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在日本空前膨胀的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将国家完全置于严厉的军事控制之下，对内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对外实行疯狂的侵略扩张，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力主张以尊皇主义、超国家主义、国粹主义以及侵略扩张主义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愚弄民众，培育专制主义者和侵略狂人，从而也将日本的教育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一、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日本神道所主张的天皇崇拜思想，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思想产生的思想根源之一。原始的神道思想包含了对天然物神灵和祖先神灵的崇拜观念；8世纪初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利用神话传说和大陆古代哲学特别是佛教的一些观念，初步构建了神人同系的神道思想和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谱系，将天皇看成神的后裔，从而逐渐形成了日本人对天皇的根深蒂固的特殊感情。此后，神道观念又经历了与佛教、儒学思想的反复磨合，从儒学和佛学中获得了有力的理论支持。特别是儒学精致的封建伦理理论，促成了神道中道德意识的发达，加强了神道中的忠君思想和等级观念，并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而逐渐形成了以忠君尊皇为核心的忠诚、服从、信义、勇敢、尚武等主要道德要求。明治政府成立后，一开始就大力提倡流行于社会的神道思想，宣扬“唯神之大道”，利用并强化了根深蒂固的神统、皇国观念。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对武士的教育实践，是军国主义及其教育思想的又一来源。日本武士道的前身是“弓马之道”或“兵之道”，它包括高强的武艺、勇敢的献身精神等，是武士道精神的萌芽。到了镰仓时代，武士成为日本社会的统治阶层，武士道精神所包括的内容也大大丰富起来。以向下级武士层层分封土地为特征的“御家人”制度，以及亲子间血缘上的主从关系等，使得武士道精神中的忠诚、信义、尚武、牺牲、俭朴、廉耻、情爱等道德信条更加突出。1232年镰仓幕府制定颁布的“贞永式目”（《御成败式目》）对整个武士阶层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例如，诚心祭祖、崇敬佛教、严守职责、向公背私、知法遵法等，尤其强调主从之间、父子之间的忠孝之道。“贞永式目”作为当时武士的基本法典，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了武士的道德及行为，是武士教育和管理趋向规范化的重要标志。此后，武士道又继续从神道、禅佛、国学以及儒学中吸取新的精神，并且在江户时代各级武士教育机构——学问所、藩校等中不断加以实施，从而被植根于历代武士们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之中，成为社会上重要的道德规范、生活准则乃至精神支柱，其中鲜明的愚忠愚孝、竞业尚武的精神特点，尤其成为后来军国主义的思想温床。

17世纪后期萌发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走向兴盛的日本国学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支柱。“国学”原是受儒学中的古学派复古的研究态度的影响，由提倡对日本古籍进行研究，探索日本固有的古代精神而逐步兴起的——17世纪的契冲、户田茂睡、北村季吟以研究古典的和歌为主，形成“歌学”；18世纪的荷田春满则增加日本历史、神道学的研究，提出在儒学之外存在日本的“古道”的思想，主张创办“国学校”并在《创学校启》一文中曾详细地阐述了发扬日本固有文化的意义，完成了“国学”的基本框架；经历贺茂真渊之后，本居宣长成为“国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儒学的批评、对日本“古道”的推崇，虽然有将日本思想从儒学、佛教的既定模式中解放出来的作用，但他对儒学的一概排斥，以及对自然与社会的神秘主义的解释，也就排斥了人的智慧，提倡了对神灵的绝对信仰，埋下了将“国学”导入神学体系的种子。果然，19世纪前期的平田笃胤在当时外来侵略势力增大、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积极地发挥了国学中的宗教性因素，在吸收老庄思想、西方基督教思想和日本古代的天皇传说的基础上，将“国学”发展成为把日本古典特别是把天皇绝对化的“复古神道”，国学精神逐渐被变成了国粹主义、排外的民族主义和尊王思想，“复古神道”遂成为明治时代“国家神道”的前身，成为后来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源泉之一。

日本的军国主义及其教育思想之所以在20世纪前期得势，还有当时的国内外原因。

首先是日本的扩张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中获得了极大的鼓舞，此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集团又以很小的代价使日本获得了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租借地和在南洋群岛的委任统治权。战场上的胜利无疑增强了军方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有利于增大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此外，苏联十月革命的爆发，并由此引起的东亚众多受压迫民族的觉醒，使得日本在亚洲称霸的野心受到了威胁；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俄国、中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等国的帝政崩溃，也震动了天皇制国家的日本。

