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承前启后的科学革命与教育思想

按现代意义理解，科学的内容很广泛，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这里研究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发展的影响以及这些发展与教育的自然科学是否直接与教育发生关系，而在本卷看来，在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哲学认识的影响导致了人们对人类社会认识的改变，进而改变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因此自然科学与教育的关系是通过哲学这个中介建立的。18世纪的科学家们对科学的认识和研究，继承了16、17世纪以来的科学研究成果，整体上推进了自17世纪以来的科学革命。这里理解的科学革命既包括作为实践形态的科学革命，就是回答18世纪的历史上实际发生了什么样的科学变革；也包括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主义，即科学家对科学的认识。而这种观念形态的科学主义对社会科学和哲学所产生的作用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

（一）诸形态的科学革命

18世纪的科学革命在整体上没有17世纪那样辉煌，因为17世纪，在天文学上所发生的哥白尼革命是一次“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变更，是“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4]它不仅仅是科学的一场革命，而且是人的思想发展和价值体系的一场革命。

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18世纪‘显著地’成了一个‘信仰科学的时代’”[5]，同时，18世纪也作出了自己的科学贡献。在数学上，代数学扩展并得到系统化，三角学推广成为数学分析的一个分支。别尔努利（James Bernouilli）在牛顿和莱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1646—1716）发明的微分学基础上发展了微积分学，在实验中测定了地面重力和万有引力常数。牛顿的思想传到法国，达朗贝尔（d’ Alembert）承担了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任总主编的《百科全书》的“数学”的编纂工作。泰勒（Taylor，1685—1731）和马克洛林（Maclaurin，1698—1746）进行了级数的研究，并应用到振**弦的理论和天文学上。布莱德雷（Bradley）根据恒星光引差的观测结果求得光线传播的速度。欧勒（Leonard Euler，1707—1783）创立了分析数学。拉格朗日（Joseph Louis Lagrange，1736—1813）创立了变分学，并把微分方程式问题系统化了，可以用于物理学，提出了天文学上三体相互吸引力的计算处理方法；他的《分析力学》通过虚速度和最小作用原理把全部力学建立在能量不灭的原理上。莫佩屠斯把空间（或长度）和速度的乘积的总和叫作“作用”。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1749—1827）修改了拉格朗日的位函数的方法，改进了引力问题的处理，证明了星际的运动是稳定的，星际的相互影响和彗星等外来物体所造成的摄动只是暂时的现象。1796年，他发表了《宇宙体系论》一文，提出了星云假说，认为太阳系是从一堆旋转着的白热气体演化而来的；他的《天体力学》用微分学诠释了牛顿的《原理》（全名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内容，总结了有关概率论的研究成果。

从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末是近代化学的孕育时期。荷伯格（W. Homberg）研究了碱和酸在各种比例下的化合，为酸和碱化合而成为盐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黑尔斯（S. Hales）研究了许多气体，如氢、碳的两种氧化物、二氧化硫、沼气等。18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化学家是普鲁士的斯塔耳（G. E. Stahl，1660—1734），他提出了“燃素”理论，解释了火焰和燃烧的现象。布莱克（Joseph Black）发现了二氧化碳和碳酸。舍勒（Scheele）发现了氯气。普利斯特勒（Joseph Priestley，1733—1804）于加热氧化中制出氧气，并且发现它有维持燃烧的独特性能，证明氧是动物呼吸必需的气体。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1731—1810）证明了水的复合性。18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科学家当属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他掀起了一场化学革命，批判了燃素说，建立了科学的氧化燃烧理论。

