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当安德森及其同事以《新左派评论》为基地把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翻译和介绍到英国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中时，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尤其是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之间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争论。总体上，他们进行了

三次争论：第一次是随着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的出版，安德森和汤姆·奈恩分别在《当代危机的起源》(1964)和《英国的工人阶级》(1964)中做出回应；第二次是随着汤普森《英国的特殊性》(1965)的发表，安德森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1966)中做出答复；第三次是时隔十五年之后，当汤普森出版了《理论的贫困》(1978)时，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1980)中再次做出回答。直到此时，两派之间的争论才达成某种初步的和解，正如安德森自己所总结的：“抛却旧的争吵，共同探讨新的问题将是有益的。”①就争论的问题而言，其中，英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等领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交锋，得出了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认识.

(一)英国历史的“例外论”

作为对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回应，安德森在1964年的《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中对英国现代历史的独特性做出了精确的描述和概括：

在一场痛苦的、通泄的革命之后，它改变了英国社会的结构，但却没有改变上层建筑，一个由强大的商人姻亲集团所支持的土地贵族成为英国首个主导的资产阶级，这个动态的农业资本主义把农民从历史上驱逐了出去。其成功就为工业资产阶级的诞生提供了经济的“基础”(floor)和社会的“上层建筑”(ceiling)。由于对封建国家的不信任，对法国革命和本国无产阶级的恐惧，以及地主阶级荣誉和权力的**，资产阶级赢得了两个适度的胜利，它丧失了勇气并最终丧失了身份。晚期维多利亚时代和盛期帝国主义时代就把贵族和资产阶级融为一个单一的社会集团。在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富于热情的战斗并没有获得任何协助；其努力的措施是接连失败之后的极度消耗。因此，尽管它发展了，独立了，但却从属于显然不可动摇的英国资本主义的结构之内，尽管它存在巨大的优越性，但却无法改变英国社会的基本性质。①

在此，安德森把所考察的英国现代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8世纪工业革命的时代，19世纪帝国主义的时代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首先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安德森认为，1640—1688年的英国内战是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德国革命相比，早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然而，就革命的性质而言，它却是最妥协的和最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任何主要的欧洲国家中，英国拥有首个最调和的和最不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①在他看来，这一资产阶级革命不是发生于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一部分新兴贵族反对另一部分旧式贵族的斗争，而且，这一新兴贵族只是变成了资本家(capitalist)而没有成为资产阶级(bourgeoisie),在社会上居统治地位的依旧是贵族阶级而非资产阶级。因此，这一革命只打破了英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却没有改变英国社会的上层建筑，换言之，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在经济的意义上是成立的，而在政治或社会的意义上是不成立的。或者说，它是一场成功的资本主义革命，但却不是一场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

其次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时代。英国是世界上首个工业化的国家，诞生了最早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于工业资产阶级而言，由于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扩张；另一方面是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就从最初对贵族阶级的激烈反抗变成了与贵族阶级的不断融合。同时由于《改革法案》(1832年)的颁布和《谷物法》(1846年)的废除，资产阶级开始从经济和政治上介入贵族阶级的统治制度。然而，这一介入的最终结果不是资产阶级的最终胜利，而是贵族阶级的单一霸权的确立。同样，对于无产阶级而言，19世纪前半叶可谓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最伟大的英雄时代，它掀起了欧文主义和宪章运动等巨大的改革浪潮；而19世纪后半叶则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最深层的停顿时期，宪章运动之后再也没有产生任何具有重要影响的工人运动。因此，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工业资产阶级，还是工业无产阶级，都未能对贵族阶级的霸权体系构成真正的威胁并成功地推翻它，而是进一步巩固了贵族阶级的霸权统治地位。

再次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时代。在安德森看来，19世纪晚期是帝国主义最具自我意识和最好战的时代，它对英国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英国社会最持久的轮廓。第一，它确保了传统的等级秩序和贵族阶级的霸权地位，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晚期维多利亚时代强大的君主制；第二，它横扫了英国社会所有的阶级和党派，并在意识形态上把它们整合到了贵族阶级的世界观中；第三，工人阶级最终被这一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整合。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在任何直接的意义上致力于帝国主义，但工人阶级对于帝国主义的热情使它偏离了对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等阶级统治问题的关注，并在80年代之后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劳工主义的意识形态。

