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梅叶（Jean Meslier，1664—1729）是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初法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的反对教会和暴政的学说，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一直是鼓舞人民同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的愚昧黑暗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而他的财产公有和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对法国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生平及著述

1664年，梅叶出生在法国香槟省离梅济埃尔城不远的马泽尔尼村，父亲是乡村纺织工人。由于家境贫寒，他在家乡接受过初级教育后，就被迫到里姆（Rheims）的教会学校学习神学。

梅叶主要生活在路易十四时代，这一时期法国社会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但主要的矛盾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尤其是梅叶所在的偏僻落后的香槟省，这种矛盾更是达到炽热化程度。虽然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但封建专制制度仍然占统治地位。僧侣、贵族这两个特权等级构成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人数虽然不到全国人口的1%，但却占有高达30%的土地，还享有种种特权。农民、无产者以及资产阶级，是没有政治权利的等级。他们在政治上受特权等级和封建国家的压迫，其中占全国人口80%左右的农民受苦最深，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最底层。当时以路易十四为首的封建王朝对内横征暴敛、残酷统治，使法国仍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愚昧状态；对外侵略扩张，连年战争使国家财力消耗殆尽。那时的农民负担很重，除了向封建领主交纳地租以外，还要向教会和国家交纳各种苛捐杂税，如什一税、人头税、盐税等。此外，农民还负担各种封建义务，如为贵族和地主服劳役等。当时的法国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梅叶常年生活在乡村，同贫苦农民接触很多，因而对农村的贫困以及农民的悲惨境况了如指掌，并表示深切同情。他尽其所能，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自称：“我不重视教堂做礼拜的酬金，常做礼拜而不要别人的酬金，虽然本来可以要求酬金的。我从不追求优厚的进款，从不参加宴会或接受礼物。如果我能顺从自己的心愿，那我宁愿施与，而不想收受。在我的施与物中我总愿意让贫人所得多于富人。”[1]虽然他蔑视和痛恨宗教，但迫于父命，不得不违心地终生从事神甫之职。因而，作为神甫的他对宗教的荒谬和愚昧认识颇深，但意识到公开揭露宗教的虚伪、荒谬和政教勾结及迫害人民的罪行，势必招致教会和政府的迫害，故而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写成其重要著作——《遗书》。

《遗书》共三卷，大部分是揭露宗教的空幻、虚伪；其次用大量的篇幅证明天主教和封建专制国家互相勾结，愚弄和欺压人民的卑劣行为。在《遗书》中，梅叶还对私有制做了深刻的批判，并主张推翻暴君统治，以财产公有制的理想社会取代封建专制社会。梅叶的《遗书》以犀利的文笔，抨击了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的虚伪性，从而使之成为法国18世纪的一部反封建、反宗教的出类拔萃的著作。正因如此，早在18世纪30年代，梅叶的著作便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一些哲学家、作家以及学者们之中。1762年，伏尔泰将《遗书》编成摘要本，广泛散发。但他将侧重点放在评论基督教主要根源和批判基督教教义两方面，至于梅叶的社会政治思想并不曾引起伏尔泰的共鸣。1772年，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出版了《梅叶神甫的健全思想》一书。此书是霍尔巴赫摘取《遗书》的思想内涵，自由地将原稿改写成的，所以其影响也很大。由于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的积极传播，梅叶的《遗书》及其思想几乎家喻户晓。正如梅叶的传记作者波尔什涅夫指出的：“在启蒙时代和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几乎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知道让·梅叶其人的。”[2]这一切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和仇视，《遗书》的手抄本及其摘要本屡次被判决焚毁。直至1864年，即梅叶逝世135年后，《遗书》才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第一次全部出版。

二、宗教观、社会观以及教育思想

梅叶很少直接论述学校教育问题，但他对教育的认识和看法是和他的宗教观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紧密联系的。他的宗教观及社会政治思想折射出他的教育思想。

（一）梅叶对宗教的批判

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和启蒙思想的冲击，但是18世纪初叶的法国仍然是天主教占据统治地位。学校教育虽不像中世纪那样完全被教会垄断，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教会。学校教育的宗教色彩依然十分浓厚。因此，梅叶对宗教的揭露和批判，也就是对当时学校教育中宗教性的批判。

