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急剧扩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发达工业社会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这一时代特征，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不同以往的全面而深刻的探讨。他们开始将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看作新型的意识形态，将其视为维护现存社会秩序最有效的控制工具。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分别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和科学性的强调，在葛兰西开辟的文化批判视域中建构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这两种意识形态批判虽有巨大的差异和不同，但从本质上看，却都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理论上的批判模式。

(一)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控制的新形式

在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整体，发挥着十分独特的作用。它自觉延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启的批判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充分吸收、借鉴同时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这就是将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指认为新型的意识形态，看作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最有效的控制工具。法兰克福学派力图揭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超稳定运行的意识形态原因，即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的双重护卫：一方面，他们将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作用的揭示延伸至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的批判，具体体现为从人类文明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对现代人的异化和生存困境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他们也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批判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性和单面性。

前一个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启蒙辩证法的论述中。在他们看来，启蒙是从反神话开始的，它的目标是消除自然的魔力，从而确认主体的权力，但在其逻辑展开和现实发展的过程中，启蒙最终却重新沦为了统治自然和他人的神话。从本质上讲，启蒙思想中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表征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统治神话，它们为资本主义统治自然和他人的恐怖现实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

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启蒙试图通过对自然的祛魅而确立人对世界的主体地位。它总是把神人同形论当作神话的基础，即用主体来折射自然界。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是启蒙精神颠倒的反映。它强调启蒙要消除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即根除泛灵论。在这一过程中，启蒙要求完全掌握自然和人，而这一点是通过知识来达到的。知识就是人对自然权力的表现形式，因此，知识和权力是同义语，知识即权力。而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因为知识不满足于仅仅展示真理，行之有效地在操作层面解决问题才是它的真正目标，所以知识就是力量更确切的含义是技术就是权力。技术这种权力表现为对自然和人的双重统治。启蒙割裂了人的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对峙状态。而且，更糟糕的是，人基于征服自然形成的统治欲和占有欲绝不仅限于用来对付自然，它也被用来对付和控制人，因此，人对自然的统治是以对人的统治为代价的。同样，支配自然力量的增长导致了制度支配人的权力的同步增长。总的来说，万物有灵论使事物精神化了，而工业主义则使精神客观化了，或者说，文化的物化开始沦为物化的文化。

其次，从现实角度看，最重要的问题是揭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联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方面从逻辑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这种新的统治形式与启蒙之间的关联，即启蒙思想既是统治的反映，也是统治的工具，正是在它的支持下，工具才赢得了独立性；另一方面动员来自文化工业以及更为普遍的日常生活例子来解说它们。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普遍统治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造成了启蒙的颠倒。第一，启蒙遵循数学的规则，把不等的东西归结为抽象的量，从而使不同质的东西变成了可以进行比较和交换的东西，这是卢卡奇早期对物化现象批判思路的延续。第二，启蒙之颠倒，乃是由于一切主体与客体的性质在市场中被抽象与蒸发。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通过以上两个方面，霍克海默、阿多诺深刻地揭示了启蒙思想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联。启蒙的隐性本质还是统治，只不过是一种外观上好看一些的强权。

通过思想史的考察和对现实的分析这双重视角，霍克海默、阿多诺从必然性角度说明了以启蒙为原则的现代文明会走向“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论证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话性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工业和理性共同塑造了其统治，这是一种无人的统治，即观念统治。对于启蒙的结果，他们指出：“天堂和地狱是连在一起的”,进步转化成了退步。在理性统治的世界中，人类进入一种真正合乎人性的发展状况的理想，被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

大众文化批判是技术理性批判在狭义的文化领域，即文学艺术领域的延伸。《启蒙辩证法》通过对“文化工业”的分析，开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的主题。他们关于大众文化的阐释是在狭义上探讨的，即专门分析了作为艺术和审美形式的文化的异化。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文化历来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分，但大众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即变成了现代大众文化时，它的主要特征就不是大众化、通俗化了。为了使人们不至于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就是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化，霍克海默建议用“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取代大众文化。《启蒙辩证法》关于文化工业的分析，主要目的是要揭示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大众文化的消极功能。在启蒙辩证法的视域中，文化工业产品的大众性，事实上是掩盖其实质的一种大众欺骗。文化工业通过生产极权主义的驯服工具起到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使其创造性丧失了。它开始以娱乐消遣为主要目的和价值追求，进而造成了消费者人格的片面化；第二，大众文化的技术化使得工具理性支配了文化领域，造成的后果是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和享用者都变成了工具；第三，大众文化的标准化趋向使人也变成了同一模式的人，更便于操纵；第四，文化产品通过对时空更强的占有性，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总之，虽然消费者认为他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借助文化工业得以满足，但他却忽视了被满足的这些需求都是由社会设定的，人只不过是文化工业的对象，这种状况严重限制了人的思想和想象力。

