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希特勒的纳粹教育思想

作为德国的法西斯头子，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教育思想是纳粹德国时期教育的主导思想。

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布劳恩诺镇的一个海关官员家庭。6岁时在林茨郊区的费什哈姆小学读书，后随家迁到外地上了中学，1906年至1913年流浪于维也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在慕尼黑自愿参战，曾因作战英勇获得铁十字勋章，1918年11月德国战败后回到慕尼黑。1919年9月，怀有政治野心的希特勒加入德意志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次年该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mus，即纳粹党）。1921年7月希特勒排斥原领导人德雷克勒斯，当选为纳粹党主席，被称为“领袖”。1923年11月12日，因组织慕尼黑啤酒店暴动失败，希特勒被捕入狱，1924年12月获释。1925年2月17日重建纳粹党。1933年1月，希特勒在垄断资本和容克势力集团的支持下出任德国政府总理。1934年8月兴登堡总统逝世后，希特勒自任元首兼总理，解散国会，取消所有反对派政党，残酷迫害和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犹太人，实行法西斯专政，大力重整军备，疯狂推行侵略扩张政策。1937年11月，法西斯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建立“柏林—罗马—东京反共轴心”。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1939年3月16日，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同年9月1日，希特勒下令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6月，他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全面发动侵苏战争。1945年4月30日，苏军包围柏林时他在总理府地下室开枪自杀。

希特勒著有自传《我的奋斗》（Meinkampf）（第1卷，1925年；第2卷，1926年）、《重新崛起之路》（1927年）。其中，他于狱中完成的自传《我的奋斗》一书，由于宣扬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民主主义思想，曾被称为“纳粹党圣经”。当时不仅德国每个家庭的桌子上都摆着这本书，而且还发给每个学生阅读。1934年，纳粹政府建立国民教育部，希特勒的朋友、纳粹党员、冲锋队的大队长、具有狂热的纳粹主义思想的卢斯特（Bernhard Rust）出任教育部长，他在学校教育领域中竭力贯彻希特勒的“种族论”和“争取生存空间”的思想，把《我的奋斗》奉为教育方面“绝对正确的指南针”。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总是开动各种宣传工具，采用讲演、报告等形式，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民族观点、文化思想以及他的纳粹教育思想。

（一）论教育的国家化

希特勒很重视教育，把它提高到以纳粹主义教育后代，使纳粹“事业”能够持久延续下去的高度。1933年11月6日，他在一次讲演中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一个民族是万古长存的。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营垒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1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希特勒强调国家必须掌握教育全权，不允许任何其他势力插手。希特勒在1937年5月1日说过：“这个新国家将不把它的青年交给任何人，而是自己管理青年，自己进行教育和抚养。”他甚至强调，纳粹革命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要掌握政权，而且是要教育人”。[11]因此，德国的学校教育从一开始就被纳入法西斯化的轨道，成为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早在希特勒写作《我的奋斗》时，就对当时的德国青年缺乏“民族尊严”、无视祖国与民族的文化与艺术生活的现状，感到强烈不满。他认为：“能明白祖国的荣幸，是有赖于对她的伟大的认识。”[12]因此，“要创造健全的社会环境，以为教养个人的基础，则使人民国家化，是首要的而且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一个人经过了教育而得知他的祖国的文化、经济、政治之伟大后，他才能领会这个国家的人民之可骄傲之处。一个人只能为他的所爱的而奋斗，爱他所尊敬的，尊敬他所了解的”。[13]希特勒指出，“国家”这个词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能有助于形成社会的各种原则，没有它，国民教育是不能设想的。它有很大的功绩，“因为它能铲除社会的污点，攻击身体与精神的疾病之渊源，因此增加国民一般的福利”。[14]

希特勒认为，德国长久统一在共同文化根基之上，而且种族单一，只有克服政治上的传统观念的问题。对于民族杂居的国家而言，要克服各个民族的离心的倾向，国家必须中央集权，内部必须要根据这种目的而组织。同样地，要维持一个大帝国，必须有一致的中央集权，才能达到目的。但希特勒指出：“产生一个统一与持久的国家观念的唯一方法，只有由学校与教育来做。”[15]

（二）论教育的培养目标

希特勒要培养什么样的年青一代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强调说：“教育是政治的，政治是教育的。”“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个教育的主要目标，决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而是要造就十足强健的体魄。”[16]他在1935年的纳粹党代会上公开声称，一个德国青年应该“像猎犬那样敏捷，像鞣过的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工厂生产的钢那样经受过锻炼”[17]。在同其党徒的谈话中，希特勒讲得更为坦率：纳粹的教育目标是培养这样一代青年人，“全世界在这代青年的面前都要骇得倒退。我要的是具有强烈主动性、盛气凌人的、无畏的和残忍的青年。在他们身上既不允许有软弱，也不允许有温和，我要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出骄傲的神色和猛兽般的狂野……”[18]“我们将没有学术训练。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知识是一种毁灭。”可以说，这就是纳粹时期德国教育的指导思想。

