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刻洞察并秉持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思想中的文化和价值维度，指出文化的进步本质上就是人的发展和进步，其核心价值追求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一)文化领导权的启蒙意蕴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具有深刻的文化启蒙根基，但后来的很多学者在阐述和运用它时往往只注重领导权中的斗争因素，而忽略了这一点。事实上，如果没有文化启蒙的保障，领导权的争夺或谈判往往就会走向简单的夺权运动，这显然绝不是葛兰西所倡导的文化革命的目的。

在葛兰西那里，文化是其政治问题的暗线①,二者密不可分。政治与文化除了一种实用性的关系外，更体现为一种更广泛而细密的关系。这种“细密关系”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政治保障了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政治本身就是启蒙的一种结果，如社会主义政治在葛兰西看来，就是一种文化启蒙的扩展。由此可见，在葛兰西那里，革命行动或政治实践，指向的是对民众的文化启蒙，进而创造一种新文化、一种新文明，乃至新人类。正因如此，葛兰西“不为党本身着迷，不把兴趣放在创造一种职业精英去统治大众上，也不把政治教育仅仅局限于革命中的工具地位上”②。这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单纯政党政治、阶级政治的淡化。他坚持对民众进行文化上的启蒙，积极地致力于将下层民众从常识状态提升到健全的见识的高度，使民众真正看清自己及其所在的世界。

葛兰西非功利性的革命目的论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革命家的独特之处。

对文化启蒙作用的强调，意在保障文化领导权的维护与争夺方向。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争夺中的谈判与斗争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启蒙的方向，即为人民创造新文化、新文明，推动大众走向解放与进步。基于此，雷德克里斯南曾明确指出了葛兰西与福柯在政治上的区别，即“葛兰西不会接受一种没有方向的政治。放任或狂放的政治’或与整体无关的‘特殊的政治’都不是他能接受的”①。葛兰西所坚持和倡导的是一个启蒙的方向。可见，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具有很强的启蒙色彩。

另外，葛兰西经常使用的“历史集团”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他的价值选择倾向。在他的语境中，“历史集团”是一种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结合，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葛兰西说：“结构和上层建筑形成一个‘历史的集团’。也就是说，复杂的、矛盾的和互不协调的上层建筑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反映。”②葛兰西之所以在纵向上强调历史集团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目的就在于强调历史集团应该体现了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体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进而才有可能真正获得领导权。葛兰西指出，一个只体现在单纯横向上的力量联合的历史集团，即便暂时获得领导权，也绝不是长久的，比如法西斯主义的政权。

归纳起来讲，“历史集团”作为一个“描述性的范畴”,指称的是在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中，不同社会力量借助于谈判而不断地接合、解接合与再接合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异质的社会力量，它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二)现代性批判中的价值预设与自主选择

基于20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以及人类精神面临的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展开了深深的思索。在这一过程中，对文化的批判开始拓展为一种现代性批判。他们的现代性批判展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即价值预设与自主选择。前者将文化理解为一种基于人类的永恒价值，并以此为依据反思现实人的生存困境，对现实社会中一切压迫、束缚和统治人的物化结构和异化力量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尝试通过这种批判实现主体从个人价值向人类价值的回归。后者以本雅明为代表，他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以自己独特的意象阐释，开启了解释人文价值生发的选择模式，为时代的发展注入了一个趋向合理的价值选择。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囿于对文化的抽象理解和定位，将葛兰西开启的带有鲜明启蒙色彩的文化批判思想演变成了一种漠视乃至否定社会主体在现实的大众文化实践中进行价值选择可能的意识形态批判。他们或强调对启蒙理性的非辩证性否定，或致力于通过审美激发人类的原始生命力。不论他们的具体思路有怎样的不同，最终都是寄希望于一种基于抽象的、永恒的，所谓终极价值的审美乌托邦来实现对现实社会主体的解放和救赎，即通过审美来恢复人的感性认识，进而实现人自身的价值。他们还将这一切的实现与现实隔离开来，最终使审美陷入了乌托邦。从这点上说，无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学者们对大众文化发挥意识形态统治功能的作用和内在机制揭露得多么全面和深刻，其文化批判理论从本质上来看，仍是一种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的哲学批判，并没有拓展至社会学的层面。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边缘人物，本雅明的现代性批判则展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样态。他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深处有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依托，即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他的现代性批判从根本上说，是源自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启迪，因此，他的现代性批判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意象。

当谈到本雅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人们常常会毫不犹豫地提及他与同时代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作家布莱希特的友谊，以及与俄国女共产党员拉西斯的恋情。毫无疑问，这两个人的确拉近了他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真正促使本雅明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他在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指出，人的思维方式不是绝对地由意识形态左右，而是最终由人所处的社会状况决定的。本雅明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由此转向了唯物史观。