在植物学方面，林耐（Carl von Linne，1707—1778）根据植物的**创立了驰名的分类体系，1735年出版了《自然系统》一书，系统阐述了植物分类的原则，描述了1.8万种植物。德国的科学家沃尔夫（Karl Friedrich Wolff，1733—1794）用小鸡的实验材料说明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小鸡的肠子是逐渐形成的，后来他被誉为“近代胚胎学的创始人”。在动物学领域，布丰（Georges Buffon，1707—1788）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动物自然史》出版，标志着现代动物科学第一阶段的结束。斯帕郎扎尼（Abbe Spallanzani，1729—1799）证明，煎液经大火煎之后不和空气接触，任何微小的生命也不会出现，他成为现代微生物学的先驱。生理学上，斯塔耳提出了生物体中的变化为弥漫于体内的一个“有感觉的灵魂”所支配，它直接控制着身体内的化学过程和其他过程。在他看来，人体不是为一般物理和化学定律所支配的，当它活着时，为一个有感觉的灵魂所管理，灵魂和身体之间的桥梁在于运动。他是现代活力论的创始人。波尔哈夫（Hermann Boerhaave，1668—1738）在《医学组织》一书里提出消化的性质是近于溶解而不近于发酵。德·列奥弥尔（de Reaumur）与斯帕郎扎尼用狗等动物进行实验，对消化有了新的认识。黑尔斯从马身上得到了血压。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1708—1777）的《生理学纲要》第1卷出版，标志着现代生理学的建立。他叙述身体各部分的生理知识，在呼吸机制、胚胎发育和肌肉的易受刺激性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整体上，18世纪的科学成就之一与其说是取得了重要的新发现，还不如说是把已经发现的知识扩展到比以前更大的范围。比如说，到18世纪中叶，牛顿的原理实际上已在法国取得完全的胜利，牛顿的科学从英国和法国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各地。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不需要专家就能弄懂科学技术，甚至大学也受到了当时思想运动的影响：“在1702年到1750年之间，剑桥大学设立了解剖学、天文学、植物学、化学、地质学、几何学以及实验哲学的教授职位。”[6]

（二）观念形态的科学主义

“要总结18世纪的科学思想，我们不但需要考虑大物理学家、大化学家和大生物学家的工作，而且需要考虑某些主要是哲学家和著作家的工作。”[7]科学非常深远地影响着哲学、政治、宗教、艺术等一切方面的观念。科学作为一种知识，是人类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牛顿所描述的世界图景，同时也反映了在宗教上转向自然神论、在政治上转向自由主义和在经济上转向放任主义的趋向，正如以后达尔文的自然淘汰和生存竞争理论本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竞争一样。

从17世纪以来发生的科学革命，经现代实验科学的建立，其间尤经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强调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用新发明来丰富人类生活的影响，科学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力量。人们乐观地采用科学知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通过观察、试验和合理思考，可以使之获得发展。这种新的科学观念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

自然界成为人们明确要加以征服的对象，成为人类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对自然的征服中，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而为了更好地征服自然，自然科学也更加兴旺发达起来。自然界与人的现实关系的改变是观念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基础。

自然哲学和科学实验天然地结合起来。到18世纪，自然研究经过许多世纪的苦苦探索，已经跃入了科学的稳妥途径，实验科学已成为人类探索自然、发展自然科学的唯一有效门径，而且也只有通过实验科学，才能把理性从神学的迷雾中解放出来归还给人，人有可能使18世纪成为发明的世纪并走向改变整个社会的“工业革命”。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了科学形式，科学和哲学结合的成果表现为唯物主义、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主义在18世纪获得发展，使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状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尽管自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以来，自然科学开始力图摆脱神学的桎梏，从培根、笛卡尔到莱布尼茨力图发展科学的思维，但始终不能突破自然界是上帝安排的目的论。“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8]

18世纪，科学思想最重要的新发展是把科学分析运用到人本身，首先运用于心理学，然后运用到社会生活。用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话说，启蒙运动认为，对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的“实验”条目中指出，对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研究，包括对人的道德和历史的研究是实验哲学的一个课题。

更为重要的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信心十足地辩称，假如人类能发展出科学而且理解自然界的定律，那么也能改造社会、政治以及人类生活的其他各种领域”[9]。于是，在逻辑上，我们可以认为，科学的定律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同样可以用来认识人类的教育领域。事实上，在18世纪，教育已成为思想家们思索的重要领域之一。

