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发展的成就与“教育荒废”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整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将日本推上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地位。日本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生活随之日益富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当局又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最大限度地改变了日本产业经济过度依赖进口石油的状况，并大力发展了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较好地应付了1973年和1980年两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得日本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的较高水平，高于美、德、英、法不超过4%的增长速度，形成了经济高水平稳定发展的局面。

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相互促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教育的发展也十分惊人。在100%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高级中学的数量也迅速增加，1950年初中毕业生仅有42.5%升入高中，而到1970年时已达到82.1%，1980年高达94.2%，此后便基本实现了高中的普及；而高等教育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呈现所谓“教育爆发”的态势，仅四年制大学就由1960年的245所增加至1975年的420所，学生由62万人增加至173万人，20世纪80年代末适龄青年的38%以上得以进入大学深造。日本的高等教育从此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

但是，在教育体系迅速膨胀的同时，国家行政和经济界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科书及其内容、教师进修学校管理等教育的各个方面的集中控制和影响也日益加强，引起了民间人士的不断批评；学校教育以及青少年中的不良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也越演越烈——学生逃学、恶作剧、自杀、校内暴力（欺侮弱者、侵犯教师）、家庭暴力以及“考试地狱”和社会中的“学历主义”等不良现象不断发生，并出现不良问题的低龄化趋势，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教师的威信逐渐下降。这些严重的“教育荒废”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对日本教育状况的广泛忧虑和关注，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反省和批判的思想浪潮，成为推动日本政府从此不断加大教育改革力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日本教育当局方面来说，最能反映其教育改革思想的是它所制定的各项教育改革的方针政策；而这些教育政策的直接来源又主要是内阁以及文部省设立的各种审议会的咨询报告。20世纪后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咨询报告和政府文件主要有：70年代“中央教育寓言会”（简称“中教审”）的《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的基本措施》报告（1971年）；80年代“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的4次咨询报告（1985年至1987年）、内阁会议决定的《关于当前教育改革的具体方略——教育改革推行大纲》（1987年）；90年代中教审的《面向21世纪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的报告，以及文部省每年发表的《我国的文教政策》等。上述文件既是20世纪末以来日本教育改革政策的基础，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后期日本当局和经济界关于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

二、关于教育改革必要性的思想

上述报告中关于教育改革必要性的论述，反映了行政当局和经济界视教育为社会发展动力、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形势而不断改革的思想。例如，1971年中教审的报告指出：“我国近代性质的学校教育具有百年之历史，它具有毫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优点。但是，倘若固守于这一传统，学校教育将不仅不能成为时代发展的原动力，而且还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阻碍。”[21]1987年4月，临教审第三次咨询报告也认为，日本社会正沿着国际化、信息化、成熟化、高龄化的方向发生变化，尤其是经济社会正在从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为中心的模式向着以多品种、少量生产和服务为中心的模式迅速过渡，教育的目标、体制和政策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加以改革。

临时教育审议会的终结报告则从“时代对教育的要求”“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两大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从“时代对教育的要求”方面来看，“我国社会正面向21世纪，进入向成熟化、信息化和新的国际化发展的时期”。[22]所谓日本社会的“成熟化”，指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同时也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社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和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向社会；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出现及其导致的团体意识和责任感的削弱、庸俗文化的泛滥等。所谓“信息化”主要指科学技术的发展等。但它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对人的情感需要的忽视以及人本来所具有的各种素质的退化。所谓“国际化的发展”指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和政治交往的扩大，加深了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日本作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之一，也要承担起与自己的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并将不可避免的文化摩擦转化为国际化的动力等。适应这种时代对教育的要求，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从“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方面来看，一方面历史的东西已经不能适应需要，另一方面现实的教育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改革所强调的完善人格、尊重个性、崇尚自由等理念，并未在学校教育中得到充分重视。“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的教育，过多地培养了以死记硬背为中心的、缺乏主见和创造能力的、没有个性的单一规格的人才；对日本人应有的形象缺乏自觉……尤其是近年来，激烈的入学考试竞争、‘恶作剧’、逃学、校内暴力、青少年不良行为等被称为教育荒废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事态的发展很值得人们忧虑。”[23]而学校教育和教育行政的刻板划一、缺乏个性，以及部分教职员团体不适当地介入政治斗争等，则是导致了教育荒废现象日趋严重的重要原因。凡此，都使得学校教育无法很好地担负自己的社会使命，失去家长和社会的信赖。

