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

作为英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安德森总是怀有一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情怀，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自己独到的解读和诠释。他尊敬马克思，但并不把他当做上帝来敬仰；他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并不对它马首是瞻；他尊爱历史唯物主义，但并不认为它不可更改。他总是在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视域内对历史、现实与未来进行着独具特色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一种“类型学”的唯物史观思想。

(一)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辩护

历史唯物主义是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核心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然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却从未使用过这一术语，而只是把它表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唯物主义的生产条件”。无论哪种表述，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与之前的唯心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①。因此，马克思的伟大进步就在于对人类历史所做的唯物主义的说明和理解。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评价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②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最为系统的概括和表述是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他在其中得出了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等最基本的概念和理论。在此值得长段引入：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然而，以上这些概念和理论却遭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诸多质疑和责难。这些反对者认为，首先，这些概念和理论存在一种空间性和结构性的隐喻，它只表述了一种静态的结构，无法说明动态的历史；其次，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中，又分别赋予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一种优先化和特权化的存在；最后，有关“决定论”的概念也充满了问题。

同样，这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也反映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新左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认知和判断中。在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历史轨迹的解释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进行了一种独特的解读，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裂和转向，如果说马克思早期所探讨的是全部人类历史或社会历史，那么马克思晚期则转向了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研究。他在《理论的贫困》一书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对象是“一元社会知识”(a unitary socialknowledge),其纲领体现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最接近其观点的一个文本，它不仅仅是一个宣言式的文本，而且是对作为一元社会过程的全部人类历史进行唯物主义重建的一个轮廓性纲要。然而，马克思晚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写作中却放弃了对“一元社会知识”的追求而走向了一种狭隘的政治经济学，这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影响。由此，汤普森走向了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辩护和马克思晚期思想的拒斥。

因此，汤普森对马克思晚期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做了一一批判。首先，他认为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是充满问题的，因为这种理论模式极易导致一种经济还原论或经济简化论的错误倾向，尤其是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运动或经济术语的机械化或教条化的解释中，总是倾向于把生产关系还原为经济关系，把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还原为人与物之间的利益关系，把所有的社会关系如文化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关系还原为经济的关系，甚至把所有的人类责任都最终消解为一种**裸的金钱关系。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暗含了对社会主体“人”的核心作用的忽视，认为所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所有形式的活动都是有关人的实践活动，离不开主体的思想、意志和**，同样也离不开主体的行为、活动与实践，只能从主体的实践活动角度来研究。因此，汤普森指出：“生产、分配、消费，不仅仅是挖掘、运输和吃饭，而且也是计划、组织和享受。想象和理智的错误不是局限于‘上层建筑’并树立于基础(包含人-物)之上，而是暗含在使人成之为人的创造性的劳动行为本身。”①

其次，汤普森认为有关生产方式的概念也充满问题。在他看来，阿尔都塞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解释中，把生产方式的概念演变为一种狭隘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而非一种广泛的历史社会学范畴，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从历史社会学的问题转变为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正是“阿尔都塞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的错误绝对化了，试图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生产方式理论而把历史唯物主义推向了‘政治经济学’的监狱”②。因而，这一生产方式的概念就无法适用于对社会结构的探讨。正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前者是指一种纯粹的经济结构，后者是指一种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复杂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这一生产方式的概念也无法适用于对人类历史过程的真正探讨，因为它只提供了经济实践的范畴，而没有为政治、文化、法律和意识形态实践提供任何范畴。“进化论缺少对于物种遗传和变异途径的解释，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则缺少对生产方式和历史过程之间(部分)适应途径的解释。”①