在《遗书》中，为了说明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都是建立在错误、错觉、欺骗的基础上，梅叶提出了8个方面的论据。主要包括从宗教的起源、教义中存在的诸多谬误、暴政与政教相互勾结以及灵魂不死等宗教一般愿望来论证宗教的空幻和虚伪。首先，梅叶从宗教的起源及本质论证了宗教的虚伪性和空幻性。梅叶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宗教仪式、任何敬神行为都是迷误、舞弊、错觉、欺骗和奸诈行为，所有利用上帝和诸神名义以及利用他们的声威发布的规则和命令都不外是人捏造出来的东西。”[3]并进一步指出：“那些捏造宗教的人，其所以冒用神的名义及声威，只是为了更容易贯彻他们自己的法律及规则，同时迫使人民更加尊敬、崇拜和害怕自己。他们需要靠这种阴谋诡计来统治人民，也希冀靠这种阴谋诡计来欺骗人民。”[4]其次，梅叶指出一切宗教都是建立在盲目信仰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盲目的信仰不仅是迷误、错觉和欺骗的根源，而且也是人们之间发生纷争和永久分裂的决定性原因。他认为：“无论任何战争就其血腥性及残暴性而论，都不能和宗教战争或在为宗教而战的幌子下进行的战争相比拟，因为每个人总是带着盲目的热情和疯狂的心理投入到这类战争中去，用诗人的话来说，每个人都是以捉拿敌人献给神灵作为自己的任务。”[5]另外，博学多识的梅叶引经据典，指出基督教的各种神迹是虚构的，《圣经》是不可靠的，其中的大量预言都是不能成立的。这些预言的虚构者主要是想借此诱引人民注意、**人民敬仰自己，以便欺骗和愚弄人民。梅叶否认上帝的存在，他认为：“没有什么上帝，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没有。”[6]尤其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梅叶通过《圣经》中对他的言行记载的分析，指出：“他是一个微不足道、卑劣可鄙，没有智慧、才能、知识的人，最后，他还是一个疯子，下贱的宗教狂热病者和受绞刑者。”[7]梅叶还特别驳斥了基督教让人们容忍恶人甚至扶持恶人的说教。他指出：“宗教本身就常常教导人们作恶并唆使他们在笃信宗教的幌子下做出无理的和不正直的事情。”[8]他认为“为那些诅咒我们的人祝福，对我们做坏事的人做好事，当别人想夺我们的财产的时候却让他抢夺，要永远心平气和地忍受欺侮和不好的待遇”[9]训示，都与自然权利、健全理性、真理和天赋的正义相悖。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证，梅叶得出结论：基督教是虚伪的和荒谬的。“其作用只不过是限制愚者和无知者的智慧而已”[10]，为统治者愚弄和欺压人民提供便利条件而已。梅叶旁征博引的论证过程及由此而得出的大胆结论对于天主教会不啻是晴天霹雳，对于人民则是一副清醒剂，有力地打击了教会的嚣张气焰，及时拨去了笼罩在人民头脑中的宗教迷雾。

可见，梅叶是位坚定的无神论者，而16世纪和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往往以泛神论的形式出现，本身并没有摆脱宗教。同他们相比，梅叶则摆脱了神学，摆脱了宗教。他在对神学和宗教的直接斗争中，阐明了自己的无神论观点。

（二）梅叶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

任何社会的政治体制都有整体性。18世纪法国的封建社会也以特殊的内容和形式表现了自己的整体性。国王是统治集权的总代表，是绝对权力的化身。支持这种权力的是教会。以国王为中心，围绕它而活动的是贵族和僧侣以及佞臣和酷吏。这些人与国王狼狈为奸，压迫人民。

