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是英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和优生学的创始人。1822年2月16日，他出生于英国伯明翰的一个兄弟会成员家庭。父亲塞缪尔·高尔顿（Samuel Galton）是银行家，母亲维奥莱塔（Frances Anne Violetta）是英国哲学家、诗人和科学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的女儿。高尔顿童年时代的生活富裕、优越。他还曾通过其母亲的关系认识了不少社会名流，这为他后来研究优生学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高尔顿最初的学校教育是在几所小学校中接受的。1836年，他被送到伯明翰爱德华国王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高尔顿学习了两年。但他并未从这所学校的古典课程中获得多少收益。为了日后能行医，高尔顿在伯明翰跟随一名医生做了一段时间学徒。此后，他于1839年进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习了一年医学课程。1840年，高尔顿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师从霍普金斯（William Hopkins）学习数学；但由于生病，未能完成学业，只获得了一个普通学位。

1850年后，高尔顿到南非探险，并将旅途见闻记录下来，1853年以题为《热带的南非》一书出版。这次探险使高尔顿成为著名的探险家。从此，高尔顿也成了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56年，高尔顿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63年，高尔顿出版《气象学或天气图表法》（Meteorographica，or Methods of Mapping the Weather）。这本书的出版又使高尔顿成为英国气象委员会成员（1868—1900年）。除了气象学之外，高尔顿还从1865年开始研究遗传的规律。在调查中，高尔顿发现当时有关人的特性的资料十分匮乏，于是创建了人体测量实验室，收集人的感觉、力量、身高及人的三围。该实验室就是后来伦敦大学大学学院生物测量实验室的前身。这一时期，高尔顿还对人的指纹进行了研究，写了《指纹》和《模糊的指纹》两篇论文，出版了《指纹辞典》。

1859年，高尔顿的表兄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高尔顿立即宣称并开始对人类的遗传问题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持续了40多年，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例如，《遗传的天才》（1869）、《英国的科学家》（1874）、《人类的才能及其发展》（1883）、《自然的遗传》（1889）、《著名的家庭》（1906）等。在对遗传问题的研究过程中，高尔顿创立了优生学。在他看来，人的才能主要由遗传决定，而与后天环境的影响关系不大。由此，高尔顿认为，人类社会种族的改善在于优秀人口的繁衍以及限制劣等人口的发展。为了进一步研究优生学，高尔顿于1904年在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建立了优生学实验室，1907年设立优生学奖学金。同时，他还担任了创刊于1901年的《生物统计学》杂志的顾问。

1853年8月1日，高尔顿与前哈罗公学校长巴特勒（George Butler）的女儿路易莎·简（Louisa Jane）结婚。高尔顿长期住在伦敦，与英国知识界和科学界人士来往甚密，在学术界名气很大。

自1897年妻子去世后，高尔顿身体一直十分虚弱。1911年1月17日，高尔顿因急性支气管炎去世。在遗嘱中，高尔顿将大约4.5万英镑的遗产捐赠给伦敦大学，作为优生学职位的基金。

二、关于智力遗传和优生学的研究

高尔顿是智力遗传论者。他在《遗传的天才》一书的“导言”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本书要证明的是，人的自然能力源于遗传……我认为，每一代人都对其下一代的自然禀赋具有惊人的影响力。”[17]

高尔顿在对智力遗传问题的研究中收集研究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研究了被其称作“著名人物”（eminent men）的资料。其中包括1660—1868年间英格兰的法官、乔治三世（George Ⅲ）时代的政治家、1768—1868年间的英国首相。此外，他还收集了被其称作“杰出人物”（illustrious men）的家族资料，其中包括著名的将领、文学家、科学家、诗人、画家、音乐家等。在高尔顿那里，所谓“著名人物”是指那些百里挑一或千里挑一的人物；所谓“杰出人物”则是指那些因能力而获得声望的人物。

高尔顿声称，他惊奇地发现大部分的“时代巨匠”（Man of the Time）是中年人，且都年过50。他认为，这种现象似乎说明，出身贫寒者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来展示其才能并达到其应有的地位。因此，高尔顿以50岁的英国男子为研究对象。据高尔顿统计，当时不列颠诸岛大约有200万年过50岁的男子，其中只有500名左右的人可称作“著名人物”。也就是说，在普通的人群中，每4000人才产生一个“著名人物”；每100万人中才产生250名“著名人物”。高尔顿这个结论的用意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要说明，在普通人群中出一个“著名人物”是多么的不容易。

