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麦历史上,19世纪40年代是一个转折年代。从欧洲其他国家传来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革命运动在丹麦产生了强大的反响。它为丹麦的浪漫主义画了一个句号,使丹麦人从梦想境界进入了现实境界。凭着几个著名人物和特殊天才的力量来反对遍是愚昧冷酷的社会的时代结束了,开始了全民奋起创造光明前途的新时代。这就需要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能够担此重任。人们逐渐明白了格龙维著书立说奔走呼号的意思,并接受他的主张,力图实现他的理想。格龙维本人也频繁地出入于大学讲坛和民众集会,向有志此道的青年人宣传自己的主张和理想。许多早期民众高等学校的创办者这时也与格龙维进一步建立联系。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在丹麦开始了,使独特的丹麦民众教育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一、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及其思想
格龙维关于民众高等学校的理想,最先在南亚特兰的罗定村实现,这就是罗定民众高等学校(Rodding Folk High School)。它是丹麦最早的民众高等学校。
亚特兰南部是当时丹麦与德国的交界处,丹麦文化与德国文化的冲突在这里表现得异常激烈。拥护丹麦文化的人认为,要使农民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文化,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一种国家本位的教育,用丹麦语作启导工具,就如格龙维所主张的那样。
在西斯列士韦,有几个教士和农民倾心于格龙维的思想,又受到第一个创办自由学校者科尔德(Christen Kold)的指导,便立志要开办一所民众高等学校。他们于1842年1月开办民众高等学校,并公开募捐。1842年11月,西斯列士韦举行人民大会。会上,劳伦正(H. N. Lorenzen)发表关于使用丹麦语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爱国热忱,从而使连格龙维早年的神学反对者克劳森所领导的哥本哈根自由党人也对使用丹麦语和通过民众高等学校来保卫边境上的丹麦文化深表赞同。
弗洛(Christia Flor)直接领导了丹麦的第一所民众高等学校,即罗定民众高等学校的成立。他从1826年起,在基尔大学任丹麦文教授,深受格龙维著作的影响。1829年以后,他与格龙维相识,并成了好友。弗洛是一个机智果敢、有领袖风度的人,知道怎样把民族运动中的各种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以促进民众高等学校计划的推行。在1843年斯康林斯班根爱国人民大会之后,他便巧妙地利用克劳森领导的扶助会的支持而成立了旨在推行丹麦国家理想的西斯列士韦人民联合会。弗洛向该会发表他所拟订的民众高等学校计划,取得一致赞同,当即委派7人组成校董事会,并推举他为主席。在这个董事会里,早在1842年就立志要办民众高等学校的所谓“格龙维派”虽只占有一个名额,不过,弗洛要求有关民众高等学校的一切事务都必须按照格龙维的原则来办理。
他们从哥本哈根的扶助会那里得到一笔借款,在南亚特兰的罗定村买了一处房屋,作为拟办的民众高等学校的校舍。1844年6月,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表示同意设校计划,准许开办,董事会便将由弗洛起草的民众高等学校计划印刷发行。这个计划宣称:“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学校:要使所有民众都获得有用而又有趣的知识和能力。这种教育,不是为了掌握具体操作技术,而是为了使他们作为民族之子和国家公民。我们希望,学校对他们的家庭生活与个人生活,如同对他们的公共生活与社会生活一样,都有一种良好的影响。我们称它为高等学校,是因为它与普通的儿童学校不同,它是收受那些过了浸信礼年龄的青年和成人的教育机构。我们称它为民众高等学校,是因为它收受各行各业的人,尽管它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青年将在此学得能够以清新和健康的人格明智地思考,正确地说话和书写。”[8]这个计划还规定了学校的组织管理和教学安排。在校董事会的7名成员中,有3名必须从农民中选任。学校首先只聘两名教师,待财力充足后再增聘。学校所开设的科目有:丹麦文与丹麦文学、历史、公民、算术、地理、图画、测量、德文、瑞典文、自然科学、唱歌和体操等。学制两年,每半年为一学程。全部免交学费,但须缴纳膳宿费,每年160克朗。
罗定民众高等学校于1844年11月7日正式开学。当时有学生20人。首任校长为威格纳(Johan Wegener)。最初只有一个助教,后来包尔生(Poulsen)博士加入了。包尔生担任物理、化学、地质、地理等学科的教学。包尔生还为学校创办了一个试验农场和菜园,一个实验室和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
继罗定民众高等学校之后,又有多所民众高等学校在丹麦国内建立。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是在几个思想激进、与格龙维有着相同观念的先驱者直接参与组织下,冲破外界的重重阻力与内部的种种困难而创立的。因为当时的外部政治氛围并不支持这一新鲜事物,大部分丹麦人并不了解民众高等学校为何物,所以这些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必须创造自己的生存土壤和环境,必须寻找自己生存的理由。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集中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
(一)教学对象以农村民众为主
虽说按照格龙维的思想,民众高等学校是农民、市民、商人等多种成分的平民学校。但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都建立在相对比较偏僻的农村。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当时这些农村地区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右派政治势力相对比较薄弱,而这里的农民的思想相对又比较空虚,易于先入为主。这种环境最适于民众高等学校的生存,并有利于民众高等学校思想的传播。