（三）社会科学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思想的世俗化进程，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思想家关注人的生活，用科学的方法与原则去研究人性问题、道德问题、伦理问题、历史问题、教育问题。由于启蒙思想的特点在于以科学证明哲学或使哲学科学化，所以在理性面前，人、自然、国家与社会都成了理性可以加以分析、研究，从而找出其规律与准则的认识客体或对象。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世界上的事物都按照牛顿力学的方式运动，人的灵魂、肉体和国家、社会都可以通过理性所发现的原则和原理而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他们提出社会所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及其赖以生存的条件，并设计出合乎理性的方法，建立社会的新秩序，以实现人在自然状态中与生俱来的平等与自由。在理解社会方面，孔狄亚克（Condillac，Etienne Bonnot de，1715—1780）指出，在社会中存在“人为共同体”，按照理性的法则，在此共同体中的每一等级的公民都不可用自己的特权扰乱整体的平衡与和谐。孟德斯鸠（Montesquieu，Charles Louis de Se Condat，1689—1755）力图通过三权分立说来造就一种能够实现人最大限度自由的国家制度，因为按照理性要求，只有相反力量的相互制衡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提出了人民主权说，为人民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自由社会提供理性根据。在理解人方面，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说灵魂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说人是机器或植物，服从于机械的自然法则；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认为自爱是人的本性，所以道德必须以承认人的自爱为前提，而社会也应以维护人的自爱为目的。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通过对人的科学法则的全面研究，找出合乎理性的法则，并以此为标准，批判现存秩序，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科学的物质形态——技术

在18世纪，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科学家对实际问题的兴趣很浓厚；另一方面，实际工匠或技师对自己工作的科学方面表现出新的兴趣。

化学家马格拉夫把他的化学知识应用于用甜菜根制造糖；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器，对家用炉作了一些改进；地质学家赫顿发明了硇砂制法；勒布朗用盐和硫制备苏打；贝尔托莱采用氯来漂白纺织品；马凯、贝尔托莱和其他化学家发明了纺织品染色新方法；米欣布罗克、马里奥特、库伦和其他科学家做了一些同建筑和工程有关的实验；法国地质学家德马雷斯任法国工业总监，提出了许多关于布匹、纸张、乳酪等等制造的报告；夏普、罗伊泽尔、萨尔瓦尔和其他人发明了电报系统；巴黎科学院出版了20卷书，完备地说明有关工艺品的问题，并配有插图。[10]

18世纪的技术变革表现在多方面：在农业方面，如家具、农业工序改进；在纺织发明方面，如辊纺纱方法、水力纺纱机、珍妮纺纱机、第一台动力织机、织物漂白工艺用稀释的硫酸和氯气作为漂白剂；在建筑方面，如材料强度、挡土墙、住宅房屋、家庭火炉；在运输方面，如道路和车辆、桥梁、运河、轮船、港口和灯塔、气球和降落伞，发明了利用汽力推动的火车和牵引车、蒸汽车等；在动力设备和机械方面，如泵抽设备和水轮、风车、机床；在蒸汽机方面，如纽可门（Thomas Newcomen，1663—1729）的空气蒸汽机、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的单独凝汽器和旋转蒸汽机；在矿业和冶金方面，引入和推广应用蒸汽动力，尤其是瓦特的蒸汽机；在工业化学方面，兴起了工业化学、硫酸和碱的生产。此外，还有透镜和反射镜的制造，机械计算器（如计算尺、计算机器），通信等方面的发明和创造，尤其是伴随18世纪7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出现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它开始于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继而扩展到其他轻工业、重工业等各工业行业。

