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师，两位高徒

离开上蔡之后，李斯并没有急于投身仕途、游说诸侯，而是选择拜师求学。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说林立，百家争鸣，同时私学兴起，打破官府对教育的垄断，各学派的思想家们一边著书立说，一边聚徒讲学。许多叱咤风云的王侯将相，建功立业之前，都曾经寻访名师、求学问道。

李斯深知，闯**天下，肚子里要有货。他立志辅佐君王创立一番功业，但仍感到心中存有许多困惑，需要名师点拨。恰好，楚国兰陵（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有一位当世大儒。李斯从上蔡出发，直奔兰陵，拜访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一说“荀卿”是当时人们对他的尊称），赵国人，先秦儒家学派最后一位大师。荀子游历齐、秦、燕、魏等国，在齐国临淄，曾在天下闻名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讲学，先后三次担任“祭酒”（学宫负责人），名噪一时。后来，应楚国相国春申君黄歇邀请，荀子来到楚国出任兰陵令。春申君死于朝堂斗争，荀子随之被免官，晚年蛰居于兰陵乡间，远离尘世喧嚣，开班授徒，终日与学生们坐而论道，悠游自在。

不速之客的造访打破了兰陵乡野的宁静。李斯风尘仆仆，慕名而来。主、客二人对坐于庭院，茂林修竹之中，隐隐传来啁啾之声。伴着茶香与鸟鸣，荀子与李斯品茗对谈。

荀子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看起来慈眉善目，微笑问道：“年轻的后生，所为何来？”

“久闻先生博古通今，学贯天人，晚辈仰慕之至，特为求学问道而来。”李斯恭恭敬敬地奉上束脩——捆成一扎的十条肉脯干，那是学生拜师入学时送给老师的酬金。

“学海无涯，天底下的学问庞杂繁芜、浩如烟海，不知道你想求的是什么学，问的是什么道？”荀子看似随口一问，实则问到关键处。

“我想学‘帝王之术’！”李斯不假思索地回答。

“帝王之术？何谓‘帝王之术’？”荀子白眉微微一挑，面上仍不动声色。

李斯经过短暂思考，回答：“三皇五帝统御九州的法则，诸侯雄主成就霸业的谋略，圣君帝王一统天下的秘诀，这就是晚辈想要学习的‘帝王之术’。”

“学这‘帝王之术’，意欲何为？”

“为了在这大争之世搅动风云，辅佐明君贤主，建立不世功业，震古烁今，志得意满，也算不枉此生！”李斯丝毫不遮掩他的雄心壮志与功名欲望。

荀子似乎被年轻人的慷慨激昂打动，微微点头，继而若有所思，忽然转头，向身边一位公子问道：“韩非，依你之见，何为‘帝王之术’？”

李斯早就注意到，一位锦衣华服的公子一直恭谨地侍立在荀子旁边，长身玉立，气度雍容俊雅。

这位名叫韩非的青年拱手行礼，言道：“学生听闻，当年申不害在韩国推行变法，提出‘术’治，主要论及君王如何驾驭臣下。依申子所言，君如身，臣如手，身体一定要能够完全掌控双手。申子由此总结出一套帝王驭臣之术，颇有见地。不过，在学生看来，治国理政仅凭此道，终究过于偏狭，不够全面。‘帝王之术’究竟是什么？学生认识尚浅，仍在摸索探究，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李斯发现，韩非说起话来有些磕巴，语速缓慢，但表意清晰，观点新颖，既谦逊有礼又充满自信，令他暗自佩服、心生仰慕。

荀子说：“术，终究是细枝末节。道，方为万物之本。老子曰：‘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庄子曰：‘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其中深意，你们可明白？”

韩非、李斯齐声说：“学生愚钝，还请先生教诲。”

荀子微笑道：“莫急。求学之路漫漫，须得一生求索，不急于一时一刻。”