第二,这些地区接受格龙维思想的人较多,也是格龙维经常演讲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开设民众高等学校易于招收学生,也容易收取费用,可以得到当地志同道合的有志之士的帮助。
第三,在经济上,把学校设在农村,购买土地、建造校舍或购置校舍花费较少。
(二)教学目的是给成年人以基本的教育
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是依据格龙维倡导的“生活启导”“民众启蒙”的思想,来确定学校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目的。学校要教给学生的不是那种作为农民、市民从事某种职业的专门知识与技术,而是那种有利于公民更好地认识人生、更好地生活的知识。虽然这种目的是很抽象的,但它明确地规定了民众高等学校不是职业性的,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不要期盼能学到如何种西红柿、如何经营农场等具体的知识。根据民众高等学校所设课程以及格龙维的思想,早期民众高等学校的教学目的是:
掌握生活中必需的工具,例如丹麦语、丹麦文学等。
培养民族思想,即丹麦的民族感、使命感,例如学习丹麦史、世界史等。
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工作精神,例如唱歌、体操等。
民众高等学校创办之初就明确了它是成人性的。它游离于传统的教育系统之外,既不是初等教育,也不是中等教育,而是成人教育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它对入学年龄有着比较明确的规定:受过洗礼的人(在宗教上,称受过洗礼的人为成年人),一般在18岁以上。
(三)教学内容突出历史、国语和唱歌
为了达到激活民众的生活热情,培养民众的民族感和开启民众的创造性的理想,民众高等学校的教学包括三大科目:(1)历史,(2)丹麦语,(3)唱歌。历史又包括世界史和丹麦史。通过世界史的学习了解,学生可以领悟到人类生活的真谛,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和历史任务,进而激发他们从事各种不同工作的热情。通过丹麦史的学习,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对比今日的丹麦社会现状,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使他们能够努力地工作,再创丹麦昔日的辉煌。丹麦语是丹麦民族的语言,只有掌握这种语言,才能与更广泛的民众交流,才能更好地生活。唱歌是激**感、表达内心世界的工具,是启发民智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四)争取政府的经济资助
第一所民众高等学校受到了政府的资助。在1849年宪法开始生效后,《农民之友》杂志的主编曾要求政府提高资助的数量。但是,政府以设立民众高等学校考试为条件,这遭到早期民众高等学校的强烈反对。他们声称,增加考试不符合民众高等学校的精神本质,因为民众高等学校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种特殊的商业性质的教育,而是激发人内心的潜质。但是,这种观点又遭到了另一派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提供给丹麦农民一种农业技术教育是民众高等学校的首要目的。伴随着这种争论,他们要求政府停止给予民众高等学校任何形式的资助,应该给技术学校以单独的资助。
在两派争论之时,一个有影响的前丹麦民众高等学校的领袖人物泰斯杜夫(Edwand Tesdorph)站出来说:“启导年青一代,发展他们的精神比任何教育都重要,因为这能影响整个民族;民众高等学校在过去和今天已经成功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相信在将来也会比今天做得更好,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它,更不能停止对它的资助。”这个权威人物的言论,在政府制定资助的政策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于是丹麦政府决定继续给予民众高等学校以资助。
二、民众高等学校及民众教育思想的发展
丹麦民众高等学校伴随着丹麦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它与丹麦社会的发展是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的。社会的发展要求民众高等学校适应其步伐,使得民众高等学校必须调整自身的结构,以便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这一角度看,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众高等学校的发展;同时,民众高等学校的办学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它通过对民众的启导和精神的激发,提高了民众的思想觉悟,鼓起了民众生活和工作的热情,进而促进了丹麦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1864年,为了争夺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因,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出兵丹麦,西欧各国旁观不动。丹麦孤立无援地抵抗普奥联军的进攻,结果遭到失败。丹麦不得不放弃了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因的一切权利,将石勒苏益格割让给普鲁士,将霍尔斯泰因割让给奥地利。这次战争给丹麦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但却将丹麦逼上了自我强盛之路。这场战争不但没有摧垮丹麦人民的精神,反而激发了丹麦人民奋发向上的**。丹麦民众高等学校在此时也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在激发民众精神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同时它自身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繁荣。此期间被称为“丹麦高等学校的伟大时代”。