（五）科学革命对教育的影响

科学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18世纪的思想家把牛顿的力学原则运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甚至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乃至人们的生活都服从于机械的因果律、惯性规律、引力与斥力规律，从而使整个教育内容带有科学主义倾向。教育学“作为一个与科学有关的主题是在革命时期充分发展成熟起来的”。“18世纪使‘一切’都受到严格的检验。这是‘使教育首先成为一个问题，然后成为一门科学，最后成为一门艺术因而形成教育学’的时期。”[11]另一方面，它使教育思想家们把自然科学知识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让学生掌握可算可测的知识、技能、技巧，传授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法则，提供快速有效的实用知识，以期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种科学主义的教育目的，反映了科学主义社会发展观对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科学主义教育思想强调科学知识在社会和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尤其强调科学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满足社会对功利性追求的需要。“这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发明时代和机械发明的时代，这也是拉瓦锡和拉普拉斯的时代。尽管英国科学依然是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的天地，尽管科学教学工作（除数学外）大部分仍掌握在医学教授或不信国教的科学院的导师或博物学的巡回讲师手中。”[12]科学革命和技术发明同时直接为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如贝利多（Bernard Forest de Belidor，1693—1761）撰写了最早的工程学教科书[13]，在法国建立了交通工程学校、高等理工学院；1751年，英国出版的一本数学教科书成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畅销书[14]。

到18世纪后半期，教育思想中体现出的科学精神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关注教育的大科学家普遍敌视传统的教学方式，特别是敌视从以神为中心的文化所承袭下来的宗教问答式的教学方法，这当然就影响到对教育的态度。”[15]教育实验的部分背景是科学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科学方法日益得到人们的尊重。科学最大的影响是改变和增加了人类的认识能力，例如，对人类生理基础的知识，人的神经系统与动物界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人体活动和动物行为的化学作用的研究，肌肉—神经动力与物理学理论的关系，生理行为现象与思维现象之间的关系等的认识。尤其是儿童成为令人感兴趣的自然现象，儿童受到密切注意，被当作实验的对象。例如，伟大的博物学家布丰就表现出了对人类学的兴趣，“布丰提示，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有自己的一部自然史，由此而产生了卢梭关于教育要按照自然阶段来进行的概念”[16]。

二、震撼世界的启蒙运动与教育思想

启蒙运动既是贯穿于17至18世纪欧洲的一次思想运动，也是欧洲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的一次批判运动。在这里，启蒙运动是指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运动，它在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基础上，用源于自然法的理性原则、宗教宽容、政治平等、经济自由和进步观念，打破了人们对上帝的迷信和对“高贵”血统的敬畏。“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它与迄至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截然对立……启蒙运动绝非一个纯粹的科学运动或主要是科学运动，而是对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颠覆，带来了世界关系的根本性位移和欧洲政治的完全更改……启蒙运动的基础在17世纪以及更往前的文艺复兴，其繁盛期在18世纪，衰落于19世纪。”[17]康德曾经说：“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18]言下之意是：在康德看来，18世纪的社会并不是具有启蒙的结果的时代，而是一个正在发生启蒙的时代，也就是启蒙运动的时代，而所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9]。看来，启蒙运动时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也就是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智去摆脱思想的枷锁。康德进一步说，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20]。这里的自由即指言论自由。但同时，康德指出：“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21]

在时间上，欧洲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发源于17世纪的英国，从英国传播到法国，又从法国传播到德国和其他国家。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那些在法国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启蒙思想家们，以其磅礴的气势，向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这场启蒙运动经历了从孟德斯鸠、伏尔泰到狄德罗为代表的三代思想家的苦心经营，一度执法国思想界乃至欧洲思想界之牛耳，而伏尔泰可以说是它的最高化身。英国的启蒙运动不像法国那样蔚为大观，但所有遵循启蒙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原则的哲学家都可以称为启蒙者，包括自然神论者、道德学家和哲学家、政治学家，如休谟、普利斯特勒（Joseph Priestley，1733—1804）、伊腊斯穆斯·达尔文（Eramus Darwin，1731—1802）、《政治正义》（1793）的作者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人权》（1791—1792）和《理性时代》（1794）的作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等。德国的启蒙思想属于传播型的。英、法启蒙思想传到德国，使启蒙运动精神同样贯穿于18世纪的整个德国社会，它主要表现在德国的哲学、文学和教育等领域的思想界，经历的时间从18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早期启蒙哲学家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和沃尔夫（Christian von Wolff，1679—1754）以及启蒙运动鼎盛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启蒙文学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启蒙教育家巴西多（Johann Bernhard Basedov，1724—1790）。