从此，李斯拜入荀子门下，开始了在兰陵的求学生涯。

荀子的学说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吸收墨、道、法等各家之长，对儒学加以发展，自成一套宏大渊博的思想体系。作为荀卿门徒，李斯这一生，从为人处世到治国理政，都深受荀子思想的影响。

首先，不得不提荀子赫赫有名的“性恶论”。

入学不久，李斯就迫不及待地向老师请教他长久以来的一大困惑。

“孟子说，人性向善，就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水没有不往低处流的，人没有不向善的，这是世间常理。如果水流受拍打飞溅起来，或者受到压力逆行流上山岗，这都不是水的本性，而是外部的力量迫使它如此。人做坏事也一样，并非其本性，而是受到环境、形势的逼迫。孟子行善之说流传甚广，可是学生听闻，先生对此说不以为然，多有批评，不知是否确有其事？”（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同为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宗师，荀子与孟子经常被放在一起比较，在人的本性问题上，他们针锋相对。

荀子说：“水流的比喻的确巧妙，只可惜孟子完全搞错了水流的方向。我的观点恰恰相反，人的本性为恶，就像水往低处流，这才是世间常理。正是后天环境、形势所产生的外力，令河水逆流，才使恶人向善。”

“还请先生不厌其烦，为学生详解其中奥义。”

“李斯，你回答我，如果真像孟子所说，天下所有人都善良无邪，这世间为何还有那么多的争斗与冲突，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令对手亡国灭族？”

李斯想了想，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人争斗不休，无非是为了一个‘利’字。”

“说得不错。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喜好声色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人生而有欲，欲望求而不得，就会产生争夺，进而造成纷乱。”

“所以孟子才说，养心莫善于寡欲。”

荀子摇摇头：“仅凭养心，并不能真正消除人的欲望。对此，圣人早已开出药方。圣人通过对人自然本性的教化，制定出礼义道德和法律制度。正因为人的本性为恶，才需要圣人教化臣民，需要礼义、法制引导人们向善。”（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这是荀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欲望是天生的，人性中根植着恶的因素，天然有向恶的趋向，而善良则是后天人为纠正的结果。“伪”，在这里是“人为、后天”的意思。

“性恶论”令荀子在后世备受争议，甚至背负骂名。其实，荀子并不是鼓动人们去作恶，恰恰相反，他真正想说的是，人性虽然本恶，但完全可以通过教化向善，前提是首先得承认人的欲望客观存在，承认它是人性中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恶论”成为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人生而有欲，为一己私利而争斗不休，所以需要以法来制恶，通过法律、规章、制度进行约束管理。

“性恶论”不回避人追逐利益的本性，纵观李斯一生的为人处世，无疑深受此说影响。“性恶论”深深嵌入他的精神世界，与他强烈的功名欲望水乳交融，共同构成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底色。

与此同时，李斯从荀子庞大渊博的思想体系中，成功寻觅到他想要的“帝王之术”——法家学说。

儒、墨、道、法、阴阳、纵横等诸子百家，首先都要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当时那样一个纷争动**的乱世，出路究竟在哪里？对此，孔子找到了“仁”，孟子找到了“义”，老子找到了“无为”，墨子找到了“兼爱”“非攻”。而荀子，承袭孔孟学说，进一步提出“隆礼”“重法”的主张。

荀子认为，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但治理国家单纯依靠“礼”恐怕不够，还需要“法”作为补充手段。荀子回答了“礼”与“法”的关系：礼与法并举，德与刑并重。礼是法的依据和总纲，法是礼的体现和确认。

荀子的思想体现出融合儒、法二家的鲜明特点。儒学是他的根基，在此基础上援法入儒，为儒学引入了法家的观念，好像种下一棵小树苗。没想到，这棵小树苗意外地在他的两个学生——李斯、韩非身上生根发芽。

荀子强调礼义为根本，守住了儒学的基本立场，他的两个学生显然更看重“法”的因素。时日一久，学生与老师分歧愈深，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思想道路，渐行渐远。

