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社会批判理论”学派，也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学派，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一支，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它一直对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社会思潮及其代表人物进行评论，致力于发展所谓“社会批判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兰克福学派在考察国际社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过程中，在理论上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甚至攻击马克思主义。

“社会批判理论”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是霍克海默（M.Hor-Kheimer），他于1937年发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首次使用并阐述了“批判的社会理论”这个概念，要求对现存制度进行根本的变革性的批判。后来还有马尔库塞（H. Marcuse）、阿道尔诺（T. Adorno）、哈贝马斯（J. Habermas）、施米特（A.Schmidt）等。他们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一致的，但随着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发展，他们之间也有意见分歧。这里仅对“社会批判理论”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和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教育观点进行简要评介。

一、马尔库塞

马尔库塞（H. Marcuse，1898—1979）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重要成员，是“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尔库塞甚至被欧洲“新左派”运动奉为“精神领袖”。

马尔库塞出生于德国柏林，曾获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两年后，该所迁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随之赴美继续在该所从事研究工作。1940年，马尔库塞转到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任职。从1950年起，他又步入教坛，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从教。马尔库塞的主要著作有：《理性与革命》（1941年）、《爱欲与文明》（1955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年）、《单向度的人》（1964年）和《反革命与造反》（1972年）等。

马尔库塞曾积极参加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建和发展“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是“生产力崇拜”的结果，在现代条件下已经过时，必须重新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提出了激烈的批判，并期望建立一种能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具有普遍的快乐和自由的合理社会，但又认为这种“新”社会实现的基础不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而是“人性解放”的需要。他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者”自诩。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涉及一系列有关教育的重要观点。

（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压抑人性的社会和教育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令人羡慕的幸福、和谐、美满的乐园，它仍然是一个压抑人性、摧残人的本质的不人道的社会。在现代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强大的科学技术威力不仅扩大了其控制的对象，将广大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也包括在内，而且将这种控制从人的肉体深入人的灵魂，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和控制。先进的科学技术越来越消灭人的个性，使人成为机器或机器的附属品。另一方面，工业技术的进步，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和丰富的消费品，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人们除了物质上的需求外，还有更高尚的追求。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持其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几乎强制性地推行高消费、高生产政策，引导人们一刻不停地去追逐各种物质目标，使人们完全陷入商品拜物教。在社会普遍压抑个人发展的条件下，个人的真正需求却受到各种压制。所以，表面上个人自以为是自由的，实际上人成了商品的奴隶，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上升的国民生产总值）=奴役的扩大。”[4]马尔库塞还说：“在技术帷幕背后，在民主政治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5]在他看来，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商品拜物教，已确定为一种生活方式，并把它强加给社会中的每一成员。这样，便使人在各个方面都萎缩了或丧失了真正的自由，成为顺从和受制于现代社会的“单向度的（one-dimensional）”人，人们实际上是生活于“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6]之中，并“自愿”地在意识和态度上同化于现代社会，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批判思维能力，变成顺从于该社会的统治制度的工具。马尔库塞认为，这是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统治形式。这种以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操纵为主要方式的统治，已是整体社会对个人的统治，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什么会“舒舒服服”地接受上述社会生活方式和统治形式，并被其操纵、控制和支配呢？在马尔库塞看来，这是由于：一方面，在商品拜物教盛行的社会，人超出基本的衣食住的需要越多，人拥有的财富和舒适越多，人也就越受到社会控制和操纵，因为这些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是由社会控制和操纵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通过学校教育和借助日益发达的意识操纵系统，如报纸、电视、电影、无线电等现代传媒，从童年时起即向人们宣传、灌输“单面性”的思想，把单向度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强加给人们，培养人们支持现存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从而成功地控制人们的头脑，其中特别是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将社会的革命改造寄望于“新的主体”和“意识革命”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白领工作和蓝领工作、生产工人和非生产性工人出现了“趋同”的倾向，工人阶级已不再是一个受剥削的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已与这个社会融为一体，再加上在思想意识上受到维护现存社会关系的各种宣传、教育所操纵和控制，人性受到物质统治的压抑，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已处于“单向度”和与资本主义社会“一体化”的状态中。他们觉得一切社会现象似乎都是合理的，并不感到自己被奴役，更未产生对这种被控制和被奴役的反抗意识。工人阶级失去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主体作用。