在空间上，巴黎是18世纪70年代启蒙运动的中心。从角色身份上看，启蒙思想家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写作思想：文章简明易懂，有时还不乏娱乐性。所以18世纪的教育思想家中有的是记者、宣传家，有的是杰出的文体学家，他们的语言在文学界以外受到了大众甚至妇女们的欣赏。从文化上看，启蒙文化是依靠印刷出版业作为宣传媒介的，在当时的欧洲主要城市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使他们可以在知识界和普通民众中倡导改良运动。他们抨击18世纪社会的种种弊端，包括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贵族的腐败、酷刑、恶劣的监狱条件、奴隶制、贵族特权等。他们对教会和教士们的抨击极其大胆，启蒙哲学家们谴责了中世纪文化的各个方面，指出：“没有任何一条纽带能像基督教那样有力地将西方文化连为一体。”[22]这场启蒙运动在政治上无意于破坏政治秩序，因为作为自由的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的宗旨在于逐渐地改变人类的生存条件；但这个世纪的激进派思想家希望在政治上立即看到传统君主体制、贵族阶层和教会的崩溃。

启蒙运动还是欧洲17世纪思想的传播运动。一方面，18世纪的启蒙精神来自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另一方面，“启蒙精神发扬和普及了培根和笛卡儿的思想，发扬和普及了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和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的思想，特别是发扬和普及了洛克和牛顿的思想，发扬了自然法则哲学和天赋权利哲学”[23]。像伏尔泰撰写的两部著作《哲学通信》（1737）和《牛顿哲学原理》（1738），不仅使欧洲其他地方的人越来越多地了解英国，而且还普及了新颖的科学思想：培根的归纳哲学、牛顿的物理学和洛克的感觉心理学。

启蒙运动不仅是思想创造和传播的运动，而且还是思想的辐射运动。它所具有的思想感染力不仅惠及法国本土，而且还远播整个欧洲。因此，法国当代思想家利奥塔（J. F. Lyotard）指出：“西方的启蒙运动产生了两套宏大叙事模式（grand narrative）：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关于自由解放的神话和以黑格尔（George W. F. Hegel，1770—1831）为代表的思辨真理的神话。”[24]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比，启蒙运动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不是欧洲历史的一个短暂性插曲，而是划时代地全面更改生活世界，“它给一切可称之为现代思想和社会生活之问题盖上了日戳”[25]。这就是说，到了启蒙时代，种种现代性问题才被不断提出。按这种逻辑，启蒙运动也是教育现代性表现强烈的时期，但与教育思想之间构成密切关系的是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

（一）浪漫主义与教育思想

“从18世纪后期到今天，艺术、文学和哲学，甚至于政治，都受到了广义上所谓的浪漫主义运动特有的一种情感方式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26]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虽由卢梭所开创，它与理性主义强调人的理性至上、经验主义倡导感觉为根本一样，强调的是人的**和意志，反抗外在世界施加在人身上的束缚。牛顿的科学思想不仅为启蒙学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揭示的井然有序的、永恒不变的宇宙秩序也成了法国等级森严的政治统治制度的根据和象征。这种沉闷的政治状况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不相容，因此，资产阶级便鼓吹**至上，反对理性和制度的束缚。这种**是一种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对立的争取人人平等的**。卢梭的理论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浪漫主义的社会思潮。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文化领域，它演变成文学艺术领域的浪漫主义运动，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雨果（Hugo，1802—1885）、拜伦（Byron）这群文坛巨星，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