(一)合作运动中的民众高等学校
英国是合作运动的发源地。合作运动后来传到了丹麦,1866年索纳(Sonne)在约特兰西岸的金斯台组织了丹麦的第一个工人合作社,这便是丹麦合作运动的开始。起初工人合作社并没有引起工人的广泛的兴趣,他们没有积极地参与合作社。当时丹麦的社会政治状况是:乡村的农民大都是自由党,城市市民大都是保守党。两大政党之间的矛盾反映在农民和工商业者之间互相不信任。为了在政治、经济上争取到平等的地位,丹麦的自由党鼓励农民办农民合作社,团结起来与城市的工商业竞争,形成了大规模的农民合作运动。由于农业合作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民从合作运动中获取了实惠,改变了城市工人和商人对合作社的观点,他们后来也纷纷组织各自行业的合作社。丹麦的合作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农民为争取自身平等权利的运动。
在农民合作运动中,丹麦的民众高等学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的丹麦史学家说,农民积极参加合作运动与其说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倒不如说是民众高等学校的影响。丹麦民众高等学校唤起了青年农民的好学勇为之心,他们的性格坚强了,对人生的希望变得更广大了。他们不仅自己积极地投身合作运动,还影响他们的家人、朋友参加到这场为争取平等的合作运动中来。合作运动的许多领袖都是民众高等学校的学生。丹麦民众高等学校唤起了丹麦农民的团结精神,使他们运用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来改进自己的生活,使农民明白团结合作不仅对个人有益,而且对团体有利。事实也证明了民众高等学校在合作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例如,在丹麦最早成立合作社的地区大都是民众高等学校影响较深的地方。又如,据1897年的统计,合作社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中有47%的人受过民众高等学校的教育。
丹麦民众高等学校并不是通过宣传合作运动而鼓动农民参加合作运动的,它是以历史和诗歌为媒介,唤起农民的觉醒。民众高等学校正是抱着精神的激发比知识的传授更为重要的主张,以“生活启导”“民众启蒙”为宗旨,为丹麦的合作运动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础,并培养了一大批思想活跃和激进的农民活动分子。
(二)民众高等学校思想的发展
1864年战争结束后,丹麦民众高等学校步入了它的发展阶段。除原有各民众高等学校相继恢复以外,新的民众高等学校也不断涌现。很快,丹麦各地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民众高等学校。其中,施洛德(Ludvig Schroder)的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经过扩充而成了19世纪末丹麦民众高等学校的典范。民众高等学校的发展还体现在包括教学制度、教学内容、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改进上。
1.教学制度
在新的教学制度下,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的学程于当年11月开始,第二年4月结束。此期的课程为全体学生所必修。学制两年。每天两课时,每周12课时。
2.教学内容
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教会史、斯堪的纳维亚史、世界史和物理学史。除了上述必修课是公共课外,其他课都是一年级学生和二年级学生分开教学,女生和男生有时也分开教学。初级班教数学史,高级班则教斯堪的纳维亚语言文学史;初级班教神话传说和丹麦经济生活,高级班则教世界文学和社会学。体操和卫生课,男女生是分开教的。
3.管理方式
从1898年起,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就成了一个自属机构。该校由4位教师组成董事会,决定安排课程、人事等重大事务。董事会须维持学校的传统,保证学校的存在,非得国家教育部的同意,不得变卖或典押校产。
总之,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在施洛德的领导下,与丹麦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广泛、深入而直接的联系。在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的影响下,丹麦民众高等学校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丹麦民众教育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广泛传播。
(三)城市民众高等学校的发展
为了使民众高等学校成为真正的民众的学校,民众高等学校的领导者们认为,只有把城市市民吸引到学校中来才真正体现民众教育的思想。因此,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城市,吸引城市的市民进入民众高等学校学习,发展城市民众高等学校。
民众高等学校大多成立在农村,招收的学生是农民,这是民众高等学校给丹麦城镇工人和市民留下的一般印象。但是,随着民众高等学校在社会的影响逐步深入,毕业于民众高等学校的学生有许多人进入丹麦政府的各个部门任职,并领导了丹麦的社会民主运动。民众高等学校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良好形象,这样,民众高等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城市工人和市民的兴趣,然而他们仍把民众高等学校看成是农民的学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城市建立民众高等学校。
