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简介

西奥多·布拉梅尔德，美国教育家，改造主义教育最著名的倡导者。1904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尼尔斯威尔，曾在该州里彭学院攻读英语文学。1928年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课程，1931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布拉梅尔德第一次接受了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并且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后，面对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布拉梅尔德试图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答案。于是，他开始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尤其对列宁的政治哲学感兴趣，写了一本题为《对共产主义的探索》的书。两年后，他又写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与美国教师》的文章。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自然主义有许多地方是互相助益的，目前大多数教育理论家还没有看到这一点”[17]。

1931年获博士学位后，布拉梅尔德先后在纽约长岛大学、阿德尔菲大学任教。1939年赴明尼苏达大学讲授教育哲学课程。1947年任教于纽约大学。

20世纪30年代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潮无疑对布拉梅尔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他当时没有参加那场大辩论，但他赞成改造主义者们提出的一些主张。40年代，布拉梅尔德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日趋成熟，发表了不少言论。1947年，他发表《危机时代的各派教育哲学》一文，认为改造社会不仅要通过政治行动，更重要的是唤起人们内心的革命，使人们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实现人们共同生活的远景而承担义务。他说：“改造主义首先承担新文化的建设。”[18]

20世纪50年代，布拉梅尔德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论著，如《教育哲学模式》（1950年）、《从文化的观点来看教育哲学》（1955年）、《走向改造主义的教育哲学》（1956年）、《教育的文化基础——一种跨学科的研究》（1957年）、《急需一个改造的教育哲学》（1959年）等。这些著作对20世纪5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改造主义教育家们的理论武器，也标志着改造主义教育发展的顶峰。

进入20世纪6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想逐步被其他各派的教育哲学取代。但是，布拉梅尔德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77年，他在《教育理论》杂志上发表《作为激进教育哲学的改造主义：一次重新的评价》，再次阐述与充实自己的观点，并对改造主义教育重新进行了评价。

布拉梅尔德曾和他人合办《刀刃》杂志，讨论民族问题，主张民族之间相互平等，取长补短。1947年至1953年，布拉梅尔德还相继担任美国教育联谊会的副主席。1947年至1948年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

二、布拉梅尔德的主要教育思想

（一）布拉梅尔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

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教育改革运动，一些观点各异的教育思想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归根结底，它们不过是进步主义教育和新传统主义教育之间的较量。前者继承和发扬了进步主义教育的基本主张，如改造主义教育；后者以反对进步主义教育起家，要求恢复传统教育，如要素主义教育、永恒主义教育、新托马斯主义教育等。

面对各派教育哲学的挑战，布拉梅尔德不以为然地认为，简单地在各派哲学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是错误的，采用拼凑的办法制定一种新的教育理论也是不对的。“必须考虑一个根本不同的处理问题的办法”[19]，构建一种新的教育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改造主义教育思想。

布拉梅尔德认为，改造主义教育是建立在两个理论前提之上的。

第一个前提是时代的需要，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时期的时代中。”[20]这次危机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氢弹的使用，人类文明可能在一夜之间毁于一旦，而放射性尘埃更是在不知不觉中破坏着人类的生活，威胁着人类的生命。此外，苏联人造卫星也是美国社会面临的另一个严重危机。这件事表明，与美国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苏联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崛起，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霸主地位受到威胁。对此，“任何教育制度，要是不及时地优先考虑这些事件，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诊断它们产生的原因，并考虑年青一代怎样可以应付它们，这样的教育制度，就是逃避它最迫切的职责。”[21]改造主义教育正是在这样一个危机时代产生的一种“危机哲学”，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育理论。

第二个前提是行为科学革命的出现。布拉梅尔德认为，行为科学“已经正在唤起那些熟习它的人们，认识到人类现在正在接近建设一个富裕、健康和人道的世界文明的机会”[22]，“这一个革命要求教育重新考察它整个传统结构，并考虑：①编排教材的新方法，②组织教学过程与学习过程的新途径，③确定学校和社会的目的的新方法”。[23]而在此之前，上述这些迫切需要事实上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没有一个是“需要依靠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或其他思辨方法的原理”[24]。