这种浪漫主义思潮明显地在教育思想中反映出来，有学者甚至认为，卢梭的教育思想是浪漫主义的教育思想；席勒则因其《美育书简》而被尊崇为现代美育的始祖。[27]

（二）自然主义与教育思想

这种自然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之上的，其中心思想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然而，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28]自然一词原文为nature，凡是由自然而来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权利就是自然的。“自然主义是在这样意义上使用的：相信事物和事件的‘自然秩序’，或者说，相信自然过程有其固有的秩序，而不存在神奇的或者自然的干预。”[29]因此，在18世纪的思想家中，无论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还是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30]的人赋人权，都强调自己是自然的。天赋人权强调其天然的成分，人赋人权则强调其传统的成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自然”规定，这个自然是启蒙思想以来全部意识形态的本质。它假定在摆脱了封建专制的“人为”强制之后，人类社会所进入的生存状况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天然存在形式。但是，这种所谓“自然”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自发性的表现。启蒙思想首先体现在政治哲学方面：以自然状态论为基础，提出了国家主权至上论；国家建构不再是上帝授权的行为，而是人的自然理性的成品，社会秩序摆脱了此岸与彼岸的关联。以国家理性的理念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是“启蒙时代的真正开路先锋”，它为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世俗化铺平了道路。商业活动的扩张、技术工业的发展都是世俗政治建构的后果。世俗政治建构打破了封建制经济，全面促进了自由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从宗教生活秩序的关联中分离出来。随着自由经济的扩张，市民阶层才日趋结集。政治上的国家主权论与经济上的重商论携手，世俗政治—法权的自主与劳动—资本的自由互相补充。这一切基于一场关于自然理念的革命，新的自然观念使社会生活的变迁方向正当化了，这才是启蒙运动的实质意义之所在。

启蒙时代最重要的思想革命是确立自然之神的地位。自然概念在中世纪希腊和基督教的思想中的定位与这一概念在启蒙时代思想中的转位，是理解启蒙时代现代原则的关键。

启蒙时代的“自然宗教论”和“自然道德论”所具有的批判意义不可低估，尽管自然宗教论本身是从神学的传统主题上发展出来的，自然道德论在传统神学体系中也有牢固的根基。把启蒙运动视为反宗教、反神学教条和权威运动的论点应当重新认识，因为无视启蒙时代自然神论的历史作用，会妨碍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度把握。自然宗教论和自然道德论的深远意义在于：以超自然为根据和支撑的传统教义思想被削弱，教义神学分化为宗教哲学和宗教伦理学，基督教理论失去了超自然的、教会认准的启示规约，成为自然真理的一种神性绪言。从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方面来看，“自然权利论”更换了传统的、与神性秩序相关的自然法理论，反映出与自然神论更换启示神论相同的内在逻辑。自启蒙时代以来，诸多革命性诉求和主义论说无不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自然权利论”已经确立）。

18世纪的自然主义还体现在宗教的自然主义哲学上。宗教哲学也打出理性主义旗帜，但其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却是自然主义。“Deism”这词译作“自然神论”，指人们单靠理性就能认识上帝凭理性法则创造的自然，从而认识以理性法则创造自然的上帝，但它的更深层的含义则在于“神即自然”。近代的宗教哲学所信仰的是理性化了的自然，而不是人格化的神。这种标榜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对批判中世纪的以神为中心的信仰主义和启示主义无疑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既然恪守自然主义和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势必不能彻底消除信仰主义而只能以对自然、自然物、自然力的信仰取代对神的信仰。

自然主义思潮对18世纪乃至整个19世纪的教育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构成了18世纪教育思想的主旋律之一。卢梭、巴西多、裴斯泰洛齐等教育思想中包含的深刻的自然主义成分是这个世纪的教育思想最重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