基于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认识，马尔库塞认为，当代革命的首要问题已不是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而应从改变人本身、改变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入手，从文化入手，从“意识革命”“本能革命”入手，使人们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真正本质，即培养“新型的人”。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这是新时代革命重心的转移，同时也意味着革命主体的变化。他曾这样描述：“只有当群众已分解成摆脱一切宣传、灌输和操纵，能认识和理解事实，评价可替代的目标的个人时，自决才是现实的。换言之，只有当社会由一个具有新质的历史主体来组织、维持和再生产时，社会才会是合理的和自由的。”[7]马尔库塞这里所说的“具有新质的历史主体”，也就是具有“一种不愿再生产现状——拒绝合作的意识和感情”的“新的主体”，即“技术的和科学的知识分子干部”以及“学校和大学中未被融合的青年”。[8]马尔库塞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的革命作用。

这样，马尔库塞就把改变不合理社会的革命希望寄托于“意识革命”和“本能革命”，寄托于所谓“新的主体”即“新型的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

（三）关于“新型的人”的培养

如何才能培养出这种“新型的人”呢？马尔库塞认为，当前的公立学校是培养不出这种新人的，因为这些学校必须听从地方和州及国家有关部门的决定，必须为现存社会服务。即使是浪漫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学校和开放教室也不可能培养出这种新人，因为这种自由学校和开放教室的理论则是教导人们要“爱”和“关心”，而不是要求教师和学生成为富有思想的社会批判者和新生活方式的创造者。所以，一切变革只能从个别的教师开始。

马尔库塞提出，教师可以利用公民课引导学生去思考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父母的生活方式，并设想有无改变的可能。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去弄清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的父母要从事特定的工作？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都把钱用到哪里去了？他们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等等。马尔库塞认为，通过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就可能使学生从潜在的消费者变成潜在的学校和社会的分析评论者，并促进学生以及社会的“意识革命”。

马尔库塞还强调文学艺术对人的解放的教育作用。他认为，教师可以利用艺术、音乐和文学去表现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制劳动和消费所压抑的人类本性和情感。他说，艺术可向人们揭示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的矛盾。艺术既是“对现存社会的谴责，另一方面……又是对自由的渴望”。“艺术作品，如果能在个人典型的命运中，表现现存的不自由和反抗力量，从而彻底揭露被神秘化的（和僵化的）社会现实，并展示变革（解放）的视野，那么它就可能具有革命性。”[9]在马尔库塞看来，通过阅读文学艺术作品，学生将会发现在没有压抑的社会中，每个人的精力和希望都可以自由地表现，从而提高他们对人自身内在力量的信心，激起他们对压抑人的社会的抨击，唤起他们对合理社会的向往。

马尔库塞对大学生寄予很高的期望。他一方面认为，从革命的本性讲，大学生不可能代替工人阶级成为主要的革命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指出，大学生思想敏锐，比较会对现存社会秩序产生怀疑，只要加以引导，他们便可能成为社会变迁的潜在的“催化剂”；学生运动是“希望的酵母”。

马尔库塞比较深刻地揭示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社会生产力虽然高度发展，但在严重的商品拜物教的影响下，在意识形态被高度地操纵和控制之下，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的心理本能结构遭到破坏，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结果更为严重，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几乎丧失殆尽。马尔库塞的这些分析和认识，对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是，马尔库塞把当代资产阶级的统治曲解为社会整体对个人的统治，则否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仍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不是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关系出发来理解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症，而是停留在“意识”和“心理”层面，因而没有对意识、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革命的动力源已不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精神领域中反对资本主义异化和心理压抑的革命，并主张用“意识革命”来取代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尔库塞还把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混为一谈，从而笼统地将技术进步视为似乎必然导致对人的“奴役的加强”。他还把社会改造和合理的自由的社会的实现，只寄希望于所谓“新的历史主体”，寄希望于“意识革命”和人性的充分发挥，寄希望于年青一代“经得住漫长教育过程的考验”，寄希望于几代“新型的人”的培养。由于马尔库塞没有真正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问题也未能提出真正深刻的论述。他所提出的通过所谓“意识革命”和培养“新型的人”来实现社会革命的设想和方案，只能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无奈的幻想。

