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于1859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的小镇柏林顿。中学毕业后，杜威进入佛蒙特州立大学学习，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赫胥黎的关于生物进化的观点和生物有机体及其各个部分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观点对杜威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79年大学毕业后，杜威先后在一所中学和一所乡村学校任教，在教学之外，杜威潜心思考哲学问题，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著作，并在一个哲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如《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康德和哲学方法》等。

1882年，杜威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受到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ierce，1839—1914）和心理学家霍尔的影响，但对杜威影响最大的是黑格尔主义者莫里斯（George Sylvester Morris）。通过莫里斯，杜威接受了黑格尔的哲学，他认为这种哲学用一种相互联系的、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对人的精神能起一种解放的作用。尽管后来杜威因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缺陷而疏远了它，但他仍然承认黑格尔哲学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对其思想方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884年，杜威应聘到密执安大学讲授哲学课程。除1888年至1889年在明尼苏达大学短期工作外，他在密执安大学一直任教至1894年。在此期间，杜威的哲学思想开始成熟起来，逐渐远离黑格尔主义而转向其不同于前人的经验主义。杜威认为，黑格尔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根基不牢，矫揉造作。詹姆斯以进化论为依据的机能心理学使杜威旧有的哲学信仰发生了变化。詹姆斯强调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强调心灵与外部环境的不可分割性，这些观点对杜威经验主义哲学的形成影响甚大。在密执安大学任教期间，杜威对教育问题产生了兴趣。1885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教育论文《教育与妇女健康》。在离开密执安大学之前，他共发表了5篇教育论文，并与他人合写了一本教育心理学的著作。杜威试图把教育、心理和哲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1894年，杜威应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per）的聘请任该校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并讲授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1896年，杜威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Chicago University Laboratory School）”，对教育问题进行实验研究。实验学校是新的教育理论的“实验室”，其任务是“检验和显示理论工作在实际情况中的结果”。杜威经常到实验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和教师交流、讨论教育问题，这些工作对杜威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影响甚大。杜威的一些重要著作就是在此期间写就的，如《我的教育信条》（My Pedagogic Creed，1897年）、《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the Society，1899年）、《儿童与课程》（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1902年）等。这些著作勾勒出杜威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杜威教育思想形成的标志是《我的教育信条》的发表，这是杜威早期的一本纲领性著作，言简意赅，篇幅虽短，却透彻地阐明了杜威教育思想的精髓，杜威以后的教育著作只是对它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而已。随着美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杜威哲学、政治学、美学等思想的不断发展，以及与他人的学术辩论对杜威理论自身发展的促进作用，杜威教育思想的内容逐渐丰富，深度不断加大，影响也日益广泛。

由于在对实验学校的管理问题上与芝加哥大学存在分歧，杜威于1904年辞去了芝加哥大学的职务。从1904年起，杜威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哲学教授，直到1930年退休。杜威勤于写作，发表了大量的哲学和教育论著。主要教育著作有《教育中的道德原理》（Moral Principles in Education，1909年）、《我们怎样思维》（How We Think，1910年）、《明日之学校》（School of Tomorrow，1915年）、《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年）、《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1938年）、《今日之教育》（Education Today，1940年）、《人的问题》（Problems of Men，1946年）等。1952年，杜威于纽约逝世，享年94岁。

杜威是一个思想大家，他熔欧美思想于一炉，具有深厚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功底。他是在其哲学思想、心理学思想基本成熟后才开始关注教育问题的，而且他一生都未终止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并将教育问题与哲学问题、心理学问题、社会学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这就使其教育思想既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理论深度又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宽广视野。杜威还集欧美教育思想之大成，对欧美的教育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细致、深入的梳理，充分借鉴吸收了人类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教育智慧，这使得杜威的教育思想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纵深感。

更为重要的是，杜威是立足于现代社会论述教育问题的，他的教育思想具有浓郁的现代精神。其教育思想是美国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并随着美国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杜威是紧扣美国社会生活的现实讨论教育问题的，既反映了美国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又力求解决现实的种种社会问题。

杜威的教育理论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而19世纪90年代正是美国社会生活变革的历史分水岭。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当18世纪后半期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美国还是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都十分落后。但到19世纪末，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工业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经济生活混乱。市场调节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市场调节弊端迭出，经济生活出现混乱。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频频出现，而企业界自身对此却无能为力。1893年的经济恐慌使大量银行关门、工厂倒闭、公司破产，经济体系陷入停顿，几百万工人流浪街头找不到工作。第二，政治危机加深。进入工业化时代，人们热衷于追逐财富，大众政治意识淡漠，政府工作人员素质低下，以政治为工具来捞取金钱和权势，是他们生活的最高目标。少数大资本家恣意操纵政治，“强奸”民意，对民主制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第三，贫富分化加剧。尽管社会总财富奇迹般增值，但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虽然赤贫者仅占贫困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其他贫困人口的收入亦不足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水准。第四，劳资对立尖锐。当时美国工人处境十分悲惨，工时长，工作条件恶劣，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和安全条件，结果职业病流行，工伤事故频出；工资很低，终年劳碌还不足以养家糊口。工人多次举行罢工，劳资关系紧张成为举国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第五，道德文化衰落。为追求财富，不择手段，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运用获得的财富来危害社会，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一时，是文化衰落的重要表现。

上述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发展到极点，尤其是少数大资本家与广大工人的冲突发展到极点，达到了不控制个人行为就无法维系社会整体的地步；二是精神文明没有与物质财富同步前进，物质财富的增长反倒带来了精神文化的衰落，没有能成为改善社会整体的有力杠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严重脱节。归根结底是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与技术的进步，却使社会文化精神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失谐，物质力量不仅没能为社会服务，反倒成为社会进步的异化物。

1900年至1917年的社会改革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的使命就是要解决上述棘手的社会问题。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努力：在经济方面加强了政府干预，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实现了民主化，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不同程度地得到改善，实行新劳工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等等。进步主义改革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已取得的巨大物质进步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的全面改善，创造出与物质繁荣相应的精神文化条件，重建遭到工业文明摧毁和破坏的社会价值体系。

尽管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对于社会的重建却不是一次改革运动所能彻底完成的。美国史学家康马杰精辟地指出：“19世纪90年代的大问题在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90年代开始形成的种种理论，50年后仍在探索和应用。……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物质生产大大增长，技术有了惊人的进步，科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1890年之后的60年毫无疑义乃是一个统一体。”[2]

杜威的教育理论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杜威于1952年离世。可以说上面提到的社会问题是杜威一直面对的，是他一直关注的，也是他一直力求解决的。

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对杜威的教育思想具有深刻的影响。1915年在《明日之学校》中，杜威指出美国社会生活有两大变化，并要求教育随之而变，“在最近的150年间，发生了改变人类生活和思维习惯的两大变化。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两大变化中的一个，即民主思想的发展，是如何要求教育上来一个变革的。另一个，即通过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变化，他［它］必须在课堂中得到反映”[3]。

杜威的教育思想是西方优秀文化遗产与美国现代社会相融合的结晶，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它在人类教育史上尤其是在人类教育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