师与徒论争，儒与法分途

都说“师父领进门”，不知道荀子是否心存遗憾，没有能够将他最优秀的两位得意门生领进儒学孔门。

有一次，荀子前往赵国，李斯、陈嚣等学生同行。赵孝成王接见荀子师徒，赵国将军临武君陪同。

“乱世之中，兵强者胜。请教诸位高贤，用兵之道的关键是什么？”

赵孝成王抛出话题，众人各抒己见，展开一场“议兵”之争。

既然问到老本行，临武君当仁不让，抢先回答：“臣戎马半生，以实战经验来看，上得天时，下得地利，密切观察敌人的变动，比敌人后出发，比敌人先到达，这是用兵的要术。”

“不对。”荀子声音不大，却有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度，“用兵之道的根本，在于统一人民、凝聚人心。弓和箭不协调，即便精于射术的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六匹骏马不能相互配合，即便善于驾驭的造父也不能去往远方；士人、民众不亲附，即便商汤、周武这样的圣君也不能够征战得胜。所以，善于亲附人民的人，就是善于用兵的人，用兵的要术在于亲附人民。”

随后，荀子的学生陈嚣接力，向老师的观点发难。

“先生谈论用兵，常以仁义作为根本，仁就是爱人，义就是讲道理。既然爱人而且讲道理，那为何还需要用兵呢？众所周知，凡是大兴兵戎之事，都是为了争夺利益啊。”

“这不是你所能够了解的。”荀子对自己的学生也毫不客气，“仁者爱人，正因为爱人，所以憎恶危害他人的事情；义者讲道理，正因为讲道理，所以憎恶扰乱他人的事情。用兵的目的，是为了禁止强暴、消除危害，并不是你所说的为了争夺利益。所以，仁者之兵，所停留之处都会得到治理，所经过之处都会得到教化，好像及时雨降临，民众无不愉悦欢喜。”

荀子接连驳斥了临武君、陈嚣。李斯登场，最后的好戏开始。

李斯定一定神，清一清嗓子，缓步迈入大殿中央，从容言道：“学生以为，想要成就霸业，不在于仁义，而在于一个‘便’字。”

儒家仁义礼教的道理听得多了，李斯提出一个全新的视角，赵孝成王感到新奇：“请问‘便’字何解？”

“让我们目光向西，且看关中秦国，经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四代君王励精图治，秦国终于达到今日之强盛，兵锋雄霸四海之内，威势横行诸侯之间。这一切，并非通过施行仁义达成，世人口中的‘虎狼之秦’，素来最轻视仁义礼教。以学生愚见，秦国强大，无非是懂得充分利用有利的形势，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罢了。”（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荀子·议兵》）

赵孝成王、临武君点头称是，对此颇为赞同。

“这些事情，不是你所能够了解的。”荀子不慌不忙，从容地反驳，“李斯你对于‘便’的理解，还是太过浅薄。你所谓的便，是不便利的便，我所说的仁义，才是最大的便利（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荀子·议兵》）。仁义，用来修明政治，政治修明，人民就会亲近君王、喜爱君王，甚至愿意为君王牺牲自己，所以才有那句话：‘凡事关键在于君王，将帅是无关根本的小事。’至于你所说的秦国，即使历经四代发展国力已经如此强大，却还总是提心吊胆、惶恐不安，害怕全天下诸侯联合起来攻打它——这就是‘末世之兵’啊！因为它没有牢牢把握住‘仁义’这一根本。李斯啊，你不去探寻事物的根本，反而热衷于索求细枝末节，舍本而逐末，这样的作为，这样的风气，正是如今这个世道混乱不堪的原因啊！”

围绕“用兵之要”这一主题，荀子舌战群贤，通过一一辩驳不同人的观点，表达他的军事思想，所反驳的人当中包括他的学生李斯。荀子雄辩滔滔，给李斯扣上一顶“乱世之源”的大帽子，显然对学生一点儿也没有嘴下留情。

