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强调社会稳定和谐为特点的功能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19世纪的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样，处于激剧“变革”的时代。从政治上看，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法国经历了从拿破仑第一帝国到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再到法兰西第二帝国、巴黎公社革命等变化，政权数次更迭，社会动**不安。从经济上看，这一时期，法国工业革命速度加快，生产力迅速发展。例如，到1847年，法国的棉纺织业共有11.6万台纺纱机和350万个机器纱锭，纺织业仅次于英国占世界第二位；到1848年，工业中使用的蒸汽机达5212台，总功率达6.5万马力；1831年开始修铁路，到1870年已有铁路17924公里。[1]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法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萎缩，工业社会大踏步前进，因此城市化速度加快。例如，1801年至1851年间，法国居民在2万以上的城镇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从6.75%上升至10.6%；到1891年时，这一比例又上升到21.1%。[2]同时，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加入了无产者队伍。仅1876年至1906年，农业人口就减少了220万人，占当时农业人口总数的9%。[3]

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首先，失业问题严重。从传统农业走出来的劳动力涌入城市之后，增加了城市就业的难度，结果是无业游民数量激增。例如，1858年，全法国仅乞丐就有300万人。[4]失业者增多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其次，贫富差距拉大，“富者变得越富，穷者变得越穷”。[5]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无产阶级斗争日渐高涨。再次，社会的转型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价值观念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力逐渐丧失，新的价值观念的权威性尚未建立，其结果使社会中出现了功能主义教育思想家称之为“无规范”的现象。最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相互碰撞、激烈交锋，尤其是自拿破仑时代以来形成的中央集权思想和谋求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放任思想的斗争，导致人们思想混乱、无所适从。

上述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变化和矛盾使得法国社会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目睹这一切，功能主义教育思想家十分忧虑。他们希望重组社会并建立一种稳定、和谐、不断进步的理想社会。为此，他们开始研究社会，创建了社会学理论体系，力图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来找到重组社会的理论依据或精神支柱以及实现重组社会的途径。孔德1822年提出了一份《有关重组社会的计划》（Plan des Travaux Scientifique Nécessaires Pour Réorganiser la Société），强调了重组社会的必要性，并特别指出了重建思想和重建精神对重组社会的意义。他说：“人们尤其知道目前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巨大危机，最后分析起来，在于精神的无政府状态。事实上，我们最严重的不幸在于现在所有的人之间对一切基本的准则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这种准则的稳定，是保证真正的社会秩序的首要条件。”[6]在功能主义者看来，这种准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符合于我们时代的精神”。[7]对于如何才能重铸这种精神和重组社会的问题，功能主义教育思想家寄厚望于教育。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来重塑社会成员的人格，重建新的道德观念，加强“集体意识”，以实现社会的协调和进步。孔德提出，要“以道德力量解决社会重大问题”。[8]涂尔干也强调，法国的复兴必须从建立新的、富有活力的教育系统开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