在《遗书》中，梅叶用大量篇幅批判了以国王为首的封建专制制度。梅叶愤怒地指出，使大多数人终生不幸的祸害，就是“世上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大人物的暴政，即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对其他一切人有无限权力的国王和诸侯的暴政”。“一切国王和诸侯是真正的暴君，他们以最残酷的方式不断地踩躏着可怜的人民，他们用很多苛刻的法律和经常压榨人民的义务来使这些可怜的人民服从他们的统治。”[11]梅叶特别谈到了国王为掠夺人民的财产而征收的苛捐杂税以及为征收这些苛捐杂税，国王派军队用暴力强迫人民付款，拒交者遭到逮捕、服劳役，甚至被处死。国王的扩张战争也是人民的极大灾难，直接的掠夺不说，士兵、金钱、粮食都取之于民。梅叶历数了法国的几代国王的暴虐和野心，特别提到了当时的统治者路易十四的暴政和对外扩张。梅叶认为任何一个国王都比不上路易十四那样，“使人流这样多的血，杀这样多的人，使寡妇孤儿流这样多的眼泪，没有摧残和破坏过这样多的城市和省区（他号称大王当然不是因为做了任何伟大而值得赞扬的事业，他根本没作任何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事，而只是因为他的极不公正的行为，在陆地和海上到处进行的大抢劫、大侵略、大毁灭、大破坏、大屠杀）”[12]。他一再用“大”字指斥路易十四罪恶活动的程度，真是淋漓尽致，使人感到这位暴君罪大恶极。同时，梅叶认为，贵族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支残暴力量。他指出，那些吹嘘自己的高贵并以此骄傲自大的贵族们的始祖，“都是些嗜血的和残酷的压迫者、暴君、阴险的叛徒、社会法律的破坏者、窃贼和弑父者”2。在梅叶看来，贵族只是一群暴徒，为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往往在政权的支持下，极尽欺骗之能事，并善于把强暴的掠夺行为用个人正义和道德的幌子掩盖起来。

在18世纪的法国封建社会中，宗教和政府明目张胆地狼狈为奸。梅叶对这些情况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他形象地将宗教和暴政比喻成两个互相庇护和支持的小偷，“宗教甚至支持最坏的政府，而政府也同样庇护最荒谬的最愚蠢的宗教。神甫们在咒骂和永世痛苦的恐吓下号召自己的信徒服从长官、公爵和国王，如同服从上帝授予的权力一样。国王也同样关心神甫的威望，给以优厚的圣俸和丰裕的进款，支持他们行使做礼拜的空洞无谓的卖假药式的职能，并强迫人民承认他们所做的和所教导的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用笃信宗教和顶礼上帝的漂亮的幌子掩盖起来的”[13]。由此可见，国王和政府垂青于宗教，依仗宗教；宗教也通过政权的扶持而获得重要地位。“暴政使世间这么多的人民在痛苦地呻吟着，而外表堂皇、内容虚伪的令人可恨的宗教竟胆敢为暴政打掩护。”[14]梅叶大胆地揭露以国王为首的政权与以教会为代表的宗教相互勾结、欺压人民的罪恶行径。总之，梅叶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要比18世纪初法国的其他许多思想家激进得多、深刻得多。

梅叶并不仅仅停留于对暴政的批判。由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认识，他号召人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暴政。他列举了历史上杀死暴君的勇士，悲叹他们不活到当时，“来驱除世上所有国王，打倒一切压迫者，把自由还给人民”[15]。梅叶坚定地认为，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即可以将暴君变成自己的仆役。他不遗余力地教导人民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理想社会，这在当时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下是一种很大胆的设想。

（三）梅叶对理想社会的教育的设想

作为杰出的无神论者，梅叶在论证基督教是虚幻的、虚伪的这一结论的过程中坚信：“宗教的伪善行为决不能在科学和艺术方面提高人民，伪善行为也决不能使人民发现自然的奥妙，它也不能启发人民产生伟大思想……因此，人们要在科学方面取得成就，要对社会风俗有所改进，并不需要宗教迷信和伪善行为。”同时，梅叶也分析了宗教的迷误之所以千百年来盛行不衰的原因。他认为：除了强者的权力、吹牛拍马之徒的卑躬屈节、骗子的阴谋诡计之外，人民的懦弱无知也是偶像崇拜和迷信得以流传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即无知导致盲目信仰。因为人民“没有知识和势力，不能认清用以哄骗他们的谬误和谣言，也不能抗拒在他们提出异议时用以**他们的强大潮流”[16]。因此，他积极主张应尽一切努力使人民接受教育。与18世纪的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梅叶极其推崇理性的作用。他认为：“惟有自然的理性能祝福人民，充实知识、提高智慧、改进技艺，它不仅能够使人民获得道德品质上的成就，而且能引导人民做出毕生中最卓越和最崇高的事业来。”[17]可见，梅叶认为宗教及宗教教育并不能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唯有理性和教育才可以使人民获得知识和享受美好生活。