这场论争的详细情形见于《荀子·议兵》。《荀子》一书由荀卿及其弟子编著而成，值得玩味的是，书中唯一提到李斯的地方正是这一场论争。李斯与荀子思想观念的分歧在这里浮出水面。

荀子坚守儒家的立场，认为即便是战争这样的武事，也要恪守仁义之道，坚甲利兵是次要的末节，仁义才是根本。李斯对此显然不太认同。他以秦国为例，指出秦国强大的关键在于“以便从事”，“便”指有利的形势、便利的条件。像秦国那样，因势利导，把握时机，实现富国强兵，才是第一要务。发展是最硬的道理，强大是最高的目标，谁拳头硬谁就有话语权，至于仁义礼教，姑且先搁置一边。从一个“便”字，李斯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色彩可见一斑。

与荀子在学术理念上出现分歧的学生，还有韩非。

韩非与李斯年纪相当（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但和李斯出身平民不同，韩非是来自韩国的王族子弟。当时的韩国，君王昏庸、奸佞当道，眼见国家内忧外患、日渐衰弱，韩非忧心如焚，多次上书韩王，大声疾呼，劝谏韩王励精图治、变法革新，可惜并没有引起韩王重视。韩非幽愤无奈，转而求学寻道、著书立说，来到楚国，拜入荀子门下。（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虽然患有口吃的毛病，一着急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但丝毫无损他身上的光彩。他孤高狂傲，性情张扬恣肆，善于作文，不仅文采斐然，而且观点犀利、见解独到，即便是同样精通文章辞赋的李斯也自叹弗如。论才学，李斯坦率地承认，他不如韩非。（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虽然同在荀子门下求学，但李斯、韩非二人不论是学问的关注点还是人生的志趣都大相径庭，堪称云泥之别。韩非身上洋溢着某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真与赤诚，他终日思考的都是“天上的事情”，譬如探究“什么是权力”“国家兴衰治乱的根源何在”之类的抽象理论问题。而李斯半辈子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所思考的都是“人间的事情”，譬如“所学理论如何在现实中发挥效用”“哪家学说更有利于辅佐君王”，等等，功利而现实。

二人殊途同归，都走上法家的道路，共同成为战国后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同窗时期，他们思想契合、亦友亦师，说韩非是李斯的另一位老师也不为过，李斯从韩非身上吸收了诸多法家思想观念。韩非的文章和思想好似烈酒，辛辣浓烈，具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魔力，大胆、新颖、激进，常有惊人之语。

韩、李二人时常秉烛夜谈。譬如那一夜，窗外凉风习习，明月高悬，一阵狂风透过窗牖吹拂入屋，烛火骤然熄灭，屋子暗了下来。

黑暗中，李斯心有所感，长叹一声：“而今乱世，列国纷争不休，百姓水深火热，正如无穷之暗夜，长夜难明，不知黎明何时将至。”

韩非摸黑点亮一盏灯火，举着烛台向李斯靠近：“我辈学人，上下求索，勤学问道，正是为了寻得火种，照亮暗夜，呼唤黎明。”

“公子博学多才，见识高远，可是已有所得？”

韩非挥毫泼墨，借着微弱的烛光，在竹简上写下几个大字。李斯俯身凑近一瞧，分别是“仁”“义”“礼”。三字娟秀蕴藉，宛如三位谦谦君子，温文儒雅，玉树临风。

李斯大感意外：“难道公子也认为，行王道、施仁政、兴礼义，方能平定天下？”

韩非摇摇头：“不然。试问近世以来，有几位君王遵从儒家这些理念？有几个国家践行王道仁政？”

“恐怕一个都没有。”