与希特勒的论调相呼应，在1937年和1938年，德国国民教育部曾分别对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做过规定，完全贯彻了希特勒提出的指导思想。国民教育部规定，小学的任务是“把德国的青少年教育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教育成为具有为元首和民族奋勇献身精神的人”，而不在于“传授许多仅仅对个人有用的知识”。它又规定，中学要有助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成长，因为“今天进入我们学校的德国青年是面向未来的”。[19]

（三）论国家教育体系

希特勒认为，培养合格的纳粹接班人，首先要把体格锻炼放在首位。他在《我的奋斗》中表示，青年有了强健的体魄，才能具有唯我独尊的自信心、坚强的毅力和灵敏的决断能力，由此推动“整个民族表现出伟大的意志力”，民族就能得到复兴。因此，希特勒强调，“在民族国家中，身体锻炼既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仅同其父母有关的问题，更不是同社会毫无关联的次要事情”，这是保持民族生存的要素，国家必须全力维护。希特勒要求学校增加体育运动时间，闲暇时间也应组织体育活动；到一定的年龄就应学习拳击，因为这项运动“最能鼓舞战斗精神，培养灵敏的决断能力，并使身体运用自如”。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希特勒没有把重视体育锻炼的目的全盘托出。其实，通过加强体育锻炼，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保障国防军有强健的士兵来源，增强侵略扩张的实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动机。

希特勒所谓的德育，就是纳粹主义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强调培养青少年忠诚于领袖，具有实现纳粹主义的坚强意志、顽强毅力与责任心，勇猛好斗、不重私利、勇于为纳粹德国牺牲一切。希特勒认为，德国之所以在1918年战败，原因就在于国民不能同仇敌忾，奋勇作战，其根源在于教育上的弊端。平时不注重国民性格的训练，致使“国民缺乏意志，积习已深，对于稍有危险性的事情，大都瞻顾不前”。他还认为，由于德国国民不能保持“缄默”，和平时期常任意泄露工业秘密甚至国防机密，战争时期则常让敌国掌握重大军事情报。因此，“民族国家的教育，应该使德育与体育并重”[20]，使青年绝对忠诚于纳粹国家，“为德意志民族争回自由，并恢复昔日的卓越地位”。[21]

智育在纳粹德国被降低到次要地位。希特勒公开声称，“我不要智育”。[22]他认为，在政治家中间，“知识水平越高，其事业上的成就就越小”。在他看来，具有理智的知识分子不能团结一致，缺乏最重要的“意志力”。“不能靠知识分子创造历史；不能把知识分子作为支撑一个社会的成分”。[23]“只受过普通教育，但体格健全、性格坚强、富于自信心与意志力的国民，要比学识甚深但体质虚弱者对民众共同体更有价值”。[24]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希特勒要求青年一般到中学毕业即可，同时中小学要大幅度削减知识课程，增加纳粹政治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的比重。希特勒还要求更改中小学课程的内容。比如，历史课，不求历史知识的系统，应主要强调种族斗争，对学生灌输纳粹的“种族和国家”理论；德语课则要求密切联系社会的日常生活，培养学生对纳粹党的感情和对“元首”的忠诚；即使生物学，也用来竭力宣扬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也是占有主宰地位的民族”，而犹太人则是“劣等民族”，是“德国的民族祸害”。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在大学里，体育是一门重要的课程，并强迫所有的学生学习“种族学”，至于法律、政治科学、历史、哲学和经济学等，都被涂上了纳粹主义的色彩；大学生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希特勒青年运动、纳粹党和军事活动上。

希特勒认为，纳粹教育要注重“天才”的选拔与扶植，“国家的高等教育机关，应尽量对各种天才开放”。同时，不论对“天才”或一般学生，都应注重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知识。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学校只注重灌输知识，忽视实际能力的培养，因此教育出来的人，都是“饱学的懦夫”，而非民族的“坚毅的壮士”。他要求纳粹教育吸取上述教训，反其道而行之。实际上，纳粹所谓的注重能力培养，不过是不让学生接受更多的科学知识而得以认清纳粹主义反动的本质，但又具有在现代化条件下能为他们所用的具体操作能力。