在1891年,有两所民众高等学校在哥本哈根市成立,其中有一所名为伯普民众高等学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学校的学生数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比较稳定,从1894年开始,学校得到了政府财政上的资助。
尽管伯普民众高等学校在哥本哈根获得了成功,但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他们并不熟悉民众高等学校。为了使民众高等学校在城市扩展,一些坚定的格龙维主义者继伯普民众高等学校成功后,陆续在各城市开办了各种形式的民众高等学校。因此,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丹麦已有城市民众高等学校20多所;此外,一些农村地区的民众高等学校也能招收城市的学生入学。这样,民众高等学校已不是早期的只能招收农村学生的农民高等学校了,它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众高等学校了。民众高等学校在城市的广泛发展,不仅为它自身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扩大了招生的范围,而且为以后丹麦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顺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城市民众高等学校发展的同时,民众高等学校的课程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是不提倡专门技术课程的。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众高等学校的课程逐渐出现了专门的技术课程,例如,农业技术、手工技术、家政、体操等课程。主张技术高等学校的人们声称:技术民众高等学校招收的是那些不喜欢民众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就是说,许多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愿意从早到晚学习那些诸如历史、名著欣赏、文学等课程。他们强调,技术民众高等学校是民众高等学校的一种形式。一时间,许多民众高等学校把课程的重点放在技术类的科目。这种情况虽然多少有违格龙维关于民众高等学校的思想,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解决了丹麦的社会问题,符合社会的需要。可以说,这种做法是格龙维民众教育思想的发展。
当代丹麦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之邦。但丹麦人民把他们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归功于格龙维。他们说:直到今天,格龙维所构想和倡导的“民众高等学校一直是解决民主社会中最基本问题的最佳方式。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教育成年青年过一种良好公民的生活”。[9]
[1] Steven M. Borish,The Land of the Living:The Danish Folk High School and Damnark’s Nonviolent Path to Modernization,Blue Dolphin Publishing,Inc. Grass Vliey,Califonia,U. S.,1991,p.434.
[2] 新中国成立前,雷宾南、戴子钦等人在介绍有关丹麦的教育时都曾用“民众高等学校”这一名称。此名称由来已久,约定俗成。1985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丹麦教育”条里就沿用了这一名称。黑龙江《成人教育》1985年第1期刊载赵东方译编《瑞典的成人教育》一文采用了“民众高级学校”之说。此文在198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关世雄、张念宏编著的《世界各国成人教育现状》中被摘收,仍沿用“民众高级学校”一说。
[3] Thomas Rordanm,The Danish Folk High School,Copenhagen:Det Danmark Selskab,1980,p.124.
[4] Christian Thodberg and Anders Pontoppidan Thyssen,N. F. S. Grundtvig:Tradition and Renewal,Copenhagen:Det Danske Selskab,1983,p.12.
[5] The Land of the Living:The Danish Folk High School and Denmark’s Nonviolent Path to Modernization,p.167.
[6] The Land of the Living:The Danish Folk High School and Denmark’s Nonviolent Path to Modernization,p.169.
[7] Education For Lif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Bicentenary of N. F. S. Grundtvig,Copenhagen:Det Danske Selskab,September 10~14,1983,p.1.
[8] The Land of the Living:The Danish Folk High School and Denmark’s Nonviolent Path to Modenization,p.183.
[9] Education For Lif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Bicentenary of N. F. S. Grundtvig,Copenhagen:Det Danske Selskab,September10~14,1983,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