本雅明认为，唯物史观的出现彻底突破了将历史视为传承的传统历史观。它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解读历史，开启了基于当下建构历史的全新视野。本雅明指出，与历史主义注重展现过去的永恒画面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凸显的是一种打破历史连续性的现在意识。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看成是基于特定时代、特定生活去建构的对象。

本雅明指出，机械的理解唯物史观，即将基本的经济生产活动视为理解社会历史现象的唯一因素，就会抹杀理论本身的生命力。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诸多著作中都沿用了唯物史观，甚至使用了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却从未将其简单地理解为这些概念和命题本身，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方法论，并创造性地将这种方法论运用到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他指出，马克思从未就如何具体看待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做过详尽的论述，他只是强调了一系列类似于传动的中介，它们在物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发挥着作用。而且，本雅明还指出，不同时代的“传动中介”也是不同的，所以研究时代的具体状况才是问题的关键。但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忽略这一点，只满足于类比，从而脱离了对具体现实的切入。本雅明认为，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一切都是历史的。即便技术，也不是纯自然科学性的，因为人类对自然的提问总是受到他们生产水平的制约，实证主义却忽略了这一关键点。

可见，从方法论角度看，唯物史观的启示是，事物唯有与当下结合，或者说在当下经验的参与下，才会显现出意义。从艺术领域来说，就是要避免脱离艺术作品的生产及流传过程来看待这些人类精神的创造物，也就是说，要注意作为创造物总和的文化概念的拜物教性质。本雅明据此评论了当时的文化史研究，认为它只是增加了堆积在人类身上的负担，却没有给人们提供卸下这一负担进而将其掌握在手中的力量。①显然，在本雅明看来，要获得这样的力量，就要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将文化史方面的大量财富与不同时期的当下经验相结合，从而使其焕发出生命力。本雅明还以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他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未深刻理解这一口号，指出那些用来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统治的知识，根本不能带给无产阶级从这个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力量。知识只有与当下的经验相结合才具有真实的意义。

作为一名杰出的文艺评论家，本雅明在自己的研究中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努力揭示当下经验对意义生成的参与。他从来不是教条性地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而是将其活生生地融入自己的思维方法和立场原则中。本雅明成功地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运用到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现实中，对现代主义面貌做了深入内里的独特刻画。他的思想在当代西方备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的推崇。

本雅明突破传统的概念式陈述，为基于现实变化而建构的诱发主体自主思考的意象阐释，开拓了一种新思路，即让读者面对新出现的状况自己得出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读者走向其倡导的意义。这样的理论努力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充实与发展，也迎合了现代人精神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本雅明现代性批判的题旨和价值尺度直接源自马克思主义。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本雅明的批判，不仅秉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考量现代主义时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尺度，而且出于社会良知，试图为资本主义找出一条更合理的发展道路①。我们知道，关于人文精神，20世纪以来，西方发展出两种解释框架：一是推崇人文的自然发生机制，一是强调人文发生的价值选择。本雅明就是后一种解释框架的开启者之一。他的现代性批判颠覆了一切权威，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揭露虚伪现实的基础上，彰显了一种改造现实的革命精神，进而为时代的发展，注入了一个趋向合理的价值选择。

本雅明的现代性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且影响深远。首先，他的理论实践证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历史条件下依然有效，而且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当然，这决不能依靠只是简单地从唯物史观中寻找一些观点加以支持，借鉴一些概念加以利用，而要像本雅明那样，敏锐洞察和准确把握现实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去印证和引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例如，本雅明通过对现代主义的研究，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性批判在新时代应做的调整。他敏锐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产业工人到了20世纪中叶，已经转变成阶级意识退隐的大众，并将大众视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力量。通过对他们精神状况的刻画，本雅明首次将大众文化批判放在了新时代现代性批判，的重要位置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启示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

其次，从总体上看，本雅明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远远超越了同时代乃至后来的一些思想家。面对现代性的矛盾冲突以及在此冲突中人类精神面临的危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思想界不同，本雅明直面现实，采取了一种与审美乌托邦不同的解决方式，使审美走向生活、走向大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本雅明基于对现代人处境的敏锐而深刻的洞察，提出的辩证的现代性批判“超出了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承受力”①,远非同时代的人所能理解。本雅明现代性批判的这一路径也深刻影响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范式。一方面，促使他们突破精英主义的文化传统，将文化与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经验联系起来，指出文化是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基于生活经验的整体性，提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②。另一方面，启示他们进一步尝试通过文化批判重塑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来实现现代性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