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古德曼（Paul Goodman，1911—1972）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和教育评论家。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美国当代年青一代成长问题的探讨和现行公立学校制度的直率批评，以及关于教育改革的一些设想和建议，开启了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教育思潮，在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从而被视为“自由学校（free school）”教育运动的首倡者和“非学校化（deschooling）”思潮的先驱。

古德曼曾在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他早期致力于文学创作，期望成为诗人、小说家，但未获成功。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学校教育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激烈争论，引起了他的兴趣，使他转向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他走访和考察了许多学校，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著作，如《荒谬的成长》（1960年）、《学者团体》（1962年）、《我生活会属于我》（1963年）、《强制的错误教育》（1964年）、《新改革：过时的保守派的笔记》（1969年）和《自由与学习：选择的需要》（1971年）等，提出和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

导致古德曼重视教育研究的主要现实因素，是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给美国朝野带来的震惊和美国广大人士对学校教育的批评。正如和古德曼同时持有某些相似看法的埃·Z. 弗里登伯格（E. Z. Friedenberg）所说的，这为古德曼关心了解美国社会中儿童和年轻人的困境打开了一个缺口。[4]但从思想渊源上说，古德曼则深受19世纪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杰弗逊（T. Jefferson）的民主主义以及后来杜威所提倡的进步教育和尼尔的自由教育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古德曼也试图通过所谓“自由学校”教育来实现他关于教育和社会的理想。

一、论人的成长要素

古德曼在他的所有教育著作中，都把“成长（growing up）”作为一个中心概念，并反复表述了他对年青一代如何能更好地成长的基本观点。

首先，古德曼明确肯定人性（human nature）是人之成长为人的基础。他考察了近代社会关于“人性”概念的历史发展。他既不赞同粗暴地将人性视为人的动物性，也反对把人性简单地指为人类才有的特性，如理性、创造性、博爱等。他倾向于认为人性是由上述两个部分构成的。他说，正如弗洛伊德（S. Freud）所试图证明的，在人性中有着非常冲突的机能，它使得人有可能吸收文化，只有这样的社会动物才有可能成为有教养的，教育的每一个步骤实质上都是困难的社会冲突的解决。[5]在古德曼看来，人性是“一种发展的潜能（potentiality），既不是文化的，也不是空白的，但它使得人有可能接纳文化。我们必须让‘它’显露出来，向‘它’提供发展的机会，而不要妨碍‘它’”。[6]儿童的“成长”，也可以说是人性在适当环境中的显露和发展。

古德曼认为，年青一代的成长，像任何不断发展中的机能一样，要求环境中有适当的客体去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和能力发展，直到他们能更好地选择或创造自己的环境。不论“成长”是正常的或被扭曲的，都受客观环境的影响。没有适合年轻人成长的客观机会或阻碍他们接触有益于成长的环境，年轻人将自发地为他们自己寻找或建构异常的事物以代之，这正是人性的力量所在。然而，完全让年轻人自己做出的选择和建构很少是美好的，通常是愚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而让年轻人只顺从统治的社会制度，则将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冷漠、失望和玩世不恭的人。因此，必须为年青一代的成长提供合理的环境，特别是合适的教育和生活。但是，在古德曼看来，美国社会看似十分富裕，但在提供能促进年轻人更好成长的基本客观机会和有价值的目标方面，却极为缺乏。人们没有受到认真的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平常的儿童要成长为一个有用之才，是十分困难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类资源的浪费”[7]。

人的成长虽然离不开社会和文化，但古德曼并不完全赞同某些社会学家将人的成长解释为就是个体“社会化”，而且还把个体“社会化”视为将一定社会的文化强加在社会成员身上，从而使个体“社会化”成了“教他文化（teaching him the culture）”的同义语。在古德曼看来，这种观点和主张很可能只强调年青一代适应社会制度，而漠视人自身发展中的各种需要；只重视强制地向年轻人灌输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而忽视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整个适宜的社会环境；只注重训练年青一代担负和执行文化，使他们湮没在他们所继承的文化之中，而压抑人们的创造性。古德曼认为，年青一代被不适当地“社会化”，也许是反人性或对人性没有价值的，显然不利于人的成长。[8]

在古德曼看来，教育固然对年青一代的成长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现代学校是工业社会“高度组织化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学校教育存在许多局限和弊端，因而更应该重视社会环境对年青一代的重大影响，并将教育扎根于个人经验和群体生活之中。他在《荒谬的成长》中还具体论述了“工作”“阶级结构”“才能”“爱国主义”“婚姻与性”“信念”“竞争”“组织制度”“群团”“保守与变革”等因素对人的成长的影响，并对美国社会在这些方面给予年轻人的有害影响做出了分析和提出了批评。