从日本国内看，国际共产主义、民族解放思潮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涌入日本，造成了大正时期的国内政治民主倾向（政党内阁制和普选法的实行），社会主义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在这种情况的刺激下，日本国内的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在“反赤化”和“振兴本邦固有之道”的旗帜下逐渐集结起来。1918年，主张“大大振兴儒道，而得以宣扬《教育敕语》之圣旨”的“期文会”成立，接着又有类似的反对政治分权、强调天皇绝对权威和极端国家主义的“老壮会”“大日本国粹会”“犹存社”“原理日本社”相继成立，在乡的陆军将校则组成了“恢弘会”等，为军国主义的确立在社会下层打下了基础。从经济上看，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度取得空前的经济繁荣之后，从20世纪20年代起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为了打破国际经济危机的困扰，同时也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到国外，日本当局终于在1931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从此，军队右翼势力就借军事行动为杠杆，将整个国家生活置于“军事需要”的控制之下，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国内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军国主义的教育思想就在当时的教育上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表现

（一）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先导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并不是20世纪前期的天降之物，在此之前，即明治时代就已经表现出了极端的尊皇主义的教育思潮和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它们是20世纪前期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先导。

极端的尊皇主义的教育思潮直接来自明治维新以后的儒学的复兴和国粹主义的抬头。当西方的启蒙思想，特别是人权和自由的主张等，如滔滔洪水蜂拥而入、猛烈冲击旧有的日本传统文化的时候，国学者、儒学者以至皇权主义者们就在维护传统和国体的旗帜下站到了一起。19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论述日本国体的著作大量增加，对神道、日本历史、日文和汉文的学习和研究也形成热潮。例如，东京大学于1882年设立了古典讲习科，1889年又增设国史科，等等。在政府方面，则有元田永孚主持的《幼学纲要》《教学大旨》的发表。特别是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不仅是儒学正式复兴的重要标志，更重要的是，它以最高权威的名义宣扬了国家主义和尊皇思想，确立了日本中心、天皇中心的原则，以及培育“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的日本“臣民”这样的教育目标。《教育敕语》中的这些思想，成为后来军国主义教育的灵魂。

所谓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潮，是指在教育中将国家利益置于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将教育仅仅作为国家手中的工具的思想。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潮除了上述方面的基础之外，从德国引进的国家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的国粹主义）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维新人士岩仓具视以及后来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的教育思想都是以国家主义为原则的，特别是森有礼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就是他1880年至1885年在英国出任大使期间接受俾斯麦的国家主义思想形成的，并受到了当时明治政府中开明的实权派伊藤博文的支持。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心是教育为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强大服务。这一思想通过他在明治政府中的教育领导地位而被具体化为实际的政策，对于明治时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森有礼虽然积极推崇西洋学术及德国国家主义，却并未像岩仓具视那样注重儒学传统及道德教育，相反，他甚至还把国家置于神、佛、儒之上，遭到保守派人士的嫉恨而被暗杀。实际上他的国家至上主义正是明治中期以后尊皇主义借以复兴的思想阶梯，是20世纪前期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基础之一。

以上所述明治后期极端的尊皇主义和国家主义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先导和主要内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兼具封建保守性格和资本扩张性格的教育思想。

（二）临时教育会议时期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开端，大致来说可以1916年“临时教育会议”的组成为重要标志。“临时教育会议”由军阀山县有朋派的平田东助、小松原英太郎掌握实权，军部及三井、三菱垄断集团亦有代表参加。其指导思想正如当时的首相寺内所指出的：“进一步振兴教育，宣扬国体之精华，以辅佐和服务于皇基大业。……以充实护国之精神，培养忠良的臣民为根本宗旨。”[47]可见，军国主义性质的“护国之精神”此时已经开始渗入教育目的与宗旨之中。1924年便确定了以“思想善导、精神复兴”作为文教施政的基本方针。同时，以教育作为战争准备手段的思想也进一步明确起来。在“临时教育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关直彦就竭力主张“在儿童进行体操训练的时候，采用兵式体操，让他们记住术语、枪的操作法，这样，当他们应征入伍时就可以缩短征兵训练年限，万一情况下在国民中征兵，也能够大为节约”。[48]当时的东京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也积极主张在学校中实行兵式训练，以此作为国防常规军的补充手段。他提出日本的国防需要50～80个师团的常备军，但这在经济能力上不允许，但如果首先在小学里就进行军事教育，则能解决很大的问题。这样，临时教育会议后来便做出了《关于振兴兵式体操的建议》，指出：“在学校中振兴兵式体操，既有利于德育也有益于体育，鉴于帝国教育之现状，我们确信这的确是紧要而不可缺的一大要务，希望政府从速采取适当的措施。”[49]此外，临时教育会议还要求选拔现役将官进入文部省，参与准备兵式体操的设施及指挥全国的兵式体操；现役军人到学校充当兵式体操的教官；在中学将兵式体操作为必修课、在小学班级采用部队队列运动的名称；将师范毕业生参加现役军队6周延长为1年；等等。这些思想从1924年起开始实施，促进了学校教育军事化的形成。