可见，无论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还是生产方式的概念和理论，汤普森对于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都进行了强烈的质疑与批判。正如他在《理论的贫困》一书对马克思后期的理论本身所表达的轻蔑那样，他不仅无情驳斥了生产方式的概念，而且几乎没有提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概念和理论本身所蕴含的抽象主义和思辨主义，或者确切来说是唯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读》显著的结构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还原论就是设计拙劣的结论”②“阿尔都塞的荒谬性就在于其唯心主义理论构造模式。”③在他看来，这些抽象的、思辨的、唯心的或结构的概念和理论本身无法编织出一幅由具体的、经验的个体实践活动所构成的整个人类历史。实质上，汤普森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批判的背后是对马克思晚期思想的拒斥，或者是对科学主义或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其目的是要保卫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维护人道主义或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与此相反，安德森走向了对马克思晚期思想的辩护，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的路线和方针。“马克思所做的是选择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最具决定性的领域——经济生产——并奉献了他的所有热情和努力在资本主义的时代来探索和重建。对他而言，还存在其他科学的路径么?实际上，他的步骤是真正科学家的经典方针。”①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等晚期著作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而是历史社会学的著作。同样，安德森对阿尔都塞的生产方式理论给予了积极的辩护，认为“阿尔都塞著作的影响远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者囚禁在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严格等式中，而是使它们从中解放出来”②。因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石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在马克思的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著作中并未出现，有关“社会生产关系”的概念在《哲学的贫困》之前也未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也未获得全部的意义，因此可见，它们首次形成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是在这篇序言中，形成了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概念和理论，最终形成了一套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科学知识体系。因此，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不是一种狭隘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范畴，而是一套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范畴。它们的建立不仅没有远离了历史，反而深入了历史，不仅没有妨碍历史的经验研究，反而促进了历史的科学研究。正如安德森所表述的：“正是这一进步的理论发现最终使对《资本论》中新的历史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探讨成为可能。换言之，1848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运动并非‘远离’历史，而是深入了历史。”③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安德森进行了积极有力的“宣誓”和“保卫”。

首先，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言，安德森认为这两个概念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而且是历史变革最深层的动力。“马克思的理论远远并不缺乏任何遗传类型的解释原则，它显然拥有一种原则——带有一种独特的清晰和力量始于1859年《序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长期历史变革最深层的动力。”①

其次，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言，他认为这一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确实存在着一种唯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但这一错误不能成为取消这一理论的全部罪证，它在理论上仍具有一种必要性和合理性，“构建一种可靠的有关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并不会排除或危及对文化或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研究，而是要促进它”②。

最后，就生产方式的概念而言，他认为尽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生产方式归结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并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得出了一套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经济理论，但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而是一个历史社会学的范畴，它是区分一种历史结构和另外一种历史结构的重要依据和标准。“首先应当足够清楚的是，马克思并没有阐述过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生产方式概念，甚至是对它的一种相反说明(adversary version)。这一概念的最初功能究竟是什么呢?设想一下社会经济形态和时代的多样性——就能提供给我们在人类进化中划分一种重要历史结构类型与另一种历史结构类型的方法。”①在此，生产方式从一种狭隘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转化为一种更广泛的历史社会学范畴，生产方式不单单指称一种经济结构，而是泛指一种社会结构，相当于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的概念范畴。因此，生产方式的概念对于人类历史上不同历史社会形态的探讨就是本质的和核心的.

可见，安德森认同马克思的晚期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科学和理性的保卫和辩护，把历史唯物主义首先看作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套理论话语体系，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科学解释路径。无论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历史动力因素的认识，还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基础首要性的历史宣称，以及对生产方式的历史辨析，安德森都表明了这一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立场，回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地形学”。然而，这一回归不仅仅是一种思辨的和理性的回归，而且也是一种历史的和实践的回归。