古德曼认为，“工作（job）”是影响年青一代成长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当人没有足够的有价值的工作时，是很难成长的。而所谓“有价值”的工作，即既确有效用，又要求运用人的智慧和能力，并能使人保持人格和尊严的工作。可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却很难找到一种真正能使人十分惬意而又有活力和价值的工作。因为在西方的工厂制度下，人在生产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丧失了主动性，不仅对自己的工作既无爱好也无热情，甚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还被劳动异化了。学校教育则不断按照这种社会对劳动者的要求去训练年青一代，并指导他们去谋求一个所谓合适的“工作”。这对年轻人的成长会产生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古德曼看来，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的爱国主义对年青一代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爱国主义是儿童时代和青春期的文化。没有这第一步的文化，就注定会一无所获地对待科学、艺术、人道和上帝这些人类文化。”[9]不过，古德曼认为，美国虽一直在提倡爱国精神，并通过各种途径向年青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却逐渐失去了其真实的内涵。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由于不断出现不光彩的和欺骗性的政治事件，由于社区的变动及其功能的削弱等，使得年轻人不再轻信那些悦耳的爱国说教。

“信念”也是年青一代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要素。古德曼说道：“一个人没有信念，难以成长。因为这将使他不断受到恼人的问题的困扰，如我是没有价值的吗？我如何证明我自己？我将有什么样的机会？等。”[10]古德曼认为，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看到儿童富有初级的信念，但是由于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有价值的机会和对他们承担切实的责任，严重地削弱着正在成长的年轻人的信念，以致对他们的成长带来不良影响。

古德曼还探讨了各种变革对年青一代成长的影响。这些变革包括物质环境的变化、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政治改革、现代道德的发展以及和儿童与青少年直接有关的劳动、教育方面的改革等。但是，古德曼认为，并不是一切变革都会对年青一代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以美国社会的一些变革为例，认为有些变革不但意义含糊甚至是失败的。它既打断了传统，又没有确立新的标准，从而造成社会动**。现代社会这种不成功的变革，反而“加剧了青年人在我们社会中成长的艰难状况”。[11]因此，古德曼虽不完全反对变革，但更倾向于为年轻人的成长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的主张。

古德曼还强调指出，“社区”作为人们生活、工作、娱乐的基本环境，对年青一代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是年青一代成长必不可少的条件。

总之，古德曼从多方面探讨了人的成长的重要因素，并据此进一步研讨了年青一代的教育问题。

二、对美国公共学校教育的批评

尽管美国许多人士竭力宣称公共学校教育系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譬如说它使每一个美国青年人为进入错综复杂的世界做好准备，为失业青年提供避风港，使下层社会的人得到平等的机会；它是开发创造力、传授知识、培训各种社会工作人员不可缺少的；等等。但古德曼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的公共学校教育不仅没有达到其所宣扬的目的，而且越来越显露出其存在的许多弊端。他对现代美国的公共学校教育系统提出了种种批评。在《荒谬的成长》中，他指责美国的公共学校“像监狱（like jail）”；而在《强制的错误教育》中，他则批评美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已成为普遍的“圈套（trap）”。

古德曼在回顾美国公立学校和义务教育发展的历程时指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公立学校在推动其混合的民众趋向民主化方面确实是一种强大的积极力量，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启蒙时代，杰弗逊等人提倡通过义务教育培养“公民”，而当时的“公民”意味着“社会的创造者”，而不只是社会的“参与者”或“适应者”。他们将人民受教育视为增长其作为公民的首创精神和捍卫自由。促进义务教育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工业化和都市化。由于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对广大民众来说充满机会的开放社会，“个人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还比较协调，人们将为取得成功而受教育当作人的价值的一种体现。但是，现在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古德曼认为，如今社会的各种计划和决定的权力掌握在最高管理者手中，民主已受到严密的组织和控制。阶级分层日益僵化。虽然新的白领中产阶级的构成，曾使一般人将学历和文凭视为获得金钱和地位的必由之路，但白人移居市郊和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集中于城内，却加速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以致使教育机会平等成为神话。下层人们实际上很难有上升的机会。公共学校教育已越来越少地反映人的价值。