临时教育会议还认为，过去小学教育中道德教育不足，必须彻底地加以强化，特别要将“国体观念”渗透于少年儿童的大脑深处。当时的委员长小松原太郎指出：“关于教科书，要赋予的特别用意，将来要加入更加有力的材料，采用对儿童来说能足以给予深刻感动的材料。”[50]力主在国定教科书中强化思想意识教育。结果，从1920年度起改订了寻常小学4年的教科书和修身课本，剔除了修身课本中“不适当的材料”，几乎改换了全部有关事例中的人物。

临时教育会议在师范教育等其他方面也提出了性质类似的建议。

在社会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是平沼骐一郎和三井财阀的代表们提出的“关于完善教育效果的一般设施的建议”，他们力主“明征国体”、强化家族国家观和家长制家族制度。平沼骐一郎还提出了“关于使人心归向统一的建议案”，该“建议案”认为特别应当注意的几点是：“①不符合我国固有的淳风美俗、家族、制度的法律制度必须改正；②讲学言论的自由应有自己的界限；③竞趋新异的弊风应当打破；④奖励好书的发行，对出版物的取缔必须加强，予以严密的注意”[51]；等等。

在“教育审议会”1917年成立并提出上述思想的同时，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自由主义倾向、民主思想也很流行，对于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扩大和措施的实施起了一定的阻止作用。但军国主义者凭借手中的国家机器，最终还是以对外战争为契机，实现了教育的全面军国主义化。

（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

以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发动对华战争之后为转折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进入全面确立和完成阶段。其思想方面的表现除了一些军国主义者的言论之外，陆军省发行了关于国防的小册子，以及1934年10月发行的《国防之根本意义及其强化的说明》，也成为军国主义教育思想之大成。这些文件强调国防与思想的关系，强调在国防问题上开展“思想战”的重要性，而“思想战”的基础又存在于学校及社会教育之中，因此要通过教育充实人的精神力和体力等。这表明日本军部此时已经直接站出来提出了对教育的要求，而不是事事通过文部省了。随着日本教育军国主义化的深入，1935年11月内阁设置了“教学刷新评议会”，对于“刷新文教的根本方策”进行审议。该评议会的成员主要是军部代表、崇尚日本精神和主张明征国体的人物。结果会议确定的目标是“在国体观念和日本精神两方面对西洋文化进行再考察，进一步努力明征国体、弘扬日本精神”[52]。此后无论是加强职业教育还是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都离不开军事和战争的需要。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专制性和反动性尤其表现在对进步师生的镇压方面。1925年《治安维持法》的制定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治安维持法》颁布的当年就解散了全国25所文部省直辖高等学校（高中）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学生团体）。此后的镇压举措便接踵而来。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这样通过扫除进步思想的反抗而实现了对教育的全面统制。

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新设立的“教育审议会”仍然以军人为主导，文部大臣也由陆军大将荒木贞夫担任。学校中已把“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等思想信条作为学校的校训。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颁布，将军部所提出的建立“高度国防国家”的军国主义思想变成了现实，教育被完全纳入战争的轨道。随着战争的升级，特别是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军部控制下的昭和政府及文部省不断发出相应的法令进行学校的设置和改革，整个教育充满了浓重的战争火药味。