综上所述，“文化工业”通过消弭艺术作品的反叛性，致力于将工人阶级非政治化。通过把生活中的所有矛盾表征为基于现有体制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实现都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文化工业”成功地阻碍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它的全部实质。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对现代大众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深刻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基于大众文化制造的审美幻觉进行文化控制的复杂机制，是他们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通过它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甚至控制了人们情感的表达模式，成功实现了对现代社会大众的情感控制乃至无意识层面的控制，致使原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敌对力量的文学艺术成了意识形态控制的主体。他们用“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共谋关系。

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联手塑造了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从根本上抑制和扼杀了无产阶级的造反意识。这一思想在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得到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意识形态的实质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同一性思维”。这种同一性思维具体讲就是“单向度的思想”,即一味地肯定，而缺乏否定的向度。单向度的思维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构成的只能是单向度的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型控制形式的揭露，包括对法西斯主义起源和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的研究无疑是深刻的，但是将现代社会的批判过度聚焦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总是带有一种泛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二)意识形态是社会历史生活的基本结构

揭示当代意识形态理论演变和发展的过程，阿尔都塞绝对是一个不能绕过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学派是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产生的具有重要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其创始人阿尔都塞基于对法兰克福学派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简单化错误的批判，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实践性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阿尔都塞凭借结构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组合起来的方法论原则，提出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基于马克思的社会整体观，他强调用多元决定论和结构因果观去解释历史进程，去定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从多元决定论的理论框架出发，阿尔都塞与那些仅仅在虚假意识或仅仅从统治策略角度界说意识形态的学者们分道扬镳，致力于以科学化的态度研究意识形态，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阐释了意识形态实践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为了说明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阿尔都塞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观点：(1)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体系而非科学理论，它具有一种独特的逻辑，体现为一种独特的结构。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是想象性的和体验性的，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它是人类为了消除生存中的各种矛盾而想象出

来的东西。(2)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意识形态虽是想象的产物，但绝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作为物质性的存在，不断具体化为并存在于国家机器及其实践中的宗教、伦理以及政治等形式。(3)意识形态把个人质询为主体。意识形态特定社会语境产生之后就客观地发挥着将人塑造成主体的作用。结构主义尤为关注的就是人是如何被文化后面的无意识机制塑造出来的。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的表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与意识没有关系……它们首先是作为结构强加于大多数人的……

正是在这种无意识中，人们与世界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被成功地改变了。”①阿尔都塞还进一步通过改造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揭示了主体与意识形态认同的过程，强调了意识形态实践的“无意识”性。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就是把主体之间的真实关系和相互依赖性碎片化，然后勾画出一幅强调主体自由和自主的社会关系图景。主体之所以认同意识形态，正是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独立而强大的形象。但实际上，这种所谓主体的自由或自主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却是虚幻的。阿尔都塞指出，作为一种决定或塑造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形而上的结构，意识形态总是通过一种隐蔽的、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将个体质询为主体，使他臣服于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都导致了同一结果，即生产关系或者说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②。

由此可见，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阿尔都塞也非常关注和重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及其社会功能。他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就在于创造承认现存世界合理性的主体。因此，统治集团往往借助于意识形态把事实上是政治的、局部的和可以改变的东西转变成似乎是内在的、永恒的东西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阿尔都塞眼中的意识形态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乎阶级领导权角逐的概念范畴，而是更多地带有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味。他指出：“意识形态不是胡言乱语，也不是历史的寄生赘瘤。它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③因此，他强调应该超越意识的限制，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人类世界的存在形态，甚至人类世界本身。于是，意识形态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被普遍化了，成了人类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进行的前提和基础。

阿尔都塞也关注并探讨了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他一度把艺术与意识形态相对立，认为艺术、科学与意识形态形成的是一种三元关系。强调艺术是处于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并与二者若即若离的一种活动，服从平庸时，它就沦为意识形态，拒绝堕落、追随崇高时，它就会接近科学。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和艺术的关系问题上，阿尔都塞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认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甚至认为意识形态构成了文学的基本加工对象。就文学不能完整、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这点而言，它和意识形态都具有遮蔽现实的功能。但他同时也指出，艺术对意识形态的加工并非简单地、一味地反映和模仿，它也会起到规范和改变意识形态的作用。显然，艺术和意识形态除了同一关系之外，还有一种“离心”关系。“我相信艺术的特性就是‘使我们看’、‘使我们感知’、‘使我们感觉’某种暗指现实的东西……作品与产生它的意识形态保持一种退后姿态或内部距离。”①艺术的任务就在于帮助人们在洞察意识形态真相的基础上达到对个人和社会存在状况的客观认识。如此，艺术又与科学密切相关。再则，艺术只能让人们看到、察觉到意识形态的破绽，却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因此，艺术与科学也不是一种同一关系，而是一种差异关系。

阿尔都塞的理论贡献在于，虽然他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但还是对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做出了正面的探讨，特别是从学理上分析了审美意识形态的机制和作用，并探讨了超越审美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同时，他也十分关注并强调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概念，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人质询为主体的过程。这些都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但阿尔都塞还是因为学术立场的贵族化和理论方法的简单化常常遭人诟病，一些学者指责他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分析和揭示当代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缺乏实践性和彻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