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能够在众人面前开口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动听，但与从前不会讲话相比，这对我的生活和工作都有很大帮助。

当我还在大学求学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学习知识是为了以后能够成为有用的人，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而这个世界上，总会有适合我，并且只有我才能够做的事情，但那究竟会是什么事情呢？”这个问题我想了一遍又一遍，却始终没有得出答案。

有趣的是，反倒是朋友们替我找到了，他们有的说：“你不必非要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如果你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帮助那些和你有着相同遭遇的儿童上，那么你必然会为人类、为社会做出大贡献，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不是吗？至于经费的问题，你完全不需要担心，交给我筹募就好。你认为如何呢？”我回答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必须完成大学的学业。”

虽然我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但这位朋友却始终没有放弃说服我，并不时地对我和莎莉文老师发动疲劳轰炸。到后来，我们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再与他争辩了，可他竟误以为这是一种默许。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在睡梦中的时候，这位朋友已经到纽约去了。他迫不及待地告知大家，我已经决定献身于盲人教育工作，并将立即展开行动。

赫顿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惊诧，立即写信询问我具体情况。无奈之下，我只好和莎莉文老师匆匆赶到纽约，一一拜访了那些资助我的先生们。那时，洛奇先生因事务缠身不能前来，马克?吐温先生便成了他的代表。当时，他们正因此事而聚在一起讨论，马克?吐温先生说：“洛奇先生已经明确表示过，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花一分钱的。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海伦遵从上帝的旨意去设立盲童学校，可我却没有看到上帝下达指令的文件啊！那位先生总说这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上帝写了委任状给他吗？否则他是从何处得到这一结论的呢？他所说的话实在太荒谬了。”

在我大学毕业之前，类似的事情可不止发生过一次，有的人还曾提出建议，让我四处旅行表演，甚至还有人计划出资让我将所有盲人集中到一起进行训练。我对他们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真正帮助盲人学会独立，因此非常抱歉，我并不打算采纳。”我的答复往往会让对方非常生气，他们指责我，说我是个自私的家伙，只愿意做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好在那几位一直热心帮助我的先生们，贝尔博士以及洛奇先生等，都是非常慷慨而开明的人，他们从不强迫我去做自己不愿意或不喜欢做的事。他们的宽容和理解让我非常感动，也给予了我极大的启示，让我下定决心：凡是能够真正帮助到别人，同时又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必将全力以赴！

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真正为盲人做出贡献的机会。

一天，一位自称查尔斯?康培尔的年轻人出现在我面前，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柏金斯盲校毕业之后，便在伦敦创建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投身于英国的盲人教育事业，他此行的目的则是劝我加入“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这是一个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组织。

我接受了他的邀请，欣然加入这一组织，我曾跟随他们一同到议会请愿，要求成立一个保障盲人权益的特别委员会。

很快这个请愿就通过了，委员会也在极短的时间里成立起来，这个特别委员会也成了我工作的新开端。

在康培尔先生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对盲人所能从事的工作进行了调查。此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学校，专门负责教授盲人一些简单的手工艺。为了销售盲人的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间商店，专门贩卖这些产品，再后来，马萨诸塞州各地也都相继开设了这样的商店。

搬到连杉之后，我更加专心地思索关于盲人的问题。我认为，对于盲人来说，有两件事情是非常迫切的：一是让每个盲人都拥有自食其力的技能，同时，为了方便盲人之间的联络，以及职业调查工作的展开，应该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二是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并将美国和欧洲等地的盲文进行统一。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长途跋涉来到我们特别委员会，向我们提出了预防失明的方法：“就目前来说，盲校中的儿童里，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因为眼睛在出生的时候受到感染而失明的。为了避免这一悲剧，我们应该在孩子出生前进行消毒防范。”

博士认为，婴儿一出生就该进行眼部的消毒，这一点也应在法律上作出明文规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来引导舆论。

我们感到很奇怪，齐声问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病因所在，为何迟迟不愿展开行动呢？”

他有些无奈地说道：“事实上我所说的病菌感染，指的就是孩子的父母们因做出有损名誉的事情，而导致患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非常尴尬，医生很难公开说明，即便报纸、杂志也都是避而不谈。我正是没有办法才请你们来帮忙的。”

原来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听完博士的说明之后，大家都非常乐意展开这项工作。但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医生与大众传媒都不愿触及这种敏感而容易招致怨恨的问题，因此纷纷表示对此无能为力。

两年后，即1907年，我前往堪萨斯市，和一位眼科大夫谈论了这件事情，他说：“你或许可以考虑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他或许会愿意让你们在他的报纸上讨论盲童问题。”