在《遗传的天才》一书中，高尔顿还介绍了他对一些“著名人物”的家庭和家族调查的情况。他一共调查了300个著名的法官、政治家、将领、文学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和神学家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的每一户至少出过一个“著名人物”。结果，他发现，在这300个家庭中一共出了977个著名人物。其中，85个法官家庭中出过262个“著名人物”；39个政治家家庭中出过130个“著名人物”；27个将领家庭中出过89个“著名人物”；33个文学家家庭中出过119个“著名人物”；43个科学家家庭中出过148个“著名人物”；20个诗人家庭中出现过57个“著名人物”；28个艺术家家庭中出过97个“著名人物”；25个神学家家庭中出过75个“著名人物”。[18]

在这些家庭中之所以出现数目众多的“著名人物”，在高尔顿看来，这是遗传的作用。高尔顿列举了他的证据。他发现，儿子一辈中的“著名人物”一般要多于父辈中的“著名人物”。例如，每100个法官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26%，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36%；每100个政治家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33%，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49%；每100个文学家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48%，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51%；每100个科学家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26%，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60%；每100个诗人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20%，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45%；每100个艺术家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32%，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80%；每100个神学家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28%，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40%。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家庭的数量不如父辈的只有将领家庭。在高尔顿调查的39个将领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的家庭占47%，而儿子一辈只占31%。[19]对于这一特别现象，高尔顿做了特别的说明。他认为，造成将领后代“著名人物”较父辈要少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将领们很早就从事军事生活，即使结了婚，也常常远离家庭，和妻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少，因此所生的儿子数目不多；二是著名将领的儿子由于各种原因死得较早。为了说明其观点，高尔顿列举了欧洲几个著名军事统帅的例子。例如，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留下的遗腹子后来因政治斗争原因被谋杀；恺撒留下的私生子也同样因政治斗争被谋杀；拿破仑一世在其妻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就完全与她分居了。高尔顿强调指出，尽管这些著名将领的儿子辈中“著名人物”出得不多，但这些将领的孙子辈中，“著名人物”的数量不比其他类型家庭的少。这种现象也正说明了遗传的作用。在高尔顿看来，“著名人物”家庭产生的“著名人物”数量要大大多于普通家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品种的优越性。在《遗传的天才》一书中，他明确写道：“我将这一现象归因于品种的优越性，正是这种优越性保证了这类家庭中著名人物占有不同寻常的高比例。”[20]

高尔顿还调查了30个有艺术能力的家庭和150个无艺术能力的家庭。他发现，有艺术能力家庭的子女中64%也有艺术能力，而无艺术能力的家庭中只有21%有艺术能力，因此，他认为艺术能力也是遗传的。[21]

此外，高尔顿还搜集了80对双生子的资料，用双生子比其他亲兄弟、亲姐妹在心理上更为相像的事例，力图证明他的观点，即人的心理也完全是遗传的。[22]

高尔顿的智力遗传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当然，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人的遗传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人的后天发展更多地取决于人后天所接受的教育和所生活的环境。高尔顿之所以得出智力和能力遗传的错误结论，是由于他没有考虑到“著名人物”家庭的优越环境在子女成才过程中的作用。这些家庭子女所获得的教育机会、所享受的教育条件显然要比其他家庭子女多得多和优越得多。

高尔顿的智力遗传决定论曾在欧美国家一度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其残余影响依然存在，那个年代，西方有人还认为，黑人智力天生比白人差，而且这种差别是无法用教育来改变的。[23]

尽管高尔顿的错误观点“在现代心理学史上造成了一个长远而丑陋的遗迹”[24]，但是，人们认为，其有关智力遗传问题的研究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其研究至少引发了两个与人类有关的科学方向：一个方向是优生学；另一个方向则是运用量的方法来说明群体智力的分布状况和个体智力的状况。[25]

“优生学”是高尔顿创立的新概念。在他看来，优生学是为改善未来人类的精神与身体的学问。[26]高尔顿的优生学思想是建立在其智力遗传论基础上的。他认为，由于人的智力、能力都是遗传的，那么，要提高人的智力和能力就应该从改良血统或改良人种方面着手，即通过优生学的计划来实现人类的改善。高尔顿说：“人的自然能力都源于遗传，就好像各种生物的外形结构也都是遗传的一样。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利用血统的改良，使狗或马具有善跑或做其他任何事情的特殊能力，那么我们也可以借助几代人的婚姻产生高智力的人类。”[27]

著名心理学家波林（E. G. Boring）曾这样分析过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 Wundt）与高尔顿研究心理学目的上的差异：“冯特希望改进心理学，高尔顿则希望改进全人类。”[28]可以说，波林的评价是正确的。“他（高尔顿）那花样繁多的研究虽没有固定的计划，但他却有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他所说的优生学”。高尔顿自己曾表示：要“努力地去握动这个伟大的进化工作”。[29]