三、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特征和影响

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国情而具有了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教育思想不同的特征。这就是它所具有的极强的封建性格。这主要表现在：天皇的《教育敕语》一直是日本教育思想的最高准则和灵魂；它以天皇为中心，以维护“国体”、声张“皇威”为旗号，利用教育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成长和扩张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幕末时期所谓“和魂洋才”，作为教育的目标来看就是这种既要坚持皇统又要扩张国力，这样两方面的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日本的法西斯教育思想继承了这样一个基本精神并尤其强调了“大和魂”。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由于是传统的尊皇思想与极端国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它又具有极强的思想渗透性和强制性。强制性可以说是一切专制思想的共同特点，而它的极强的思想渗透性，则是由于原本贴近民间的神道思想和尊皇思想已经通过漫长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沉淀于日本文化的深层，明治以来的国家主义正是借助于这一桥梁有效地控制了许多人的思想，控制了教育，并逐步地把它引向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所主张的教育目标和政治原则正是因为与传统的尊皇爱国结为一体，得以渗透于日本教育的各个方面，渗透于民众的思想之中。

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前期将日本教育引向了灾难的深渊，其恶劣影响和危害性已经不言而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清除，但是日本军国主义仍然阴魂不散。学校教育方面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社会教育方面靖国神社保留对战犯的参拜问题、歌颂侵略战争的影片乃至电子游戏的出现等问题，以及一些人对侵略战争的否认言论等，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在今日教育上的遗毒的表现。清除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仍然是今后的重要思想任务。

在当今现实世界中，法西斯政权虽然早已覆没，但法西斯余孽和法西斯思想并未根除。几十年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老的法西斯分子和新的法西斯主义信奉者们，一直力图借尸还魂，卷土重来。目前在一些西方国家，新法西斯主义重新抬头，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以至进入各级议会和政府，发展到了相当猖獗的程度，对学校教育领域也有一定的渗透。当然，各国进步力量也以各种形式逐步加强了反法西斯斗争。他们以实际行动表明，绝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绝不允许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给人类造成的史无前例的战争灾难重演！

[1] 朱庭光：《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2] 1926年12月，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颁布一条法令，规定将“束棒”作为国徽图案的一部分。

[3] 朱庭光：《法西斯新论》，“绪论”第10页。

[4] 朱庭光：《法西斯新论》，“绪论”第16页。

[5] 朱庭光：《法西斯新论》，“绪论”第16页。

[6]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一），董乐山等译，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30页。

[7]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第125页。

[8]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第128页。

[9] ［意］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百科全书》，第14卷，载《世界史研究动态》，第9期、第10期。

[10] 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11] ［德］彼得·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姜志军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12]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董霖、佩萱译，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10页。

[13]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1页。

[14]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4页。

[15]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第45页。

[16]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353页。

[17] ［苏联］德伯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10页。

[18] 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5卷，第407页。

[19] 赵祥麟：《外国现代教育史》，第312页。

[20]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78页。

[21]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66页。

[22] ［德］希特勒：《关于青年教育》，引自瞿葆奎：《教育学文集·联邦德国教育改革》，第214页。

[23] 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46页。

[24]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72页。

[25]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69页。

[26] 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47～248页。

[27]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页。

[28]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论稿》，第272页。

[29]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论稿》，第273页。

[30]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论稿》，第273页。

[31]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论稿》，第274页。

[32]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论稿》，第274页。

[33]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论稿》，第276页。

[34] 布朗基主义：19世纪中期工人运动中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以法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为代表。他主张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实行革命专政，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的革命只是少数人的密谋行动和少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主义者的英勇精神评价很高，同时又尖锐地批评他们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策略。详见《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1页。

[35] 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第448页。

[36] 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第449页。

[37] 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第454页。

[38] 陈柏青：《欧洲各国及日本青年训练》，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50～51页。

[39] 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第455页。

[40] 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第456页。

[41] 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第455页。

[42] 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页。

[43] 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第235页。

[44]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Ⅲ，St. Martin’s Press，New York，1975，p.474.

[45] 迈耶：《二十世纪教育发展》，第294页。

[46] 迈耶：《二十世纪教育发展》，第298～299页。

[47] ［日］海后胜雄等：《近代教育史》，第3卷，（日本）诚文堂新光社1956年版，第186页。

[48] ［日］海后胜雄等：《近代教育史》，第3卷，第186页。

[49] ［日］海后胜雄等：《近代教育史》，第3卷，第187页。

[50] ［日］海后胜雄等：《近代教育史》，第3卷，第188页。

[51] ［日］海后胜雄等：《近代教育史》，第3卷，第189页。

[52] 《教学刷新评议会议事录》，第6页，引自［日］海后胜雄等：《近代教育史》，第3卷，第204～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