根据上述分析，报告认为日本教育应根据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情况和要求，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针对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可能性，充分认识日本文化与日本社会的特征与变化，应当是这次教育改革的出发点。

实际上，上述报告要求教育适应日本社会的成熟化、信息化、 国际化等，是有其经济、政治和教育等方面的背景的。例如，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个人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等，对教育的要求更为广泛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以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导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导致80年代初“产业结构审议会”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口号，产业结构的发展走向创造型、知识密集型方向，对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日本的政治家们也不甘心于“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世界地位，积极要求当“政治大国”。1982年，中曾根上台后便明确提出了将争做政治大国作为自己任内的最大任务，认为实现“国际国家日本”是现代日本的最大目标等，从而提出了以“战后政治总决算”为口号的社会改革任务，将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财政改革并列为“三大改革”，表明了面向未来的强烈的教育改革意识。

三、建立“终身学习体系”的教育改革思想

终身教育思想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以后，也逐渐成为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及之后的重要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与过去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思维方式有了重大的不同。

在日本，较早提出终身教育问题的重要文件是1970年5月1日内阁会议决定的《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71年4月“社会教育审议会”发表的《适应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和社会教育的应有状态》的咨询报告，以及1972年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发表的《培养新产业社会的人才——从长远的观点看教育发展》的建议书也对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强调应当以“建立终身学习体系”作为教育改革的基本路线。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央教育审议会组建的“终身教育委员会”提出了《关于终身教育》的专题咨询报告（1981年），并在后来提出了以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作为今后教育改革的指针的思想。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临时教育审议会的4次咨询报告，以及后来日本内阁会议颁布的《关于当前教育改革的具体方略——教育改革推行大纲》等重要文件，都将“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完善终身学习体系”作为重要内容加以阐述。1989年文部省发表的《我国的文教政策》也重点论述了终身学习体系的意义和措施。

关于改组已有的教育体系并“必须建立以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为主轴的新教育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末临教审的终结报告曾归纳为4点。第一，针对在学校教育广为普及的同时，学历社会的弊端也日益严重的情况，建立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可以摆脱学校的自我封闭，改变仅以学历评价人的状况，同时为那些在年轻时未能如愿进入学校和工作单位的人在其后半生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提供拼搏学习的机会；第二，可以适应生活水平提高、老龄人口增多等因素带来的学习需要的多样化需求，进而促进民间的学习活动、文化活动、体育活动以及信息产业活动的开展，形成综合性的学习网络；第三，可以适应科学技术的提高、国际化的发展以及社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让教育、科研和企业更好地加强联系，让人们如愿地学习到新知识和新技术；第四，可以恢复家庭的教育影响力并使之与社区、学校的教育更加密切地结合，从而加强对儿童的教育力量，克服家庭和社区教育影响力下降和对学校教育过分依赖的倾向。总之，其认为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将有利于学习者的个性发展以及教育的多样化、信息化、国际化目标的实现。

关于如何建立和完善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日本教育改革当局提出的具体方略包括：改革企业和政府机构的人事录用制度，打破评价和雇佣时偏重于形式上的学历和校历的状况；搞活各种学习活动，开放、扩充和完善各种校外教育机会；学校的课程、教学、招生等方面都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加强与社会和家庭的联系和合作，积极接收社会成人入学；振兴校内外的终身体育运动和运动科学研究；加强和健全文部省以及都道府县推行终身学习体制的力度，加强终身学习体系和设施的建设；完善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教育的法令；等等。

四、尊重个性的教育思想

日本教育改革当局还把重视个性的教育思想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提出：“ ‘重视个性的原则’是此次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也是贯穿始终的基本原则。”“必须对照这一原则，从根本上重新认识教育的内容、方法、制度、政策等教育的整个领域。”[24]

对于尊重个性的教育思想，官方的报告提出了3个方面的依据：一是依据于《教育基本法》关于“维护个人尊严”“培养完美的人格”“尊重个人价值”等基本精神；二是依据于教育改革任务——打破划一性、封闭性、非国际性，克服“教育荒废”等严重问题；三是基于人性和集体的需要，因为每个人都是各自独特个性的存在，只有富有个性的个人集中在一起，才能形成集体的活力。