“正是如此。诸侯列国争斗不休，说到底究竟比拼的是什么？依我之见，上古之世，人们比拼的是道德；中古之世，人们比拼的是智谋；当今乱世，人们比拼的却是气力。谁的力量强，谁就能得胜，弱小只能挨打，小国只能被大国吞并。正因如此，乱世之中，礼乐教化、德治仁政之路恐怕都走不通，只能别寻他法。”（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

韩非再次笔走龙蛇，写下三个大字：“法”“术”“势”。此三字与彼三字不同，力透纸背，张扬狂狷，盛势凌人。它们不再是谦谦君子，神似三位威猛凶悍的武将军，披坚执锐，威风八面。李斯不禁击节叫好，在他心目中，这三个字的神采方才字如其人，与韩非骄矜狂傲的性情、新锐犀利的思想相吻合。

“天下因何而乱，又因何而治？我想，其中奥秘在于这三个字。简而言之，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治乱世需用重典，大争之世呼唤铁血与强权。数百年来，列国变法图强，秦国商鞅提出了‘法’，韩国申不害提出了‘术’，赵国慎到提出了‘势’。倘若能够将此三者融合为一，依法治国，捍卫君权，何愁乱世不平、天下不治！”

韩非将先秦法家学说中的“法”“术”“势”等观念熔于一炉，成为后世公认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法”是国家颁布的法令制度。法令首先要统一，遵守法令就赏，违反法令就罚。韩非主张“严刑”“重罚”，无论赏还是罚，都必须牢牢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

“术”是君主控制和驾驭臣下的权术，包括任免、考察、奖惩，乃至于生杀予夺等一系列手段。韩非指出，君王应当将这套驾驭臣子的统治术隐藏在内心深处，保持神秘感，让臣子猜不透君王的想法，唯有如此君王才能牢牢地控制臣下。

“势”是君主的权势，统治者享有的权力、威势。君王要有威严，才能服人。韩非说，虎豹之所以令人畏惧，是因为它锐利的爪牙，而“势”，正是君王的爪牙，是统治者无象无形却威力无边的武器。如同鱼儿离不开水，君王离不开他的“势”。

由此可以看出，先秦法家思想更多的是一种服务于封建君主的统治术，是一种产生于专制时代的权术理论，与现代社会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存在本质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不论李斯还是韩非，都没有全盘接受老师的思想，他们从荀子丰富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部分，拿来发展自己的学说。在儒、法之间，李斯坚定地成为法家学说的信徒。

儒家的礼义与法家的刑罚，向来是君主统御天下的左右手。礼义是无形的精神约束，刑罚是有形的惩治手段。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礼义的约束力已经彻底失效，儒家思想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君主急需一种实用有效的方法来维护统治。各国掀起风起云涌的变法运动，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秦国商鞅变法……变法革新是战国时代高歌猛进的主旋律，探究富国强兵之道、帝王统御之术的法家思想，因其现实性与实用性，找到了它的用武之地。

平乱与治国，法家学说最能派上用场。急切地想要有所作为的李斯，终于寻得他的“帝王之术”。

辞别荀子，李斯言志抒怀

在兰陵，李斯过着避世隐居的生活，躬耕陇亩，求学问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琅琅书声回**于茂林修竹，清风摇曳竹海，也摇曳着悄然消逝的时光。有时候，李斯恍然间不知今夕何夕，仿佛岁月的河流不再流淌，时间已然静止。

平静如水的日子里，李斯的内心却像岩浆一般灼热沸腾，焦虑与急切在潜滋暗涌。他年近而立才离乡闯**，每一天焚膏继晷、夙兴夜寐地勤学苦读，可不是为了一辈子埋首书斋、成为一个坐而论道的学究。

学以致用才是李斯拜师的目的，当他认为“帝王之术”已经学成，便到了辞别的时候。

怎样跟荀子开这个口，左思右想，他决定开诚布公，与老师谈一谈心里话。

“先生，关于何谓‘耻辱’，何谓‘悲哀’，学生近日有所领悟。”