二、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1929— ）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右翼著名代表。他出生于德国的杜塞多夫，先后在格丁根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1955年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正式成员，后来在海德尔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多年。在20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曾支持激进学生运动。后因与运动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70年代初，遂带着他的学生离开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到新建立的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担任领导。

哈贝马斯的主要著作有：《理论与实践》（1963年）、《认识与人的兴趣》（1968年）、《技术与科学即意识形态》（1968年）、《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1973年）、《交往与社会进化》等。

哈贝马斯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在发达工业社会，经济调节和政治操纵的技术统治制度已经取代了任何可以明确规定的阶级统治，并且在制度化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创造了跨越社会界限的忠诚，从而使阶级矛盾隐而不见了。同时，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已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不可分离地纠结在一起并从政治上得以调解，国家和经济不再处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简单关系中，总之，现代资本主义已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已不能充分说明现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建立的“必然”性；他力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

然而，哈贝马斯也不完全赞同马尔库塞等人过分看重从心理结构的压抑和解放、人性的异化和消除角度来阐述合理社会建立的基础。他企图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进行“改造”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学理论，创立一种新的、普遍的社会“规范”理论，为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提供学说依据。

关于教育问题，哈贝马斯虽没有什么专著，但他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观点，也提出了一些带有明显改良主义和折中主义的教育思想。

（一）强**育和学习是社会进化的重要因素

哈贝马斯对社会进化问题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他一方面宣称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研究社会进化的基础理论，但他实际上是试图以他自己的所谓新理论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指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强调具有社会进化意义的教育和学习过程越来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的进化而需要教育和学习。这种教育和学习的主要内容，“不仅是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技术性的知识，而且包括对相互作用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道德—实践意识”。[10]

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社会的教育和学习，是和社会进化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作为学习过程的承担者的个体，是社会的主体，他通过教育和学习承受和适应现存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系统又借助于社会主体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结果，以形成新的结构，促进社会系统的继续发展。因为具有社会进化意义的任何创新，既意味着进入新的学习水平，导致新的问题的出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也意味着社会进化和新的社会形成。所以教育和学习始终是社会进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而且，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未来社会“将被科学和教育系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表征”。[11]

（二）提出所谓“群众教育战略”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既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也加剧了人的异化。他和马尔库塞一样，把科学技术本身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应用的非人性倾向混为一谈，从而用虚构的“科学技术与人性的对立”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阶级之间的对立，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人性更加异化的真正根源。

哈贝马斯虽也指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潜伏着危机，但同时他又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和调解活动日益频繁，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日益加强，尤其是“教育系统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扩展，确实使通过大众媒介实现社会控制这一点变得更容易了”[12]，因而资本主义制度又趋于稳定。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既已出现许多新的特点，阶级对立成了次要的关系，阶级斗争理论已不能到处搬用。那么又如何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呢？哈贝马斯曾支持过激进学生运动，但后来他又指责运动中的“活动主义”倾向，认为这可能迫使统治集团使用武力，从而主张采取所谓“群众教育战略”。[13]他认为，只要恢复自由资本主义的舆论结构，变革舆论精神，形成所谓“纯粹交流思想”的舆论气氛，发挥舆论的制衡和教育作用，就能实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他说，“舆论的力量将有更大的作用，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人对国家进行干预，以舆论为媒介把政治制度变成一种‘合理的’统治”，这是可能的。[14]哈贝马斯既高度评价舆论的作用，并将其视为所谓“群众教育战略”，又企图以“舆论结构”的变革和所谓“群众教育战略”来取代社会革命。