(二)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解释

在安德森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套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而且是一种有关历史的理论体系，也是有关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学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确切称号是历史唯物主义，它就必须首先是历史的理论。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历史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然也是历史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内实践作用的传统格言所不自觉地提到的。”①这里首先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历史是什么?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简言之，历史就是由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整个人类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的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社会史。”③从广义上讲，历史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或者换言之，历史科学包含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从狭义上讲，历史科学仅仅是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划分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种类型，却在晚年《致梅林的信》中指出，历史应归属于社会领域而非自然领域，“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领域的简单概括。”④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把历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那么历史何以成为一门科学呢?更确切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这一唯一的历史科学如何理解呢?所谓一门唯一的历史科学，实质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是在新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历史科学。列宁也曾指出，达尔文的“种变说所祈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的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高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祈求说明一切，而只祈求指出‘唯一科学’说明历史的方法。”①那么,这一唯一科学地说明历史的方法——唯物主义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在此，我们不能对唯物主义中的“物”作狭隘的理解，它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与主观精神相对立的客观“物质”概念，而是指主体世界对客体世界的改造活动，也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实践”概念，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与生活实践。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根本的和最具决定性的领域。

在对历史学的研究中，汤普森和安德森通过历史的研究对象、历史的概念范畴和历史的学科性质三个层面的分析，基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逻辑路线，得出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结论和看法。

在汤普森看来，历史无法成为一门科学，“把历史命名为‘科学’的尝试总是无益而混乱的”。首先，就历史对象而言，历史事件本身是多变的和易变的，这一瞬息万变的历史过程妨碍了历史概念的建立；其次，就历史概念而言，它们是“期待而非规则”,具有一种“特殊的弹性”“必要的概括性和灵活性”“机动的系数”;最后，就历史知识而言，它总是“临时的，不完美的和近似的”。①可见，汤普森更倾向于对历史学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强调了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否认了历史概念或历史理论的核心性和重要性，甚至否认了历史科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如汤姆·奈恩(Tom-Nain)所指出的：“英国的孤立性和地方性；英国的向后性和传统性；英国的宗教性和道德性；微不足道的‘经验主义’或对理性的本能的不信任……”②。因此，历史无法成为一门科学。尽管汤普森宣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下进行研究，但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其研究的一个始发站，尽管它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却不能作为面对历史现实的抽象教条；尽管历史发展受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但却不存在任何抽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相反，在安德森看来，历史可以成为一门科学，这是确定无疑的。首先，历史事件的多变和易变并不会妨碍历史概念的建立；其次，有关历史的概念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多越好；再次，历史中不是需要更少的决定论，而是更多的决定论；最后，科学本身就是不精确的，“暂时性、选择性和可证伪性构成了科学事业自身的本质”③。可见，历史事实本身的多变性和偶然性不会妨碍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同样，历史知识的暂时性和不精确性也不会妨碍历史的科学性和理论性。在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中，应把历史事实的经验材料与历史概念的理论阐发相结合，“历史学科法庭所允许的诉求形式是双重的，‘证据的’和‘理论的’”①。因此，安德森不仅宣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之下进行历史研究，而且把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当做历史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即在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理论范畴和体系中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形成了有关历史的科学理解和认知。

从上述的争议可以看出，在汤普森的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更类似于历史编撰学，它仅仅是对过去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实的编辑和整理；而在安德森的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更类似于一种历史科学，它试图从复杂多变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实中找出其中所隐藏的规律和必然。当然，安德森并没有单单囿于规律的归纳和总结，而认为历史的经验工作也同样重要。“事实上，理应一清二楚的是，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中的进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潜在的极端重要性。”②因此，在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历史和理论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两极。在历史中来考证理论，在理论中来阐释历史，历史的考证和理论的阐释被熔为一炉，“现在，理论就是历史，具有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严密性；历史同样也是理论，在描述所有历史事变时，都以一种它过去极力回避的理论方法”③。由此，安德森形成了一种融历史与理论、经验与理性为一体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

然而，这一科学的辩护和保卫并不意味着安德森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亦步亦趋和绝对服从，他同样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种“严格的审查”和“批判性的评价”。在他看来，“最大的尊敬应与最大的清醒相一致。今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把学术知识和富有质疑精神的老实态度结合起来，而这一点现在尚未做到”①。他通过对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批判性审查，指出了其中所忽视的重大问题，认为马克思本人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结构的真正分析，也没有解决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性质问题，列宁没有阐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影响，托洛茨基没有预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革命问题。因此，所有这些被忽视的问题恰恰成为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所要考察和探讨的核心问题。