荀子见李斯神色郑重，知道他有话要说，微笑道：“但说无妨。”

“学生以为，人生在世，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深的悲哀莫过于穷困。俗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谈何礼义廉耻？”

一上来就抛出这么一个立场鲜明、极易引发争议的观点，好似平地乍起惊雷。荀子了解李斯饱受贫困之苦的出身，知道他心里始终有一团火，燃烧着对卑贱命运的不甘、对贫穷困苦的愤懑。荀子没有急于反驳，让他继续说下去。

“当今世上似乎有这样一种风气，尤其在儒者之中颇为盛行：一个人，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困苦的环境，却还要非议世道，说三道四，声称自己厌恶富贵荣华、功名利禄，打着‘无为’的旗号，标榜自己与世无争，甘愿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我认为，这些通通是虚伪矫饰，并非士人内心的本意。谁的本心，不是希望衣食无忧、日子过得好一点儿呢？”（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史记·李斯列传》）

话说到这儿，荀子大概猜到李斯的用意。他的这个学生，向来不避讳谈及名利，从不掩饰对于功名利禄的渴望。

荀子说：“人各有志，有人志在庙堂，有人志在乡野；有人追寻学问，有人渴求功名；有人想做鸿鹄翱翔苍穹，有人却只愿是闲云中一只野鹤。你的志向，想必早已了然笃定。”

“学生出身寒微，能够摆脱贫贱，封侯拜相，辅佐君王成就大业，这是李斯一生的志向！”

“欲成大业，长路漫漫，并非朝夕之间能够一蹴而就。这条路应该怎么走，想必你筹谋良久，已经胸有成算。”

“不错！乱世之中，想要有所作为，只等一个良机。我听人说，‘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当机会来临，千万不能懈怠，一旦错过，追悔莫及。当今天下，诸侯列国龙争虎斗，正是游客策士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最好时机！”

“七国诸侯各自雄踞一方，你打算前往何处，游说哪一国君王？”

“秦国。”李斯没有片刻犹豫。

“哦，秦国……”荀子并不意外，在赵国议兵时，李斯就以秦国作为范例阐述己见，看来他对于这个日益崛起的西方大国青睐已久，“十几年前，为师也曾经游历秦国。”

“依先生所见，秦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秦国关塞险要，地形便利，山川秀美，物产极为丰富。当初，一进入秦国国境，我便开始观察它的风俗，那里民风淳朴，音乐不流于**靡污秽，服饰端庄不轻佻，庶民害怕因官吏而显得极为顺从，真像是古时候的人民。都邑的官府里，官吏面目肃然，无不恭敬、敦厚、忠信而不懈怠，真像是古时候的官吏。进入国都咸阳，我着重观察士大夫的言行举止，他们走出家门，进入公门，工作完成后离开公门，回到家中，整个过程中丝毫没有沉湎于任何个人私事，不勾结，不结党，明智通达，公正无私，真像是古时候的士大夫。秦国的朝廷，各种政事处理得毫无遗留，安闲得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治理，真像是古时候的朝廷。所以，秦国能够历经四代而长盛不衰，的确有它的道理，并非侥幸。”

李斯喜不自胜，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

不料，荀子话锋一转。

“以上这些都是秦国的长处，秦国的短处也显而易见。如果以圣王功名来衡量，秦国还差得远呢！”

“差在何处？”李斯急切地问。

“差在哪里呢？大概是没有‘儒’吧。治国，如果纯粹坚定地使用儒家之道，就能够称王；如果混杂地使用一部分儒道，那就只能称霸；全然放弃儒道，那么终将灭亡，这正是秦国的不足和隐忧。”（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