布拉梅尔德认为，美国所需要的那种教育（即改造主义教育）必须根据这两个前提进行改造。

（二）课程的改造

布拉梅尔德批评当时中小学和学院的课程“大体上是一个不相连贯的教材的大杂烩”[25]，各门教材（语文、数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之间很少或根本没有联系，每门学科往往又划分为若干不相连贯的单元。布拉梅尔德认为，课程的改造必须建立在行为科学的基础上。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课程中的这种划分和再划分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有机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模式和结构之中，因此，课程结构也必须具有统一性。在他看来，课程不仅应当包含人文学科，也应当包含自然学科。“一个从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的实验知识得来，而又对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有所贡献的关于整体的人的理论，不仅应该把所有其他知识领域统一起来，同时应当给它们提供新鲜而有力的意义。”[26]1957年，布拉梅尔德在《新时代的教育》一文中设想建立一种新型初级学院，招收17～20岁的青年。他还为此设计了一套包括政治、经济、科学、艺术、教育以及人际关系等内容的四年课程计划。这套计划以社会改造为中心，对每一学年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第一年，引起动机，确定学习方向，同时学习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造。第二年，研究科学和艺术领域里的问题。第三年，研究教育及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第四年，掌握实现理想社会所需要的技巧和策略，并对已学过的知识进行总结，形成综合观点。布拉梅尔德认为，尽管每一学年的学习内容有所侧重，但4年的课程都围绕一个中心，即“我们能有哪一种世界，我们要哪一种世界？”[27]以此问题为中心，学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道德的、美术的、宗教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识。每一门学科都应以各自的社会问题统一起来，与社会改造紧密相连，而不是一些肤浅的和过时的问题。学习时要利用各种资料来源，包括书本、社会经验、与专家的个人接触等。

布拉梅尔德的这套课程构想虽然以社会改造为目的，以社会问题为中心，但显然与进步主义教育的一些做法相似，如他强调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知识为中心，重视个人直接经验的获得而不是书本知识的学习。

（三）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的改造

布拉梅尔德认为，行为科学的一切研究成果正在运用于教育实践之中，但这种运用还很不深刻，常常成为赶时髦的标志。行为科学关于人类集体内部的力量和过程的研究，将有助于教学过程的改造，而人类学和心理学在文化与人格领域里的研究则将促进学习过程的改造。它们的研究表明，学习包括外部经验和内部经验两个对立面，学习是有意识的活动，但有些学习是完全无意识的，而这种现象却被课堂教学的正规理论所忽视。

布拉梅尔德进一步认为，学习过程是从学生的经验开始的，这种经验不单指学生的直接经验，也包括间接经验。学生的学习既包括有意识学习，也包括无意识学习。

（四）教育和文化新目的的确定

布拉梅尔德认为，学校是一个文化机构，教育过程也是文化的传递与修改过程。在危机时代，由于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习惯、宗教信仰等发生混乱，教育的修改作用更加突出，教育必须在新文化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作用。“改造主义首先承担新文化的建设。”[28]教育哲学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青年人应当为之奋斗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目的，在人的心灵中引起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

布拉梅尔德说，教育和文化新目的的确定在三四十年以前是很难设想的，而今天却变为现实。这要归功于科学的发展。正是由于科学研究的进步，教育目的的重新确定才有了依据。“行为科学正在开始证明，现在可以根据我们对文化的比较价值甚至普遍价值的研究来表述人类的目标……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29]尽管这方面的研究还有限，但已足以使人们能客观地描述这些价值，这也正是教育所应实现的目的。显然，这种确定教育目的的途径有赖于研究的扩大和深入。布拉梅尔德相信：“一种真正有一个目标为中心而进行的教育，在用科学上可以探知和检验的人类未来的希望来代替这些破坏力量方面，能够比任何其他机构做出更大的贡献。”[30]

布拉梅尔德自称改造主义是一种危机时代的哲学，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造社会。这种改造不是指采取什么政治行动，而是人类心灵上的一场革命，是通过教育使社会成员承担起为建设社会新秩序和实现人们共同生活的理想社会的义务。这是当前情形下教育最迫切的任务。

与此相关，布拉梅尔德提出了一个改造主义的重要概念——社会一致。布拉梅尔德认为，为了消除危机，建设社会新秩序，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教育首先要消除彼此间的分歧，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和集体心理，形成人们共同的思想、信念、习惯等，使之在口头上和行动上达到一致，最终实现一个民主、富裕的理想社会。布拉梅尔德的这种理想社会不仅指美国，而且包括全人类，是一种遍及全球的民主文化。按照他的说法，他要实现的也是一个全人类的大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