在古德曼看来，美国强制的公共学校教育系统主要存在以下弊病。

第一，强制性和标准化压抑学生的自由发展。古德曼指出，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促使强迫的义务教育为所有儿童提供了一定平等的教育机会。但义务教育制的统一性和标准化，却要求公立学校在班级人数、教材内容、教学目标等方面都执行统一的标准。这种学校教导学生的是，最好循规蹈矩，不要多话，生活中不能有自动性和自由精神，上完学即步入本质相同的职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去。这是“使国家规范社会化和纳入国家‘需要’的教育，是误导式教育”。[12]“学校的拥塞状况和政府的干预，使得对个性的注意和真正的教学成为不可能。……以致可以说，义务教育常像监狱。”[13]

第二，强制的思想灌输扼杀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古德曼认为，由于儿童的无知、软弱，因而在任何社会和各个历史时期，儿童都成为思想灌输的对象。在现代社会，对儿童的思想灌输虽然不像以往那样采取体罚等可恶的手段，但是由于儿童在选择性和主动性方面仍受到种种严重的限制，使他们大大失去了和人们以及实际情况的接触，因而仍只能接受单一的思想灌输。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多少教育和教养的机会，也很难使一个美国儿童成长为具有独立性，使他能发现自我，保持好奇心和创造精神，具有科学的态度，好学的习惯，旺盛的进取心的人”。[14]

第三，脱离实际需要的教学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古德曼认为，美国现行的学校教育制度使得年轻人的成长只有一条路，即让他们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花4～10年在学校学习课文，而不顾这种学习是否的确为儿童的成长所必需。例如，现行公共学校的阅读教学，由于过分强调通过学习课文来掌握语文，这不仅加重了学生的阅读学习负担，而且忽视了实际活动中的自然交往和对话对发展语言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程序学习和教学机器去学习语言，在古德曼看来，更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实践中没有一个人像教学机器那样吞吞吐吐地说话，建立在工艺机器基础上的教学是不符合自然的。又如，古德曼指出，现行学校的科学教学也因过分强调通过教科书的学习而掌握各种规律和资料，忽视了学习科学应该结合工作和经验，忽视科学教育的重要问题是科学的益处，学习控制科学，以及学会利用科学。

第四，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容易引起学生的不满和敌意。古德曼认为，现行学校由于班级大，人数多，各科教学的要求和程序又统一化和标准化，学生对学习缺乏真正的兴趣，因而往往靠严格的纪律和管理来维持学校的各种秩序。但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又容易引起学生的不满和对学习的厌倦，甚至促使学生逃学。这样，很可能造成恶性循环。

古德曼指出，尽管美国为发展公共学校而耗费巨额资金，动用大量人力，但由于公共学校教育中存在诸多弊病，必然使美国儿童的成长并不令人满意。例如，因许多学生的学习成绩不佳而引起家长和广大社会人士的关注和批评；中途退学问题日益严重，更受到人们的指责；青少年学生犯罪的频繁出现，尤其令人担忧。在古德曼看来，强制的学校教育既未能使年青一代得到很好的成长，也未能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真正合格的公民。这样的公共学校教育体系应该坚决加以改变。他说：“义务教育制度已成为普遍的捉弄人的圈套，已无可取之处。许多年轻人，包括贫穷的人和中产阶级，也许最好是离开它。这个制度已没有存在的必要，甚至最好没有任何正规的学校教育。”[15]

三、关于教育改革的设想

关于怎样建立一种能更好地促进年青一代成长的教育系统，在古德曼看来，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教育是社会的一种功能”，是实现“社会需要的一种工具”，同时，“它本身又是千变万化的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断受到社会需要的推动而发展和变化”。[16]其次，应该充分地看到，人的成长是各种因素对人的影响过程，其中正规的学校教育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适当的辅助”，“自动的学与教决定着教育的效果，影响其参与者的好与坏”。[17]因此，“教育必须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因为除非依靠内在的动力，不可能有自由的成长”。[18]最后，应该坚持因材施教。由于每位学生的天性、文化背景、习惯、所懂的语言等存在差异，因而“教育机会应该是多方面的和多样性的，必须减少而不是扩大固定不变的单一的学校教育制度”。[19]应该让年青一代为自己的自由发展做出最佳的选择。

古德曼在《强制的错误教育》一书中具体地提出了6点关于替代强制性义务教育的建议。

①少数班级“干脆不要学校”。这类儿童应选自过得去但不一定有文化的家庭。他们应当是邻居，并有足够数量，以便组成一个相互交往的集体。这并不妨碍孩子们的学习，只要有4～7个月的良好教育，正常儿童就能学完学校前7年的学业。