荀子谈到一个大问题，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王霸论争”。

先秦思想家们提出两条治国平天下的“道”：王道与霸道。简而言之，王道，由儒家倡导，主张君主以仁义治天下。霸道，由法家倡导，奉行武力、法治、强权。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来，奉行法家路线，历代君王对儒家倡导的王道毫无兴趣。荀子对于秦国的看法无疑是复杂的，既盛赞秦国明晰的制度、高效的治理、淳朴的民风，同时又对历代秦王轻视儒者、不行王道扼腕叹息。

与荀子不同，李斯的想法简单而笃定，没有因为荀子的话而有一丝动摇。

“学生以为，乱世之中，恐怕唯有‘霸道’才能平定天下。如今秦王有吞并列国、统御九州的雄心壮志，这正是像我这样的布衣策士四方奔走、游说君王、一展抱负的最佳时机。身处于卑贱的地位，却不努力去改变自身的处境，就像是禽鹿看见肉食却不吃。这样的人，白白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强直立行走，其实与禽鹿走兽没有什么分别。”（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耳。《史记·李斯列传》）

鹿是草食性动物，鹿不吃肉这一点，被古人赋予特殊的意涵，人们认为鹿具有灵性，不吃肉是因为它的高贵与性灵。然而在李斯眼中，这一点却成为一种不懂得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愚蠢，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在这里鲜明昭彰。

李斯想要在卑贱中寻求尊严，在困顿中逆转命运，一心渴求功名，就像是濒死的人渴望救命的水一样。他一直强调的“得时无怠”，正是出于这种急迫。

荀子的心绪颇为复杂，他明白，李斯是留不住的。作为老师，临别之际，荀子诲人不倦，给学生上最后一堂课。

“李斯，你敏而好学，身处卑位却能够志存高远，勤勉求学孜孜不倦，这是你的可贵之处。为师相信，将来你必定功成名遂、大有作为。为师授徒讲学多年，迎来送往，学生们终将一一离去。如今你即将远行，送你最后一句话：‘物禁大盛’，切记切记。”

“多谢先生殷殷教诲，学生谨记。”李斯起身作揖，恭谨地向老师告别。

“物禁大盛”，天底下的事物最害怕的就是太过于兴盛。盛极必衰，物极必反，富贵功名太盛，往往离灾殃就不远了。荀子一点儿都不怀疑李斯将来能够赢得他所渴求的一切，他唯一担心的是，福祸相依，李斯终将为富贵功名所伤。须知富贵与功名，既可以是蜜糖，也可以是砒霜。

这样的警世恒言，年轻的李斯还不能够领会其中深意。此时的他一无所有，充满匮乏感和不满足，索取和获得才是第一要务，他急切地需要那些浮华的东西，填满内心空空****的欲望深潭。要到许多年以后，当他功成名就，繁华落尽，才能蓦然惊觉，深切地领悟什么叫作“物禁大盛”。

对于李斯选择秦国作为奋斗的舞台，荀子究竟抱持什么样的态度？根据西汉人桓宽编著的《盐铁论》记载，李斯入秦，多年后秦始皇任命他为丞相，位极人臣，风头无两。荀卿听到这个消息，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烦闷得连饭都吃不下，因为他看到李斯终将遭受不测的祸患。（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盐铁论·毁学》）

李斯成为大秦丞相的时候，荀子应当已经过世，这则记载的真实性恐怕需要打一个问号。即便如此，结合荀子一贯以来对秦国的看法，他对李斯入秦持保留态度，大抵是可信的。

与荀子一样，对李斯入秦未必完全认同的人，或许还有韩非。

临行之前，韩非为李斯饯行：“今日兰陵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次相见。山长水远，前路迢迢，请君珍重！”

“公子经纶大才，李斯时常自愧不如。公子不如同我一道前往秦国，游说秦王，共创一番功业。”

韩非摇摇头，说：“世人都说，秦国似虎狼，西方夷狄之国也，我向来无意为秦效力。终有一日，我也将辞别恩师，届时将回归韩国。故土难离，叶落归根，从何处来，便回何处去吧。”