最后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对此，安德森说道：“英国是主要欧洲国家中唯一一个未遭受两次世界大战占领和失败的国家，其社会结构未受到外部动**和断裂的影响。”①也就是说，当欧洲大陆国家由于外部的战争和内部的动乱而导致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时，英国却由于没有经历任何挑战和分裂而完成现代化的使命，始终与贵族阶级的霸权统治保持着高度一致。尽管这一时期英国的各阶级和各党派得以重新分裂和组合，无论是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最终结合，还是保守党与工党之间的相互较量，都没有最终改变贵族阶级的霸权地位，其地位始终是坚实而稳固的，从未受到任何真正的质疑和挑战。

这就是英国现代历史的独特之处。它既是英国贵族阶级成功维持其统治的历史，因为贵族阶级在这一现代化历史中只改变了自己的作用而没有改变自己的地位；它也是英国资产阶级未能成功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完成现代化的历史，因为资产阶级未能对贵族阶级的统治秩序构成一种全面的质疑和挑战，只是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没有改变上层建筑；同样，它也是英国工人阶级未能成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因为工人阶级在欧文主义、宪章主义之后陷入了一种深层的改良主义和合作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因此，英国社会的统治秩序依旧是传统而保守的，没有任何根本的和彻底的改变，实质上，贵族阶级依旧处于统治阶级的地位，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依旧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地位。

在对英国历史的全面系统的分析中，安德森所依据的理论资源不是源自英国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而是源自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资源，由此，他走向了一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分析模式。就理论范畴而言，他采用了一系列社会科学的精确词汇，如“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在他看来，这些范畴不仅仅是抽象的和思辨的，同时也是具体的和现实的，是对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客观描述和真实表达；就理论问题而言，安德森采用了马克思本人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区分，同时采用了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与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的概念达成了一致，并论述了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就理论方法而言，他采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总体性”方法，试图构建出一种有关英国历史与现在的宏观理论。正如他所表述的：“一种卓越的、想象的历史与空白的政治分析的巨大鸿沟是我们试图去克服的。我们试图把历史与当前相关联，并重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这就意味着一种不可避免的‘总体化’的尝试，这是学术历史编撰学加以割裂的。相反，它意味着一种对当前的结构分析。我们试图构建一种有关英国社会的过去与现在的总体理论(integrated theory)。”①

然而，这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分析模式却遭到汤普森等人的强烈不满和激烈批评，批评者们认为这一结构化的分析模式在方法论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困难。首先，汤普森指责安德森采用了一种“图示化”的方法，形成了一部有关英国阶级结构的演义史，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阶级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断形成和变化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演绎中存在一种“阶级还原论”的模式。“这一模式实际上具有一种内在的还原主义倾向……还原主义是一种无效的历史逻辑，政治或文化事件按照行为者的阶级属性来加以解释。当在这些事件(在“上层建筑”中)与某种阶级利益结构(在“基础”中)之间构建出一种关系或因果关系时，那么,这一历史解释的要求——仍是糟糕的，这一历史评价——把这些思想或事件归结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特征。这一还原主义的错误不在于构建了这些关系，而在于把这些思想或事件看作本质上与诱发背景完全相同的东西——以至于思想、宗教信仰或艺术作品都被还原为它们所体现的‘真正’的阶级利益。”①对此，安德森指出，这一“图示化”的方法是对三个世纪以来英国阶级结构演变的历史进行说明的一种必要压缩，如果说存在还原的话，那也只是一种范围上的还原。其次，汤普森批评安德森的分析中存在一种“经济还原论”的思想。安德森反驳说，与其说他的分析存在一种经济还原论的思想，不如说它具有一种唯心主义的企图，因为“这一斗争(英国内战)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术语是极为宗教的，因而它比一般的政治习语更远离于经济的抱负”②。再次，汤普森指责安德森存在一种对“权力的不健康的迷恋”,对人类民众的生活质量却视而不见。在汤普森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民众的苦难史，“历史无法与隧道相比，快速列车通过隧道竞相把乘客送到阳光普照的平原。或者，假如可以的话，一代又一代的乘客在黑暗中出生和死亡，而列车仍行进于隧道中”③。然而，安德森认为他并没有完全专注于阶级权力，而是对民众的生活质量也给予了极大关注。这一点明确体现他在1961年发表的有关瑞典的文章《瑞典：克罗斯兰先生的梦想之地》(Sweden:Mr.Crosland's Dreamland &.Swe-den I&I:Mr.Crosland's Dreamland)中。