但是官方上述尊重个性的教改指导思想，对于“个性”的理解是宽泛的：“所谓个性，不仅指个人的个性，还意味着家庭、学校、社区、企业、国家、文化、时代的个性。”[25]由此推论出必须尊重和发挥他人的个性，必须尊重和服从国家和民族的个性的结论，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道德色彩乃至国家主义的色彩，这一点遭到日本教职员工会等民间教育力量的批评。但是上述尊重个性的思想也要求将“个人尊严、个性尊重”恰当均衡地摆在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等关系之中，认为自由伴随着重大的自我责任感，它与放纵、无秩序、无责任、无纪律是完全不同的等观点，应当是可取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教育当局对于儿童个性发展的关注进一步加强，并将“培养生存能力”突出地作为重要的教育目标。1996年7月第15届中央教育审议会向文部大臣提交的咨询报告《面向21世纪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的主题就是“让孩子拥有‘生存能力’和‘轻松宽裕’”，报告将培养下一代的“生存能力” 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以适应未来变动剧烈的社会，适应国际化、信息化、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社会变化。报告认为，这种生存能力的培养必须具有“轻松宽裕”的教育环境，克服过度考试竞争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欺负弱小”等现象，即保持“心灵上的轻松宽裕”。这一主张必然导致要求培养学生在教学中能自己能动地学习，“能够自己发现问题，自我思考，主动做出判断和行动，具有较好地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并且能够自律，善于和他人协调，善于为他人着想，感情丰富和充满人性。同时，能够强健地生存下去的健康和体力也是不可缺少的”[26]。咨询报告还强调，教师、父母和社区内其他成年人都应关心儿童的成长；要利用整个社会的轻松宽裕的环境培养孩子们的“生存能力”。

近年来对年青一代个性培养及生存能力的关注，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的不景气，势必要精简人员，越来越重视有效地使用每一个职员；在录用新职员方面，也提出了破除学历主义和校历主义、注重良好个性素质的要求。可以说，日本经济界在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时期人才观念的新变化，它们的重视个性教育反对学历主义的新要求，是政府部门关注个性培养的直接原因。

政府的教育改革方案所表达的尊重个性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地避免置儿童的个性发展于不顾的做法，是政府力图克服“考试地狱”“教育荒废”现象的表现，较之过去将教育完全作为政治的工具或作为经济的附庸有了较大的不同。

五、面向世界的“教育国际化”思想

如前所述，出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和不甘心于单纯“经济巨人”国际地位，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以及一些仍心怀军国主义的人士积极推动日本成为世界上的“政治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临教审代表日本教育行政当局提出了培养“世界中的日本人”的教育目标，为此它要求坚持教育的“国际化原则”等。

临时教育审议会的报告认为，这一新阶段中的“国际化”，与明治以来赶超型近代化时代的国际化，在思想认识、方法及任务上都是不同的。它提出新阶段的所谓“国际化”不再是追赶和学习别人，而是要求日本人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积极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在向国际化迈进的过程中，创造日本教育体系灵活适应时代要求的自我革新能力。由此决定了教育的国际化要站在全人类和全球的角度，以培养能在各个领域都能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日本人为目标。

出于对外“做贡献”的需要，首先必须使日本人真正获得国际社会的信赖。为此要求“面向世界的日本人”：第一，必须具备从国际角度出发，既能保持日本文化的个性，又能深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第二，必须具有爱国心而又能避免仅仅从本国利益出发去判断事物。可见，虽然极为强调“国际化”，但在取得别国信赖的同时保持爱国心和日本文化的个性是绝对不可少的，因此临教审的最终报告较之它前几次的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更多地强调了学校应该采取有效的方法，使学生理解国旗和国歌的意义，培养敬重国旗和国歌的感情和态度。第三，要具备实现国际化而要求的沟通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表达能力、国际知识和教养等，同时尤为不可缺少的是对日本历史、传统、文化、社会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和有说服力的自我见解，以便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接受日本的文化，更好地实现“日本社会的国际化”。在具体措施方面，教育当局提出了加强日语和外语教学、加强归国子女和海外子女教育、建立面向国际的一般学校和高等学校、改善留学教育和留学生教育以及加强国外知识的普及教育等。

总之，关于教育国际化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种有远见的思想。因为在一个日趋国际化的社会中，着力培养善于在全球活动的人才，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但日本教育国际化思想中所包含的某些扩张主义倾向和自我优越感，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国际化”“政治大国”要求的警惕。

六、“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教育改革思想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教育当局就提出了教育适应即将来临的信息化社会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是当时临教审一系列咨询报告的重要思想之一。这些报告认为，信息化的进展具有彻底改变教育模式的可能性，其基本的作用就是在教育中大幅度地扩充教育者与学习者的双向信息传递，并缓和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创造以信息网络为中心的新的“学习空间”，进而对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信息化的进展又可能造成人们直接经验的减少、间接经验的增加，使人们过分依赖信息，或因不能正确处理信息而造成信息膨胀，造成许多不适应现象。这正反两方面的作用，都极大地影响着人才的培养，所以必须及时地改革教育，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来临。