“足下乃韩国公子，身份高贵，本该归国大有一番作为。可我听说，公子曾经多次上书韩王，力陈时弊，韩王却充耳不闻，公子一片拳拳报国之心付之东流。倘若注定徒劳无功，又何苦非要归韩不可？”

李斯的话说到韩非的痛处，透过《孤愤》《说难》这些文章，李斯从字里行间读出韩非看似洒脱不羁的性情之下，内心深重的失意和幽愤。

韩非喟然叹息，良久无言，许久才淡淡地说：“归韩原因无他，只因为我是韩人，韩国是我的故国啊。”

“故国？”李斯嘴角浮现一丝嘲弄的冷笑，不是在嘲笑韩非，而是在嘲笑他自己。

韩非问：“足下是楚人，眼下又身在楚国，为何不效力故国，反而舍近求远、远走他乡？”

“楚王才德平庸，不足以事奉。综观今日之天下，秦国之外的六国皆已显露衰败之象。试看六国之君王，要么庸庸碌碌，要么沉迷声色，要么抱残守缺。我以为，天下终将归于一统，而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非秦国莫属。欲成大事，机会只在秦国！”李斯的回答斩钉截铁。

楚国曾经是南方一大强国，战国中期，楚怀王疏远三闾大夫屈原这样的忠臣，任用奸佞，甚至楚怀王本人被诱骗入秦，最终死在秦国。继位的楚顷襄王更是糊涂昏聩，楚国自此由强大走向衰败。李斯出生后的第三年，秦国大将白起攻破楚都鄢郢，楚顷襄王迁都于陈，称陈郢。李斯出生、成长于楚国兵败国破、失地迁都的动乱之中，对眼前的时局看得一清二楚。经过利弊权衡，他判定楚王不足以成大事，秦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即便如此，难道足下就不想为故国尽一份力？”

“故国？试问公子一片赤诚对待故国，故国又如何对待公子？李斯在楚国，只不过一员小吏而已，楚国有没有我李斯，并没有什么分别。李斯一介布衣，哪里能够施展才华，哪里就是我的故国！”

韩非轻叹一声，不再多言。他与李斯虽然在治国思想上颇为契合，但终究出身不同、禀性各异，注定了他们终将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两位青年才俊兰陵辞别，那时候的李斯和韩非还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远远没有结束。多年以后二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究其根源，或许早早就埋在了此时对于“何谓故国”的不同理解上。

“逆袭”启示录：思想是最强大的武器

李斯离开上蔡，并不急于投身仕途。

功名不易得，空有宏图大志远远不够，还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他选择求学问道，拜名师，学本事，这是他“鲤鱼跃龙门”的捷径，是他得以跻身贵族阶层的“敲门砖”。

李斯的求学姿态无疑是务实的，他要学的，是能够经世致用的学问，是能够让他飞黄腾达的“帝王之术”。

李斯与荀子、韩非因缘际会于兰陵。儒家还是法家？王道还是霸道？李斯又一次面临关键抉择。

兰陵数年，在与荀子、韩非的思想碰撞与观念交锋之中，李斯坚定地成为法家学说的信徒，法家思想深入他的心灵，此生一以贯之。

凭借刻苦努力，获得真才实学，离开兰陵之时，李斯已经成为饱学之士，底气十足。他学而优则仕，以“帝王之术”敲开秦国王宫的大门。

李斯从一员小吏，逆袭成为大秦丞相，靠的不是雕虫小技、旁门左道、权术谋略，而是以扎实的学问、深刻的思想作为根基。“帝王之术”是李斯安身立命之本，是他畅通于仕途最强大的武器。

得益于那个百家争鸣的大时代，学术大爆发，有着繁荣丰盛的“思想市场”。思想虽然无形，却有万钧之力。思想理念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能够深刻地作用于现实世界。譬如法家思想，既塑造了李斯的人生观，也塑造了大秦的国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