应该看到，优生学是科学研究上一个值得重视的新领域，它对减少人类遗传疾病，保护新生婴儿的健康，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它片面夸大遗传的作用，大肆宣传天才遗传论，结果，后来成了法西斯进行种族主义统治的工具。

三、关于心理测验的研究

高尔顿是心理测验的发明者。在1869年出版《遗传的天才》一书后，高尔顿对人类才能测量的兴趣逐渐增加，并于1883年出版《人类的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有人将此著作的出版视为个体心理学及心理测验的肇端。1884年，高尔顿在伦敦南肯辛顿博物馆内设立了一个实验室，利用仪器测量人的身高、体重、触觉、肺活量、拉力、握力、叩击的速率、听力、视力、色觉以及其他个别差异。

高尔顿心理测验的目的是为其改进人类品种的目的服务的。在他看来，人的智力和各种能力都是天生的，他的任务就是要测量出人类能力上的差异，并作为人类繁殖后代的参考。因此，高尔顿的心理测量“与德国心理学的麻烦的心理物理法大不相同”。[30]后者注重分析少数可作为一切人的代表者的心理现象，而高尔顿的心理测量更注重结果。因此，高尔顿说：“我们不欲分析我们辨别两物异同的能力究竟是由于许多基本的知觉中的哪一知觉的活动。我们只要研究其整个的结果。”[31]其方法也因此以“简便”为特征。

高尔顿的心理测量方法之一是内省法。他很重视内省法，强调内省法结果的有效性。高尔顿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内心经过的情形的报告和地理学家对于一个新地域的报告同样有效。高尔顿说，他自己就擅长于观察意识的事件和客观的事件。例如，当他在伦敦街头散步时，曾经观察自己的心灵，先断定其联想历程的门类之多，而后又推定其发生于“意识的前厅”之内的无意识历程的范围之大。[32]高尔顿以他的内省体验为依据，得出了一个结论：人在考虑选择的时候，观念起伏，最后乃使其一观念支配行为，包括意识行为。他还以用内省法研究宗教意识问题为例来证明他的观点：他从滑稽报刊中取出一张滑稽画，故意相信画中有神圣的品质，对它说话“假装诚敬，好像它有一种神力可赏罚人们对它的行为似的”，如此之后，他终于获得了一种对此画的一种迷信的情感，有“野蛮人对于偶像所有的情感”。[33]

高尔顿强调内省方法结果的可靠性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心理测量无论采用什么精密仪器，但对心理的描述主要依据是被试者的主观体验，当主观体验不可靠时，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就难以保证了。

为了保证心理测量结果的可靠性，高尔顿还发明了一些心理测量的仪器。这也是他对心理学发展的贡献。高尔顿发明的测验仪器主要有以下几种[34]。

（1）口笛。后来被称为“高尔顿哨音”，用以测量听觉阈限，不仅试验人类，而且试验动物。他将一口笛置于一空心手杖的顶端，手杖的另一端置一橡皮球可使口笛发出声音，用以在动物园和街道上试验动物。他还以煤气或氢气与口笛并用，用以测试分贝很高的声音。高尔顿的口笛后来经过形式上的改造和口径的改良之后成为心理实验室中的一件标准仪器，一直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被更精密的电子仪器所替代。

（2）横木。高尔顿创制了一个横木，在上面刻上不同的距离，用来测试人们对于视觉范围的估计力。他还用一圆盘来测试人们对于垂直线的视觉判断力。高尔顿的横木后来也成为心理实验室的一件标准仪器。

（3）小盒。他用黄铜制成不同重量的小盒，精巧美观。他以每三种重量为一组，让被试者将每组重量依轻重排列，用以测试被试者的肌肉感觉。这一测试后来被智力测验容纳。这表明高尔顿的这样一个观点为他人所接受，那就是：感觉的辨别力可以用来表示判断力和智力。

高尔顿还制作了其他一些仪器。例如，他自制了一个摆子，用以测量反应时间；复制了一台巧妙的仪器，用以测量以臂击物的速率；制作了一个器具，用以测量颜色深浅的辨别力；制作了卡片，用以测定视觉的敏锐度；制成羊毛球，用以测验颜色辨别力等。不过，这些仪器未能流传。

在心理测量中，高尔顿首次采用了统计法。他将比利时统计学者奎特雷（L. A. J. Quetelet）的常态律改进为有效的测量工具，在英国建立起统计的科学。在高尔顿看来，统计学和人类心理测量是不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