(三)对社会主义的国际守卫

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安德森看来，尽管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不能完全等同，但历史唯物主义却在整个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范围内占有绝对的优势和统治的地位。他发问道：“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范围之内的全面统治的历史根据是什么呢?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典型特征是什么——以及它发展的可行性如何?”②对此问题，他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结构特征。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系统”。与其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莫里斯、饶勒斯、威格福斯、察扬诺夫和米尔达尔所创造的思想体系不同，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一种全面的、综合的理论体系，一种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体系。其次，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有关“历史发展的理论”。与其他卓越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如托尼、列斐伏尔、比尔德和泰勒相比，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全面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几千年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规律和法则。最后，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的“政治战斗号召”。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这三个结构性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成了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和实践指引。

安德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换言之，它是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的事业，一项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工程。在这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或完全集中于过去”①。由此，他从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走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了一种革命的实践论思想，始终期待着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完美结合。

总体上，安德森遵循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理想，试图创造出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认为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他看来，工人阶级依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革命依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实际上，这一革命社会主义的理想需要通过两大工程来实现：一个是理论的工程，一个是实践的工程，他始终遵循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内在标准，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密切结合。

一方面，安德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理论的工程，安德森通过其理论和编辑工作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并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左派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英国文化的重要性，力图把英国本土传统资源与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相结合，实现英国本土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当代危机的起源《国民文化的构成》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等著作和文章中，他明确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缺乏，认为需要通过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来弥补本国文化的缺憾，以创造出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来激发起英国工人阶级的激进意识和行为。因为他相信，革命的文化有助于革命的理论，而革命的理论有助于革命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来说，安德森所倡导的这一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在英国得到了部分实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不仅形成了以安德森为首的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而且影响了英国整整一代左派学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知，形成了一种多元的英式马克思主义文化格局。可见，在这一多元的英式马克思主义文化格局的构建中，安德森及其《新左派评论》的作用和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另一方面，安德森强调了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性。他采用了列宁的经典名言，认为“正确的革命理论……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①。安德森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之间的结合看作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在标准，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体现了这一标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背离了这一标准。然而，这一背离同样存在于安德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之中，这一英国繁荣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事业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的意识和行为。这表明，理论的实践与革命的实践之间存在一种显著的分离。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革命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国际的社会主义，它包含两种尺度，一种是文化的，一种是政治的。正如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一书中明确指出的：“这些年来，《新左派评论》在所追求的国际主义探讨中包含两种尺度：在采用了一种国外广泛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论资源的意义上，它是文化的；作为对民主社会的因果解释原则，它是政治的。”②

就文化的国际主义而言，当安德森及其《新左派评论》成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引入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资源，应用这些资源全面检验英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并对英国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做出否定断言时，就已经坚定地走上了一种理论的国际主义。“这一理论的国际主义建立在这一信念之上，正如诞生于19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汇聚了三种不同的国家体系——德国哲学、法国政治学和英国经济学——因而期待它在20世纪同等程度或更大程度地突破国界而获得自由有效的发展，换言之，我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的事。”①

就政治的国际主义而言，安德森不仅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和实践，而且关注国际范围内工人阶级的运动和实践。这一国际主义的政治视野就在安德森的不同著作和文章以及《新左派评论》的编辑和出版事业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诸如古巴革命、中苏冲突、中国“**”、布拉格之春，波兰哥穆尔卡叛乱、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苏联的勃烈日涅夫等，都成为了其密切关注的对象。

总之，安德森怀有一种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视角和情怀，坚定地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反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人阶级对于民族主义情感因素的任何妥协。他总是怀有一种“奥林匹亚的普救主义”(Olympian Universalism),试图在国际主义的文化和政治事业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