希特勒把军队看成“最高和最后的国民教育”“民族最伟大的学校”，要求以服兵役作为青年教育的终结阶段。因为在他看来，其一，军队能教会青年使用武器，养成绝对服从的军人习惯，具备日后进行战争的能力；[25]其二，国防军是德国“最具社会主义性质的组成部分”，是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场所。希特勒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纳粹国家应“以德国陆军为榜样”，其中可贵的素质是纪律、团结和牺牲。1933年年底，戈培尔在题为《青年和德国社会主义》的演讲中宣称：“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基层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官吏传统的社会主义。正是这种社会主义使弗里德里希一世及其掷弹兵能进行七年战争。”[26]纳粹头目对军队的颂扬，包含有讨好拉拢国防军的动机，同时也是出于希望把德国民众首先是青年，“冶炼”成绝对服从和勇于为他们卖命的工具。

二、克里克的法西斯教育理论

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纳粹教育思想的主要倡导者，首推德国法西斯主义教育理论家厄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1882—1947）。1882年，克里克出生于德国巴登州费吉萨伊姆（Vogischeim）。1900年，克里克从卡尔斯鲁厄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曼海姆小学执教长达20年。这一期间，他坚持研究社会志、民族志、教育史、文化史。1922年，克里克撰写成《教育哲学》（Philosophic der Erziechung）一书，在德国教育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1923年，他凭借《教育哲学》等著作获得海德尔堡大学的博士学位。1924年，克里克辞退小学教职，专门从事研究、著述和评论工作，完成了其教育体系的研究。1933年起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陆续发表教育著作。由于他的教育理论与纳粹的政策相符合，1938年升任海德尔堡大学校长，最终被公认为纳粹教育的杰出理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被拘留并死于狱中。除《教育哲学》外，克里克另一部著名的著作是1925年写成的《人类形成》（Menschenformung，1925年）。

（一）反理性主义的认识论

克里克从否定客观真理开始他的理论建设。他说，一切认识都带有一种态度，一种“取决”，同时它又为态度与取决服务。认识者所处的地位和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着他的认识。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真理，真理就在他最后的态度、最后的决定中。[27]凡合乎我们意志的认识，能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服务的认识就是真理。由此可见，在克里克看来，真理是主观决定的。但这种主观决定还不等于个人决定。因为“民族、种族、宗教与世界观，是真正认识的前提”。真理是由民族、种族的需要与任务决定的。“德国民族需要生存空间，这是整个民族生存的任务，同时也是科学的任务。”[28]克里克说，政治的目的就是科学的目的，所有为这种总任务服务的科学都是政治科学。他把教育学也列为这样的政治科学。

从这种认识论出发，克里克疯狂地反对理性。他把科学家通过理性去探求真理的企图与努力，说成是科学的绝对主义而加以呵责。他根本否认理性有使人发现真理的可能性。在反对科学的绝对主义的叫嚣中，他取消了探求客观真理的科学研究的自由。他说什么科学研究不应受限制，受限制的是研究科学的人，等等。他所谓不受限制的科学研究，指的是为纳粹的政治目的服务的“科学”，如种族学，以及用于战争目的的各种军事科学、技术。

克里克的反理性主义还表现在他对德国大学传统的攻击上。他说，德意志帝国原来是由普鲁士军人建立起来的，但却由大学中的学者们掌握了国民思想的领导权，从而破坏了政治—军人路线。他指责德国的学者、教师、作家们，说他们的血肉中还藏着不少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求什么自主和个人自由。他说：“当前的任务是肃清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和削弱民族的因素，并粉碎反动的袭击。”[29]克里克试图通过这种反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去取消各级学校教学内容中的真正科学的东西，并剥夺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追求客观真理的自由。

（二）论“民族的”教育

克里克把教育列为所谓“德国革命”的一部分。他重复了纳粹党人在登台以前的蛊惑性宣传：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下，成为西方的奴仆，没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德国要寻找新的出路，但德国人“处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之中都不满意”。克里克说，德国革命——国家社会主义——是在这种情况下找到营养基地的。

纳粹党人大肆宣传“生存空间”，乃是为了转移劳动人民的目标，企图使他们相信，造成他们悲惨生活的原因是德国生活地盘不够。所以，为了结束这种悲惨遭遇，他们应该扩充德国的地盘，而不是起来革除资本集团的命。在克里克的教育理论中，这一点表现得很露骨。他要求学校与家庭参加争取德国民族足够的生存空间的斗争，用这种精神去培养民族的年青一代。他提倡一种“民族的”教育，要求学校培养“民族的”人，以为德国革命——“民族的”革命——服务。他要求对教育与学校进行“民族的改革”。

克里克不隐讳法西斯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主要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他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大的区别，不仅在于国社运动包括所有阶层。同时……运动的发生是来自民族冲突的基层。”[30]克里克和其他的纳粹党徒一样，想把阶级矛盾溶化于“民族的”统一体或“总体”中。