更具争议之处在于，当安德森应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重新审视英国历史与社会时，他得出了对英国资产阶级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种否定判断和结论，因而被批评者称作“历史虚无主义者”。正是这一历史虚无主义的判断和结论引起了汤普森等人更为强烈的不满和愤怒的批评。①于是，汤普森在《英国的特殊性》一文中做了一一驳斥：

第一，安德森在有关英国历史“例外论”的说明中存在一种未被揭示的“他国模式”,即法国模式。以法国模式为标准，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破碎的和不完整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就成了“现代历史之谜”,英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知识界”。②同时，这一法国模式变成了“一种革命的理想类型，可以对他国革命模式进行评判。不久，这种渴望整齐划一的柏拉图主义的头脑对于实际的历史就变得缺乏耐心。法国革命成为了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并通过其整个经验，提供了一种随后的冲突无法比拟的见解和预兆。尽管它是一种巨大的经验，但它并不会必然成为一种典型的经验”③。第二，安德森在有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说明中也存在一种“他国模式”,认为英国革命是一场不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汤普森看来，这一解释是极端错误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次真正的划时代的成就。第三，安德森在有关英国资产阶级文化的说明中，只意识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重要时刻，而没有认识到英国资产阶级的重大成就，诸如清教徒主义的革命遗产，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成就、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成就以及资产阶级的整个历史经验等。在汤普森看来，“我们的作者所做的就是：(1)忽视了清教徒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遗产(宪政制度)的重要性；(2)忽视了作为‘真正的明确的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3)忽视了三个多世纪以来英国自然科学家的成就；

(4)把经验习语与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相混淆。”①第四，安德森在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的说明中，仅仅强调了费边主义的次要影响，而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影响。在汤普森看来，尽管英国的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受到了费边主义的影响，并在19世纪末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强烈影响，但实际上，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正熏陶和影响。“长期以来——或者说100年来，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形式的交往。它采取了多种形式。作为一种吸引和排斥模式，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都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同样也渗透到了我们的劳工运动中，这比我们作者所设想的更为广泛。”②

对于这些批评，安德森随之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一文中做了一一答复。首先，就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言，它不是一场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成功的资本主义革命。其次，就资产阶级文化的性质而言，清教徒主义确实是资产阶级的伟大遗产，但就其性质而言仍是一种改良的而非革命的意识形态。再者，就达尔文主义而言，它作为自然科学是伟大的成就，但作为社会科学却是灾难性的成就。当它渗透到社会科学中时产生了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生存法则演变为一套自由竞争的社会生存法则，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赞同了某种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最具毁灭性的渗透，成了它所承受的“最沉重的十字架”。最后，对于英国共产党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用的忽视，安德森却表示了肯定，“简单来说，对于现代英国劳工运动的说明中，我们忽视了共产主义的作用。汤普森极其正确有力地提醒了我们英国共产党在劳工运动的关键时期的重要作用。”①但就英国共产党、工党和工会等组织的本质而言，安德森认为它们都共同带有某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性质，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性质大相径庭，因而，英国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文化。

可见，在对英国现代史的考察中，安德森与汤普森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阐释模式，前者是理性主义的，后者是经验主义的。正是在这一阐释模式之上，面对同样一段历史，两人却得出了如此悬殊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断和结论。实质上，在这一判断和结论的背后所揭示的是安德森与汤普森对于英国经验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在安德森看来，英国的经验主义文化只体现了一种改良的和合作的思想意识，而没有提供任何革命的或激进的意识形态，因而无法产生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革命意识和行为；在汤普森看来，英国的经验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不仅孕育了革命的或激进的意识和行为，而且培育了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因此，安德森得出了对英国经验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否定判断和理解，为引入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资源以弥补本国文化的缺憾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前提条件和思想的必要基础。

(二)英国“总体化理论”的缺席

在对英国文化的总体审查中，安德森在《国民文化的构成》一文中试图对英国文化的总体特征给予一种结构主义的说明。在此，“结构”一词是由列维·斯特劳斯所界定的，即对于社会事实进行结构研究的方法，它不是以对学科术语的审查而是以对学科间关系的审查为特征，其目标不是为了说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具体特征，而是为了说明英国各门具体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总体上，英国文化是以一种“缺席的核心”为特征的，它缺乏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理论：一个是经典的社会学，一个是本土的马克思主义。①无论是经典的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都力图把传统的各门学科纳入一个总体中，在概念体系中来理解社会本身，理解“结构的结构”。总之，55年来，英国的整个文化地形一直都是由这一“缺席的核心”所决定和支配的。