②少数班级也无需校舍，只要提供教师和利用城市本身的街道、咖啡店、商店、电影院、博物馆、公园和工厂等作为学校。儿童可以在这些地方学到比在校内学习那些抽象的学科更为真实的知识。这样的班级每个最好不超过10人，并配备一位教师。古德曼将此称之为“雅典教育模式”。

③在校舍内外，可请社会上没有教师执照的成年人，如药商、店主、技师等，作为适当的教育者，以帮助年轻人进入成年人世界。

④允许学生自愿出席，不加强制。如果是好教师，就不会有人缺课。义务教育法对强制家长送儿童上学是有益的，但它不应使孩子们最终落入圈套。

⑤把城市学校分散为20～50个人的小单位，并安排在商店门前或俱乐部。这些小型学校里备有电唱机和弹球游戏机，可以把游戏、社交、讨论和正规教学结合起来。有特别的活动时，可以把这些小单位汇聚到公共讲堂或体育馆，以产生一种大团体感。

⑥使用学校的一小部分经费每年送儿童到经济上不富裕的农场去生活2个月，也许可以将来自不同家庭的6名儿童交给一位农场主。这样，可让一些城市里的孩子参加农业劳动，懂得另外的生活方式。[20]

古德曼在后期所写的《自由与学习》和《小型学校》等论著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自由学校教育的思想和建议。古德曼说他所主张的自由学校教育，一是指应该废除学校中各种形式的等级，不应该存在种族隔离和因家庭收入而形成的不平等；二是给儿童的学校教育机会应有多样性，让儿童有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三是学校应该完全由学校自己的教师、儿童和家长进行管理，应让年轻人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21]四是应使偶然的教育成为学习和教学的主要手段，以推迟社会化和保护儿童自由成长的方式来设计小学教育学。[22]

古德曼的自由学校教育思想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关于“小型学校”的设想中。古德曼认为，不是要完全废除学校，仅仅为了保护出身于不良家庭的儿童，就应该有某些类型的学校，因此他建议创办所谓“小型学校”。

“小型学校”的主要特点是规模小，一般容纳约28名12岁以下的儿童和配置4位已成熟的人（有执照的教师、炊事妇女、学院的高年级生和退学的青年学生各一人）。这种学校必须设在靠近儿童家庭的地方，可以利用当地的房舍或现存学校。这样既可增强它作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的意义，也便于儿童从学校逃回家庭，或从家庭逃至学校。古德曼虽然希望12岁以下的儿童都生活于这种学校，但学校没有严格的出席规则和要求。[23]这种学校应该是快乐和有趣的；成年人不应给小型学校以预定的目的或目标；前5年没有设置标准的课程，直到12岁仍未安排正规的学科；学习内容不但不是由教师组织，而且教师对学习内容不应有任何先入之见或规定应学什么。

古德曼认为，对于12岁以上的儿童来说，现行中学也是一种浪费。既然按照科南特（J. Conant）的说法，只有15%的人有学术倾向，为什么要强迫85%的非学术倾向的人挤在中学？他建议那些准备考大学的人可以回到小规模的预备学校里。这种小的预备学校可以是6名学生，3位教师（分别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注意人性问题）；可和一所大学挂钩，或由将要大学毕业的学生担任教师。一个有学术才能的青年可在此学习三四年，作为进入大学的准备。而对于大多数人，最好是去干他们自己的事，或去当学徒，这比学习课文更好，他们将会发现更适合自己的职业。

关于大学教育，古德曼认为，现行的大学向青年人灌输的知识，大多是乏味和用不着的知识，因而很难培养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在古德曼看来，大学是学习专业的学校，规模可以很小。他建议以学者团体来取代大规模的大学和学院，因为大学的工作就是教与学，这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事，现行的大学管理是多余的。

古德曼在对年青一代的成长和教育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美国现代制度化学校教育所提出的一些批评和改革建议中，强调重视儿童的个性发展和自由选择，反对任何强制性的教育，主张学校教育类型的多样化和小型化等，具有人本主义和理想化的特征，也有一定的开创性和预见性。

但他对美国现代学校教育的批评，大多是印象主义的，缺乏深入和系统的分析。他虽然也常提到经济与学校的关系，但未揭示贯穿这种关系中的机制。[24]他笼统地把“义务教育”“学校教育”和“强制教育”等同起来，从而表现出一些含糊甚至矛盾的观点。他所提出的教育改革设想，过分强调儿童自身的需要、兴趣、个人选择、主动性和生活经验的意义，很少谈到课程问题，特别是其忽视科学。他提出了一些急进的改革意见，但他并未深刻了解只有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才能真正改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