我很快就去拜访了总编辑尼尔逊先生，但他却一口拒绝了我的请求。我沮丧极了，感到了深深的失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改变了语气，对我说道：“这样吧，你先将你希望刊登的东西写出来，最后由我们决定稿件的去留，如何？”

之后，我以极快的速度写了一些真实的案例送过去，尼尔逊先生最后将那些稿子刊载在了《明星报》的第一版上。我们终于攻克了第一道难关。

同年，《仕女杂志》也刊载了同样主题的文章，我继续写稿，试图借助全国的报纸和杂志掀起舆论，并扩大此事的讨论面。之后不久，《盲人世界》和《盲人杂志》等这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也相继创办。

我还接受邀请，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有关盲人的论文。从那时开始，我的工作量日渐增多，甚至到了应接不暇的地步，还常常要出席一些会议和演讲。

我的生活突然变得忙碌起来，常常刚从会场赶回家，却发现早已经有另一项邀请等待着我，有时，我一天甚至能连赶五六场会议和演讲。此外，信件也越发多了起来，我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它。到最后，由于太过忙碌，我和老师都感到吃不消了。

虽然工作量急剧增长，但在生活上我们却依然拮据，有一阵子甚至都请不起女仆。在那段时期，莎莉文老师将梅西先生送到火车站之后，回程途中都会顺便买菜。我则负责在家里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等等。完成收拾的工作之后，我还要到花园里采摘鲜花，或启动风车进行贮水工作，并记得将它按时关闭等。那一时期，我的工作量十分繁重，稿约和信件也尤其多。

1906年，在州长的推荐下，我成了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一员。每次开会的时候，莎莉文老师都坐在我身旁，向我传达会议进行的主要情况。在参加数次会议后，我发现，每位委员似乎都喜欢进行冗长无味的演讲，而那些来自官方的质询和回答等官样文章更是让人疲惫不堪，因此，四五个月之后，我便向委员会请辞。

但如果真心想为盲人做些事情，就必须通过团队的力量才行，只有这样才可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与支持。因此，我依然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如医师公会的会议等。为了能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我必须更加勤奋地磨练演讲技巧。

我曾先后请教过多名老师关于表达方面的技巧，可惜都收效甚微。就在我停滞不前的时候，波士顿的怀特先生出现了，他对音乐理论有着独到的研究和见解，并非常熟悉人类的发声机能，我满怀希望地找到了他，希望他能为我提供帮助。

“我并不确定自己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不过于我而言，这就相当于一种研究，让我们一起试试看吧！”怀特先生热情而友好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之后从1910年开始，怀特先生都会在每个星期六到来，住在我们家给我上课，星期日再返回。

我首次学习发声法是在10岁的时候，莎莉文老师带我去见了郝拉先生。那时，为了让我了解发声时产生的振动，郝拉先生将我的手放在他的脸上，然后慢慢发出“ARM”的声音，并让我尽量去模仿他。在反复练习之后，我勉强能发出些杂乱的声音，或许是因为那时我太紧张了吧。

“放松你的喉咙，舌头不需要这么用力。”

他耐心地教导我，在发声之前，我想或许应该先锻炼发声器官才对，这项锻炼应该从孩提时期便开始，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我的声音一定可以练习得更加美妙，词汇量也必然更加丰富。因此，我衷心地希望盲聋儿童能够尽早地练习发声。

起初，怀特老师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教导我，但后来他似乎对此越来越感兴趣，最后竟连续教导了我3年之久，其中有两年的夏天，怀特老师几乎都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对我的教导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先是锻炼我的发声器官，然后才是发音，最后才涉及一些关于节奏、重音以及音质、音调方面的事情。经过3年的学习之后，我终于能够在面对大众的时候开口说话了。我第一场实验性的演讲是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举行的，那是一次非常吃力的演讲，现在想起来都还感到心有余悸。那时我站在台上，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着，张嘴却说不出任何一个单词，虽然讲稿早已经拟好，我也练习了许多遍，但那个时候，我实在紧张得发不出任何声音。最后，在积聚足够的勇气之后，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将我的声音推送出来，我感觉自己声如洪钟，仿佛发射了一枚大炮弹般，但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时我的声音细微得如同蚊虫一般。我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虽然开始并不顺利，但我依旧坚持完成了演讲。当我走下演讲台的时候，眼泪不受控制地掉落下来，我懊恼不已：“说话实在太艰难了，我实在太不自量力了，那些做不到的事情，终究还是做不到呀！”

虽然我发出这样的牢骚，但事实上，我并非真的陷入了绝望，相反，我很快就又一次振作起来，投入到勤奋的练习之中。如今，我能够在公众面前说话了，虽然这声音并不是那么动听，但能够面对众人进行演讲，我的梦想也算实现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