对于这一“缺席的核心”,安德森在《国民文化的构成》中有关英国文化的总体论述延续了他在《当代危机的起源》中有关英国现代历史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这一双重缺席的秘密在于英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在英国，贵族阶级的统治秩序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的全面挑战，随后，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也没有受到无产阶级的全面威胁。之后，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顶峰只是英国工党而非社会主义党派的运动，因而没有产生出任何经典的社会学和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在法国，一方面贵族阶级的统治秩序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全面质疑，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受到了无产阶级的全面否定，由此产生了相应的社会学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安德森看来，英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放弃了与生俱来的理智权利，拒绝承认社会总体存在问题，对于总体性范畴的一种深层的本能的厌恶表明了其全部轨迹，它从未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把社会重塑为一个整体，也从未在抽象的理论思考中把社会重思为一个整体。”①也就是说，英国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在理论上发展出任何有关英国社会的总体思想，也没有在实践上重塑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一种“没有社会学的社会学”。总之，英国缺乏任何总体性的社会思想或理论，既缺乏经典的社会学思想，也缺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然而，这一经典的社会学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大陆资产阶级的伟大理智成就，以德国的韦伯、法国的杜尔凯姆和意大利的帕累托为杰出的代表性人物；20世纪30年代之后，这一社会学思想转移至美国，形成了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及其著作《社会行为的结构》为代表的美国思潮。这表明，社会学不仅是一种欧洲大陆的普遍现象，而且也成为一种美国现象。然而，在这一社会学思潮的世界传播过程中，英国是唯一一个例外的国家，它既没有参与一战前欧洲大陆所创立的社会学的理智体系，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吸收美国出现的社会学思潮，从而失去了新的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时刻，乃至今日英国的大学文化体系仍没有受到社会学理论的任何影响。关键的问题在于，安德森之所以对这一经典的社会学体系情有独钟，主要在于这一经典的社会学体系是一种系统的理论化的社会科学。例如，韦伯(Max Weber)的宗教、法律和市场的社会学、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对自杀和社会团结的研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精英理论等都超越了具体的经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而结合成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理论，这就是最为关键的和重要的创新。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是作为科学的理论而存在的，它所寻求的是对社会结构的全部重建，在统一的分类范畴体系中囊括社会存在的所有方面。因此，总体性是社会学理论最为重要的标志性特征。

与经典的社会学不同，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是一种更广泛的综合的社会科学体系。如果按照列宁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的综合体系，是在一种更广范围上的更大程度的综合，并在其目标上形成了一种彻底的革命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拥有一种完全不同于韦伯或杜尔凯姆等经典社会学家的总体概念。首先，这一总体性是一种复杂的总体性或结构的总体性，它由经济层面的优越性所最终决定，并由这一富含差异的等级层次所多元决定；其次，这一总体性也是一种矛盾的总体性或断裂的总体性，是由一种复杂总体的断裂而产生的一种带有新的矛盾的结构变体。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远远超越了这一经典的社会学思想，是一种由复杂的总体化和矛盾的总体性相结合的更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思想体系。

与此同时，安德森详细审查了20世纪以来构成英国国民文化的各门具体学科，发现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各门学科中的“移民”现象。在他看来，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存在一种“白色移民”现象，而且这些“白色移民”学者在英国国民文化中的首创性和作用是巨大的，他们分别占据了各门具体学科的主导地位。

安德森排除了两门主要学科，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文学评论，前者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导，后者由利维斯(F.R.Leavis)主导，凯恩斯移居到了美国，文学评论是唯一一门没有移民现象的学科。