基于上述观点，教育适应信息化社会的3条原则是：真正开展适应社会信息化的教育；充分有效地运用信息手段搞活教育机构的工作；消除信息化产生的反面作用，促使教育环境人性化。为此，以信息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必须完成4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确立信息道德。就是使每个人都能预先认识自己所传递的信息对他人、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趋利避害，也为了防止对电脑、版权等无端侵入的不良事件；因此，为了建设理想的信息化社会，必须确立信息化社会新的伦理道德即“信息道德”，并将它作为社会普遍的基本准则之一。

第二，构造信息化社会学习系统。包括建立旨在对于“培养信息利用能力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研究的体制；建立旨在对于“教育各领域中最适合的信息媒介”进行研究开发的体制；建立旨在培养适应信息教育的教师的教育体制；建立旨在对信息机器副作用等问题进行研究的体制。

第三，有效地运用信息手段。即在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教育中有效地运用信息手段进行教育工作。为此必须培养教师的信息使用能力，提高教师素质，完善学术情报系统等。

第四，创造信息环境。包括在学校等各种教育场所创造开放的信息环境；建立开放的信息储存库并开发相应的数据库构造系统；有效地运用最尖端的信息技术于教育领域，适应个别化和多样化的学习要求；继续重视电视等传播媒介的积极作用，但更要重视硬件的标准化发展和提高软件的兼容性，使得操作更为简易；等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思想仍然不断地在有关政府的文件或报告中表现出来。例如，1992年规定的小学高年级的社会科教学内容中，就提出了信息化教育的目标；1997年，“教育课程审议会”发表的《关于改善教育课程基准的基本方向》也再次提出了使教育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观点。

七、教育改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的思想

改变战后初期教育的地方分权、加强国家政权对教育事业的集中控制，始终是日本当局的目标。这种强调集中统一和行政作用的思想也贯穿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教育改革之中。1971年6月提出“第三次教育改革”口号的中教审报告，在谈及“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根本问题”时多次提出：公共教育的内容和程度，学校教育的普及和充实等，都是“政府的任务”，“是政府对国民的重大责任”[27]，以此为削弱地方分权，加强政府控制制造舆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育改革由国家主导的思想进一步加强，中曾根在1984年2月的国会会议上提出“建立一个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来审议、调查和受理一系列教育改革问题”，这一机构就是1984年8月建立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它较之隶属于文部省的“中央教育审议会”层次更高，更具权威性，内阁直接干预全国教育改革的意图由此表现得十分明显。

临时教育审议会成立后发表的咨询报告继承了日本当局历来的教育集权思想。这些报告虽然提出了动员全体社会成员参与教育改革的观点，但也明确提出政府主导教育改革的要求。该会的第四次咨询报告指出：“在政府推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文部省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文部省应当根据本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建立健全强有力的教育改革促进体制，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28]可见，教育改革仍由“政府推行”，文部省仍然是改革的主导力量。

此外，在具体的管理中也反映出这种“政府主导”教育改革的理念。一是加强文部省的统一指挥力度，除了组织上的调整以外，20世纪90年代文部省反映教育改革情况和趋势的《我国的文教政策》 从几年发表一次改为每年出版一次。二是强调巩固以“任命制”方式产生的地方委员会的权威，实际上也就是加强了政府主导的基础。在校内，则必须对应于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按照学校的种类、规模以及各种职务的性质，确立协助校长分担校务的教头、教务主任、学年主任、教科主任、学生指导主任等属于管理和指导方面的职务制度”。[29]这些校内的领导职务也都是实行任命制的。这些思想在咨询报告中提出以后，都逐渐渗透到具体的教育改革政策或法令之中。除了在文部省设立有“教育改革推进总部”（1987年改为“教育改革实施总部”）以外，学校内教头、教务主任的权限也大为加强。

上述几个方面的教育理念是日本政府和教育行政当局在教育改革中的基本教育理念，是20世纪最后20多年日本教育改革的基本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理念贯穿于教育改革的诸多方面，对于日本教育改革的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不过，这些思想观念在从形成发展到贯彻实施的过程中，也充满各种争论，对其中的许多不足和偏颇之处，曾经并且今后仍将受到来自民间进步思想力量的批评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