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上早已阐明的问题。他们认为，教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必然的联系，而不论这种联系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回击资产阶级指斥无产阶级以社会教育代替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8]

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关系决定教育的社会阶级性质的基本原理，并从十月革命后苏联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社会形势出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同无产阶级政治相联系，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事业必须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宏伟事业的组成部分，服从并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目标和根本利益。

列宁反复论述教育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既有理论上的考虑，又有实践上的目的。从理论认识来说，列宁是要教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的发展，并把这种投入上升到服从并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的高度，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自觉地在社会主义政治的既定轨道中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从实践要求而言，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联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教育脱离政治的潮流，一些曾在教育理论界有着广泛影响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鼓吹教育自由，教育中立，教育脱离政治，所有这些使年轻的苏联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蒙受了损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教育界的工作人员还缺乏必要的理论上应战的准备，批驳教育脱离政治的错误思潮的任务便历史性地落到列宁的肩上。

事实上，列宁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开始系统地论述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论述始于对沙皇政府教育政策反动性的揭露。列宁在《我们的大臣在想些什么？》中指出，沙皇政府的“忠臣孝子”们竭力推行愚民政策以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认为俄国的国民教育部实际上行使着警察搜查部、愚弄青年部及人民求知欲压制部的职能。

十月革命后，针对一部分教师受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操纵下的“全俄教师联合会”的蒙蔽和影响而提出“教育脱离政治”的口号，针对以文特策尔（K. H. Вентцель）为代表的“自由教育派”鼓吹自由学校、自由教育，针对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鼓吹纯无产阶级文化只有在摆脱无产阶级政权的管辖，不受一切法律限制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发展的论调，针对有些人反对根据社会政治任务确定教育目的，列宁从七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是教育事业应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目的的实现。1918年8月28日，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宣布，无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事业要彻底服务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一政治目的的实现。后来，列宁又再次强调，全部教育事业应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目的。具体说来，就是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全部教育事业必须贯彻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以便真正地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提供服务。不论这种教育属于一般的政治教育，或是属于文学艺术方面的教育，都应该致力于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这一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提供必要的服务。

二是学校教育的一切活动必须与无产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开展。列宁在批驳资产阶级宣扬学校可以脱离政治的虚伪性之后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应该“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9]。与资产阶级主张教育脱离政治的虚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产阶级公开主张，无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工作与无产阶级政治息息相关，联系的主要表现便是学校教育事业始终贯彻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也就是说，把学校活动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三是全部教育事业都要贯穿共产主义道德的培养。1919年，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明确规定：“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10]

四是教育事业与政治密切联系的方式之一便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列宁认为，教育事业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不是空洞的，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服务于经济建设可视为教育事业所应承担并完成的最大的政治。列宁在1918年三四月间谈到，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削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提高居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11]不仅如此，列宁还向广大教育工作者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关心国家电气化计划的制订，要求他们打破关门教书的旧习，与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结合，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五是把教育工作彻底置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列宁要求把各类教育机构完全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任何独立于党的领导的企图都会使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蒙受损失。在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上，列宁把这一思想认识付诸行动，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置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辅助机构的位置，要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

六是彻底揭穿“教育不问政治”这一口号的虚伪性。列宁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指出，一些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家或受他们影响的一部分人所提出或信奉的“教育无党性”“教育不问政治”信条只能是撒谎骗人。他说：“资产阶级国家愈文明，它就愈会骗人，说学校可以脱离政治而为整个社会服务。”[12]事实上，资产阶级一方面竭力宣扬教育脱离政治，另一方面“把贯彻资产阶级政治作为办学的重点，竭力通过办学替资产阶级训练机灵听话的奴才，甚至在全国上下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替资产阶级训练这样的奴仆”[13]。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学校向学生教授的任何内容无不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学校完全是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而存在的，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资产阶级学校承担着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的职责。

七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与资产阶级在教育与政治关系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虚伪相对照，列宁主张在社会主义阶段，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学校应彻底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解列宁所提出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问题上存在偏差，并在实践中偏离了列宁的要求，以至于把学校教育视为实现“全面专政”，打击、迫害广大教师群众的工具。因而，准确完整地理解列宁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命题的原意便成为必要。对“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句话的最准确、最直接、最明确无误的理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学校不应停留于传播一般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应实现无产阶级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最终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目的的实现。显然，学校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方式是间接的，是应该体现学校教育的特点的。

在论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客观必然联系这一基本原理与苏联的教育实践与政治建设结合起来，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各级各类教育活动的开展。借助于撰文、讲演及颁行法规的方式，列宁着力使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活动中明确地、自觉地、主动地贯彻无产阶级的政治方针，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在整个无产阶级事业中的功能，使教育事业始终服从并服务于无产阶级彻底消灭人剥削人、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以及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这一最终政治目标。列宁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指示，不但直接为苏联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还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事业以及被压迫人民争取受教育权的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启迪。更为重要的，列宁有关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论述还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即教育与政治相联系的具体内容也需随着社会形势和无产阶级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期，最大的政治便是为推翻地主资本家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教育与政治联系的内容便是服务于阶级斗争；而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经济建设便成为国家最大的政治，而服务于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培养一大批合格的人才便成为教育服务于政治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