克里克的民族的教育理论是这样的：“德国革命”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新民族；在新民族的创造上，对德国人尤其对德国青年的“种族培养”十分重要；为了创造这种新民族，就“必须对德国的高贵的种族特征加以培养”。[31]所谓高贵的种族特征，是指日耳曼的军国主义特征：“日耳曼人在欧洲始终是国家的组织者；在普鲁士的德国精神中，在陆军和国家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北日耳曼种族的伟大表现和历史影响。可惜这种精神没有全部被德国民族所掌握；而为外来民族精神所冲散。可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这种精神又复活了。”克里克要求以日耳曼的或普鲁士的军人性格培养年青一代。“决定命运的是性格，代表德国国民性格的是强大的坚忍的北方和东方种族的普鲁士军人的精神。普鲁士军人精神就是武装力量的精神，是经得起严格训练，绝对服从，不惜任何牺牲的精神；因此，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创造新的德国，必须表现在这些性格上。”[32]

克里克所提倡的“民族的”教育，其具体的实现是所谓“血与土”的教育。关于血与土的教育，克里克发过许多神秘主义的梦呓。他认为，血不是一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的概念，而是祖先遗传的象征。血是种族精神、民族性格的源泉与寄托。土是个人的与国体的——种族的——生命（无知与精神的）源泉，是种族精神与种族传统的基地。所以，以培养高贵的德国种族特征为任务的“民族的”教育，必须是血与土的教育。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对希特勒种族主义叫嚣的一种微弱的回响。

（三）论民族世界观的教育

克里克要求各级学校把所谓民族世界观的教育，放在工作的首位。用克里克的话来说，这种教育“应当使所有的人在思想上、行动上、态度上，完全与民族生活共同体与生活秩序一致”。也就是说，与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一致。对青年进行这种教育，是为了用种族、民族的观念去模糊他们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意识，同时用仇恨其他民族的感情煽动他们，从而为参加对外侵略战争做好准备。他替各级各类学校制定了这样的任务：①小学应当培养儿童的民族特性和给儿童有关生活地盘的实科知识；这就是说，小学应对儿童宣传沙文主义并授予他们对侵略战争有用的知识。②中学要按民族世界观，用德国的政治思想培养学生；这就是说，中学应以法西斯思想灌输给学生为主要任务。③职业学校应使学生把职业当作民族的一种机能；这就是说，学生要用自己的职业去为侵略战争服务。④师范学校应迁入乡间，“以便使德国民族从‘血’与‘土’中重新获得新生”。⑤关于高等教育，重要的不是给予学生以知识资料，而是培养学生的民族世界观。他要求教师本身必须具有这种世界观，并全心全意为民族整体的总任务服务。

克里克的民族世界观的教育，与他的反理性主义的教育理论有着必然的联系。他宣称，“民族的”教育，并不是由各科知识的总汇所构成，而是通过民族世界观的培养来实现的。他要求把民族世界观作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全部教育、教学工作（内容与方法）的指导原则。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教育，正是否定了系统科学知识的教学，而把全部工作重点放在对学生进行法西斯政治思想教育上面的。

纳粹党人不仅要利用学校，而且要利用青年组织去进行毒化教育。这种要求充分反映在克里克的教育理论中。他批评了战前德国青年运动中的“浪漫主义”，要求以“一切为了总体，为了生存空间，去规定新的青年运动的目的与方式”。他说，青年组织是国防组织的前期（预备）教育，应该从属于国防组织。事实上，在纳粹的教育实践中，正是把青年组织当作学校更为有效地进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工具的。

克里克在其教育理论中，大肆宣扬对民族、对国家、对元首（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与绝对服从。关于“元首”，克里克说：“元首有绝对的权威，一切人必须效忠于元首。就在元首的绝对权威的体制中产生义务、形式、秩序、训练、共同行动态度。”[33]克里克无非重复第二号纳粹头子戈林（Herman ?oring，1893—1946）所提出的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信仰、一个领袖。”

希特勒曾经公开污蔑人民群众，说群众是不能思想、不能组织的，他们只能感觉与行动；能够思想（出主意）与组织的只有个人（领袖）和追随领袖的少数人物。根据这种观点，克里克在其教育理论中也大肆宣扬其所谓的“领袖原则”。克里克说，民族的、种族的、国家的核心是政治军事“杰出人物”，他们应高居于人民群众之上，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代表国家的政治意志。这种作为法西斯领袖的“杰出人物”将从所有真正的德国人中挑选出来并加以训练，训练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的、军人的性格；对上级的绝对的盲目的服从，对下级的绝对专制与压制。克里克的想法得到了许多有影响的纳粹党领袖的支持。于是在纳粹统治时期，设立了3种训练法西斯头目的特殊学校：一是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二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学院，三是骑士团城堡。对此，希特勒也曾宣称，在这些学校里，“一种青年将成长起来，世界将在他们面前发抖”。1941年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特殊学校受到了更加密切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