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表现之一，便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对帝国主义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一客观规律，进而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处于最薄弱环节的一国或几个国家中取得胜利的结论。在这一理论认识的指导下，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给俄国的有利革命时机，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了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俄国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提供了制度及组织上的强有力的保障。应该说，苏联的建立及其推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得以辩证运用的具体体现。但这一胜利却遭到俄国孟什维克以及其他反对派的责难。他们认为，俄国工人阶级的整体文化水平偏低，缺乏从事革命及参与政治革新的文化能力，进而断言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实属狂妄的举动。在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关系上，他们主张先开展“文化革命”，再实施政治革命。他们的这些言论曾导致部分人认识上出现偏差，亟待肃清。

导致部分群众在文化建设问题上产生模糊认识的还有来自以波格丹诺夫（A. A. Богданов）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文化建设问题上表现出十足的“左”倾倾向，鼓吹全盘抛弃过去的一切文化，主张在“干干净净的地面上”创造特殊的“纯无产阶级文化”。在对待传统文化遗产方面，无产阶级文化派持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叫嚷把旧的艺术形式摧毁，粉碎，彻底铲除，甚至还主张把已有的自然科学成果也列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之列，进而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化。历史发展具有自身的连续性，文化建设亦然。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建设事业无不是在合理吸收此前文化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按照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认识，在全盘抛弃资本主义时期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设纯粹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无疑将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左”倾言论是一种极具危险性的错误思潮，必须予以及时地揭露与批判。

当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国内外敌人强加的残酷战争（1918—1920）的胜利后，列宁及时提出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他指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1]列宁强调，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是这样两大任务，一是改造接收于旧时代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二是在农民中开展文化工作，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实现完全的合作化。必须适时地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文化革命，苏联才有可能完全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欲把这一认识转化为广大人民参与的革命性行动，必须首先让他们了解文化革命的意义、目的、任务及途径，这已成为现实发展的要求。

作为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及非凡洞察力的伟大导师，列宁及时把握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革命的具体形式与现实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形形色色的关于文化革命与建设的错误思潮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而避免了社会主义建设及教育发展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针对孟什维克及其他派别提出的先文化、后革命的错误言论，列宁在1923年初由其口授的《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中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在文化与革命的先后次序问题上，列宁强调必须从帝俄时代的社会现实出发，对于贫穷、落后、有着浓厚的农奴及封建残余的俄国来说，在短时间内提高民众的普遍水平是毫无可能的事情。若是等待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后再开展政治革命，那么政治革命可以说是遥遥无期。正所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实质上，孟什维克的先文化、后革命的言论是一种反革命理论，是一种以隐蔽的方式表达不革命意愿的错误思想。对于捆在帝国主义战车上濒于绝境的俄国而言，不先行政治革命，奢谈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及从事文化建设事业只能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列宁也迎接并粉碎了反对派的进攻，驳斥了“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是狂妄的事情”的论调。

列宁写道：“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3]苏联的实践证明，十月革命的胜利的确为迅速并全面提高苏维埃民众普遍的文化水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借助于苏联政府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推行实施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如扫盲、普及义务教育等措施，苏维埃人民的文化水平及整体国民素质均较前有了显著提高，而这种提高反过来又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进程。

为彻底揭露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真面目，肃清其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毒素，列宁在一系列的言论中揭露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险恶用心，并向广大人民指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派”是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修正主义分子团体。他们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在不同时期有着相异的内涵。初始，“无产阶级文化派”鼓吹一个阶级要取得统治地位，是靠这个阶级的文化水平，而不是首先占有生产手段。故而主张工人阶级只有发展无产阶级文化才能取得国家政权，而不是主张无产阶级首先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与解放，而后再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孟什维克即持有与此相同的观点。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文化派”鉴于革命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遂改弦易辙，又开始大肆鼓吹“纯无产阶级文化”，拒绝文化遗产，企图使这个派制组织脱离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而摆脱党的领导。正如“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要成员列别杰夫-波良斯基（Лебедев-Полянский）在该派机关刊物《无产阶级文化》1918年第1期发表的文章中所谈到的，纯无产阶级文化只有在充分的主动性、不受一切法律限制的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建设与发展。而所谓不受一切法律限制意即摆脱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摆脱苏维埃人民政府的管辖。“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言论一度在青年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为彻底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言行，列宁专门发表了《论无产阶级文化》《青年团的任务》等著名文章及讲话。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列宁首先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派”所声称的创建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以及要求在从事文化建设活动时脱离党的领导的企图，都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造成危害。列宁要求无产阶级文化派必须明确自己在文化建设事业中所处的位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4]

列宁认为，并不是像无产阶级文化派所主张的那样，可以抛开一切传统文化遗产来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恰恰相反，“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5]。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对千年来人类文明史中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持海纳百川、广采博取的立场，充分认识到人类文明演进的继承性，吸收传统的文化思想体系中可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的东西，改造那些部分丧失了存在价值的东西以为我所用，丢弃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进步的东西，戒绝抛弃一切、拒绝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1920年10月2日，列宁在题为《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中，还以马克思学说的形成为例具体阐释了对待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列宁指出：“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6]

随着苏维埃政府工作重心从战争转入和平建设以及经济建设上来，列宁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文化建设的任务，并把这一建设视为一场革命。列宁向全党及广大人民指出，在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任务之后，应把文化建设提到工作日程上来。而文化建设任务的完成同样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需要文化建设者们以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大无畏精神全身心投入。

在文化革命的具体任务上，列宁提出文化革命必须完成的任务包括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实施广泛的政治思想教育，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造就新型的知识分子和培养各种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民族文化，等等。而在诸项文化革命任务中，列宁对扫除文盲尤为重视，认为这是文化建设与革命的基础工程，必须首先完成。

列宁之所以把扫除文盲视为文化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主要基于这样五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文盲的存在成为经济建设的阻力。根据1920年的人口统计，苏联每千人中识字者仅为319人，文盲率高达68.1%。这于国家经济建设极为不利。列宁就此指出，“不识字的人不能实现电气化”。毫无疑问，欲成功地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基础上彻底恢复并改造工农业，就必须扫除文盲，使民众摆脱愚昧落后状态，掌握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否则，国家确定的一系列经济建设目标便断难完成。

二是文盲的存在不利于政治教育。列宁指出，文盲的大量存在是推行政治教育的最大障碍，文盲自立于政治之外，只能导致流言蜚语、传闻偏见。故而进行政治教育之前就一定要提高民众的文化，使他们有可能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国家的处境。

三是扫除文盲是实现合作化的重要条件。关于扫除文盲与实现合作化的关系问题，列宁曾作过这样的表述：“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重要任务。……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7]

四是扫除文盲还是根治拖拉作风与贪污行为弊病的一剂良药。列宁结合政府工作中所存在的办事拖拉、效率不高及贪污腐化等弊端，有针对性地提出扫除文盲工作不仅仅局限于识字，还要使人们有文化，培养人们形成与拖拉作风和贪污行为做斗争的意识。克服拖拉作风及贪污行为这一弊病是一种极为困难的艺术，而只有普遍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使他们更有文化，才有掌握这门艺术的可能。

五是扫除文盲还是革新国家机关的需要。列宁在论述有关革新国家机关问题时指出，革新国家机关所必需的正是知识与文化，而不是靠蛮干和突击，或单凭机智和毅力以及人的其他任何优良品质。为此，列宁向全党及苏联人民提出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号召，并于1919年12月26日签署了《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居民中扫除文盲的法令》，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扫除文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