关键的问题是，这一移民现象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其社会学的本质是什么?与美国不同，英国并非一个主要的移民国家。这些移民学者之所以选择来到英国主要是因为国内局势的动**，而英国是一个相对传统的、连续的和有序的国家，因此，那些与英国传统思想文化内在一致的知识分子就选择了英国，如奥地利的维特根斯坦、波普尔、伯林等人，而德国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和马尔库塞等人则去了法国而后去了美国；卢卡奇去了俄国；布莱希特去了斯堪的纳维亚而后去了美国等。可见，这些选择英国的移民本质上是“一种‘白色的’反动移民”,而那些选择了其他国家的移民则是一种“红色”移民。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看，这一选择并非“知识分子们感到无助时的一个偶然码头”①,而是他们的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因为其思想与英国的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是极为接近甚至是完全一致的。历史学家奈米尔(Ninemeier)就称赞英国是一块建立在习俗和直觉之上的陆地，且没有受到欧洲大陆总体性思想的破坏和污染，“现存社会形式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超越了人类的运动和精神，精神继承中的态度和休闲远远超越于任何一代的思想、意志或发明”②。同样，这一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成为了这些移民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志，并出现在一个又一个的不断宣称中，他们整理了过去散漫的经验主义，将经验主义凝固化和狭隘化，发起了对总体性思想的系统拒绝，取消了“总体性”的任何思想和理论。例如，奈米尔通过历史的无效说明取消了总体性的思想；波普尔(KarlPopper)贬低了道德的总体性；艾森克(Hans J.Eysenck)把总体性还原为一种心理层面的欲望；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通过一种理智的语言分析侵蚀了总体性的地位。因此，这些移民现象的社会学本质就与英国经验主义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内在一致的理论特质，它在接受经验的同时拒绝了理论，在拒绝理论的同时故意避开了理论。

安德森最后得出结论：“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是由一种缺乏的核心构建起来的——有关自身的总体理论，经典的社会学或者本土的马克思主义。”①这一双重理论的缺席就使各门学科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构性扭曲，哲学局限于技术的语言分析；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脱节；历史事实与科学理论相分离；美学还原为心理学等。总之，每门学科都与其他学科互不关联，并分别形成了一种分门别类、各自为政的具体化和特殊化的学科体系，而非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科体系。

对于这一结论，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批评。批评者们认为，首先，安德森把对英国国民文化的总体考察与各门具体学科及其理论作品相等同，并在此清单中排除了英国的自然科学和艺术科学的伟大成就，并总结出英国社会科学的总体特征，即一种总体化理论的缺席。其次，在安德森所列出的这一社会科学的清单中，只有两门学科免受责难，一个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人类学，因为其精确而全面的知识对于帝国的存在来说是必要的；另一个是F.R.利维斯的文学评论，尽管其没有产生出总体性的理论，但却产生了社会批判的思想。①再者，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它所采用的方法论。从某个角度来看，为何如此广泛而多样的国民文化能够令人信服地产生对于单一学术文化的关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何这一单一学术文化的关注能够转变为一种狭隘的学术研究，而非对国民文化的一种大众说明?

对此，安德森回忆道，这一对国民文化的学术考察的基础主要来自20世纪60年代末新社会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的社会背景，因而，对于学术文化的选择和考察实质上是对学生运动的一种自然表达。由此，安德森进入了对社会科学的总体审查中，认为英国是主要欧洲国家中唯一一个没能产生任何经典的社会学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无论是经典的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两者都试图理解社会的总体性质，它既是工人阶级运动兴起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回应工人阶级运动的产物。然而，由于英国缺乏一种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它既没有产生像韦伯、杜尔凯姆和帕累托等经典社会学家，也没有产生像列宁、卢卡奇和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社会学的理论和学科也没有在英国大学中获得任何普遍的接受，从而使英国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安德森尽管后来承认了自己的观点中存在过度依赖、部分忽略或部分误解的错误倾向，但也明确肯定了自己总的观点的正确性。他在《逆流中的文化》(1990年)一文中指出，这一观点过分依赖于帕森斯有关欧洲社会学传统的经典建构，同时在与马克思的对比中忽略了后期欧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并误解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事业，但主要的评价仍然足够正确，并得到了社会理论的比较历史的证实。正如杰弗里·霍桑(Geoffrey Hawthorn)在《启蒙运动和绝望：社会理论史》(Enlightenmentand Despair—A History of Social Theory)中所指出的：“社会学作为一种理智和学术的独特追求，实际上在英国是缺乏的”,在整个20世纪的前半叶，“缺乏任何革命左派的威胁和右派的一致反抗”。①

实质上，在安德森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文化这一“双重缺席”的论断中，所暗含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英国不存在任何真正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换言之，英国不存在一种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在他看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就如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带有某种经验主义、保守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根本特征，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也如同它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带有极强的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基本特质。因此，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只有输入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才能激发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行为。

因此，安德森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批判就成为其引入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首个步骤和前提条件。实际上，安德森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与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批判相吻合，目的是创造出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然而，一旦英国资产阶级的文化根基被完全清除之后，这种革命的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和无根之基，再也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和后盾的支持。但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安德森批判地继承了肇始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以《新左派评论》为基地引入和译介了经典传统的著作，形成了极具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