但是，在私有制下，人民不可能受到教育，所以梅叶在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进而对私有制提出了批判。他认为，人类的最大的祸害就是“把财富和生活方面的设备分归私有”[18]，“把土地资源和财富据为私有财产，而这些东西本来是应当根据平等权利归全体人民公有的，应当根据平等地位归他们共同享用的”[19]。这样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现象“曾把整个权力、一切福利、一切享受、一切使人愉快的东西、财富、甚至游手好闲都交给世上的强者、富人和贵族，而把一切最不快的和难堪的东西：依附、忧虑、不幸、不安、惊惶、一切劳动和一切累人的工作都交给贫民”[20]。并且由于不平等，人们之间产生仇恨，嫉妒、冲突乃至反抗。因此，梅叶在论述教育问题时首先将受教育权与私有制相联系。他指出，由于贫苦农民及其子女没有土地和财产，不得不为封建主服劳役，过着很困苦的生活，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受到教育，永远处于愚昧无知状态。梅叶指出，贫苦农民“自己都没有受到良好培养，没有受过教育，营养很坏，过着贫困生活；他们没有钱也没有能力使自己的子女受到比自己更好的培养、教育和得到更好的营养。结果子女不得不永远成为无知、忍辱和龌龊的人”[21]；而封建贵族和僧侣阶层的人物拥有大量财产，能受到良好教育。这是多么的不平等啊！

梅叶认识到私有制的危害性以后，主张推翻封建统治，实行公有制。梅叶认为土地资源和财富是“应当根据平等权利归全体人民公有的，应当根据平等地位归他们共同享用”[22]。他主张：“住在同一地点或同一地区的人；同一城市、同一乡镇、同一教区的全体男女，应当构成一个家庭，彼此看作兄弟姐妹，同父母的儿女，他们应当像兄弟姊妹般互爱，从而彼此和平共处，共同享用同一种食物或相似的食物，有同样好的衣服，同样好的住所，同样好的寄宿处，同样好的鞋子；另一方面，人人应当同样做事情，即从事劳动或作其他某种正当的、有益的工作……”[23]显然，这是梅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这也是梅叶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的体现。在梅叶的理想社会中，不容许寄生虫存在，绝对禁止恶人作威作福，欺压好人；正直的人应该享有幸福，坏蛋必须受到惩罚。但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思想的羁绊，主张要存在一种具备崇高属性的宗教。在这样的社会中，给一些主教、教区神甫及其副手留有地位。“因为他们除了宣传虚伪的宗教的谬误和迷信之外，设置他们也是为了教导善良的风俗和道德生活中的各种美德，不应当把他们看作完全无益的；在一切设施良好的国家里，必须有教导者，像教导科学和艺术一样教导人们具有美德和善良的风俗。”[24]在他看来，主教及牧师在教导人们养成良好德行及培养美好社会习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反映了当时由于教师缺乏而一般由牧师担任教育者的社会普遍现象。

在梅叶的理想社会中，他为教育设计了这样一幅蓝图：“所有的儿童都同样能受良好的教育，同样吃得好，得到一切必要的东西，因为他们全都是由社会公款来抚养和教育的。”“如果儿童都受到同样良好的教育，获得同样良好的营养和抚养，受到善良性格、科学和艺术的教育，对他们就会好得多。”[25]可见，梅叶认为每一个儿童都应受到同等的教育，这是他的人人天生都是平等的这样一种天赋人权理论在教育上的反映。梅叶主张：“在培养善良的性格和正当的生活习惯方面，在学术和技艺方面受到教育，根据每个人的需要和目的，也就是根据这些学术知识对他们是否有用，是否必要来受教育。”[26]

诚然，在《遗书》中，梅叶对未来理想社会教育的论述并不多，但他的人人平等地受教育，强调科学和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注重儿童良好德行和生活习惯的培养的见解，都是很难得的。

作为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梅叶坚定地反对宗教，反对暴政，反对私有制。他的这种激进思想是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启蒙思想家所不及的。当然，作为空想主义者，梅叶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如平均主义倾向。虽然他对教育的直接论述不多，但他的反宗教、反封建以及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针砭时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并对以后，特别是对巴黎公社时期学校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如苏联历史学家维·彼·沃尔金所指出的：“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中间，有不少人赞成社会平等和财产公有的思想。但是只有在梅叶身上，这些思想才和呼吁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号召结合在一起。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中间，有不少人坚决反对基督教会和宗教的世界观。但是只有在梅叶身上，战斗的无神论才成为反对阶级社会基本原则的直接的斗争武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