（三）论兴趣、认识和教育

哈贝马斯认为，在人的本性中根植着3种不同的“兴趣”：一是“技术的兴趣”，这是指人对事物做出预测和控制的兴趣。二是“实践的兴趣”，这是指人为了得到保障和发展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识的兴趣。三是“解放的（emancipatory）兴趣”，这是指人和社会对摆脱束缚、追求解放的兴趣。这3种兴趣分别引导了具有探讨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解释性的人文科学和批判性的哲学与精神分析学，而且还分别与人的工作、人际关系和“自我反省”等活动相联系。他特别重视“解放”的兴趣及其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他认为，这种兴趣旨在把人类从各种自我施加的压抑和扭曲了的交往环境中解放出来。在哈贝马斯看来，人正是在这些兴趣的基础上，去形成和发展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如果没有人的兴趣，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前进和发展。

哈贝马斯强调说，人的认识和教育都与兴趣有密切联系，“兴趣先于认识，这正好像兴趣只能通过认识得以实现一样”[15]；而教育既基于人的兴趣和认识，又能促进兴趣和认识的实现。为了使教育能更好地促进兴趣和认识的实现，必须按照上述兴趣来指导选择学科、教材、教学方法和学生的活动。

在教材的选择上，哈贝马斯指出，自然科学的学习固然重要，但要真正使人们能够预测和控制自然，还必须学习其他学科。例如，学习历史，这有助于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习社会科学和文学，这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个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于教学方法，哈贝马斯主张，学校应通过课堂讨论来鼓励学生进行独立的和批判性的思考。他认为，精神分析是首要的独立思考模式。因为在精神分析中，当事者和心理治疗专家谈话之后，便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并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但是，教师不可能都是心理治疗专家，而且他要应付全班的学生，很难与每个学生进行心理治疗式的对话。因此，哈贝马斯又认为，可以在班级中形成一种所谓的“理想说话情境”，让每个学生有同等的说话机会，教师平等地鼓励每个学生发表意见，并通过讨论取得共识。

哈贝马斯虽然强调讨论的方法，但他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教学都只能采用讨论的方法；其实，许多有价值的教材和知识还是必须由教师的讲解来传授给学生。所以，教师应该很好地将讲解教材与组织讨论协调起来。

哈贝马斯极为重视学习和教育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不是某种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而是某种知识水平的扩展。因此社会进步知识的增长，是一种学习过程。人具有学习的能力，当人们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超过了社会系统所能适应的范围时，就要求按照增长的知识水平建立新的社会系统，新的社会系统就在进化的意义上达到新的发展水平，即形成新的社会形式。而其中道德—实践知识的水平对社会进化的方向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引入要求某种道德—实践类型的知识，而不是那种可以在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规则中加以施行的技术性可用知识”。[16]所以，哈贝马斯认为，道德—实践知识的学习和增长是极其重要的。

应当指出，哈贝马斯关于3种兴趣的观点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将兴趣作为课程设置的基础更不恰当。显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是受预测和控制的兴趣所引导的，其中出于纯理论探索的动机驱动也是同样重要的。他关于兴趣、认识和教育的一些观点，实际上是试图将解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精神分析学说等有关的思想结合起来的一种折中主义观点。

哈贝马斯断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或主要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而是一种“生活形式”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应该是一种渐进的“进化”过程，也就是通过学习机制和教育促进知识、道德和能力水平逐渐增长和提高的过程，是文化发展和更新的过程。这样，哈贝马斯实质上就是认为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源泉应该到人类文化和道德的领域中去寻找。显然这过分夸大了文化和道德对社会变革的作用。

“社会批判理论”学派基于社会批判精神，曾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和教育中的一些新情况，并进行了较深刻的分析批判，这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社会批判理论”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不仅未能做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相反，还以这些新情况为借口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教育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实质上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这只能是一些美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