客观位置分配给它之内的阶级，并在每个阶级中分配代理人。结果典型地就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过程。为了稳定和控制这一冲突，因而在国家内外所实施的包含了压制和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力的补充形式就是不可取代的。但是，阶级斗争本身不是秩序维持中的首因，因为阶级是由生产方式所构建的，而非相反。

所有社会变革机制的最根本因素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由生产关系所产生的阶级冲突和对立所引发，前者包含了后者。当然，两者并不完全等同，生产方式的危机并不等同于阶级的冲突，但在某个历史时刻，它们也许可以结合，也许无法结合。一方面，任何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无论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典型地吸收了所有无意识的社会阶级；另一方面，这一危机的解决一直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社会秩序的维持和颠覆中，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总是相互作用的。①

显然，安德森在对社会存在与社会变迁的解释中存在着一种极强的结构主义的思想基质。对于社会存在而言，其存在的总体性和结构性是由基本的生产方式所提供的；对于社会变迁而言，其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所引发的，变迁的直接动力是由阶级的政治斗争来解决的。可见，在这一结构主义的解释中，安德森遵循了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和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路径，回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地形学。与此同时，这一解释也是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折中主义和调和主义，一方面强调了社会结构的首要的和深层的功能作用；另一方也强调了社会主体自身的积极的和能动的创造作用，最终形成了一种温和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的这一温和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对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关系问题的终极解答中，而且体现在结构主义与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关系问题的理解上。与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不同的是，安德森并没有走向一种理论上的反经验主义、反历史主义、反人道主义的极端的结构主义解释，而是试图在结构主义的思想中融入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本要素，实现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统一。因此，如果说阿尔都塞是一位极端的或强硬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安德森就是一位温和的或软弱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