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丹麦，格龙维（Nikolaj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2）是政治家兼国民领袖，又是宗教改革家，还是诗人、学者、哲学家和教育家。尤其是他构想的民众高等学校对丹麦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而被誉为“民众高等学校之父”。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格龙维1783年9月8日出生于丹麦西南部的乌德拜。幼年时代，他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丹麦的衰败，于是立志要拯救这个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

1792年，格龙维进入亚特兰中部的泰尔哥德中学。1798年，他转至阿赫斯大教堂学校。1800年，格龙维入哥本哈根大学，并于1803年获初级学位毕业。

大学毕业后，格龙维来到朗格兰岛埃格洛克庄园任教。在这期间，他苦读当时在德国崛起的理念性著作，尤其是浪漫主义哲学家谢林（F. W. J. Schelling）的作品。终于，在这些思想与北欧神话的**处，格龙维找到了认识和驾驭自己人生的契机。

格龙维决心从事文学事业，并于1808年回到哥本哈根，把口传的北欧荒古原人的奇闻轶事整理成书，出版了《斯堪的纳维亚神话》（Scandinavian Mythology），该书出版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1810年春，格龙维的父亲要求他回乌德拜当牧师，但他不愿意，因为他想在哥本哈根自谋发展。作为任职前的考试项目之一，格龙维于1810年3月做了一场见习布道。这次布道于两个月以后以《为什么在数学里听不到福音？》为题发表。这对当时的布道不啻是当头一棒。哥本哈根的牧师们群起到教会法庭控诉，格龙维不得已而接受惩戒，在教会任职的申请也随之落空。

在极度的精神危机之中，格龙维不得不于1810年圣诞前夕回到家乡乌德拜。在这里，他父亲为他申请到了牧师职位，并于1811年5月受职。格龙维以极大的热情履行他的职责，并仍致力于写作。他于1812年出版《世界编年史简明概念》和《诺斯基尔德诗篇》（Roskilde Rhyme）。这两本著作都着力于描绘上帝的统治和先人的成就，旨在以此振兴教会和人民。

1813年1月，格龙维的父亲去世，他的牧师职位也随之旁落。他只好回到哥本哈根，间接地开展他理想中的事业，于1816年出版《圣经布道》（Biblical Sermons）。因为不能谋得教职，格龙维就潜心于历史方面的研究。1817年，他出版《世界编年史展望》，盛赞路德时代。他还翻译了英文英雄史诗《丹尼韦克》（Danevirke），发表了诸如《复活节的百合节》（The Easter Lily）等诗歌、剧本，以及大量有关哲学和历史的论文。这一时期奠定了格龙维后来事业的基石，他的“丹麦魂”“民智”“人民精神”“活的语言”等概念，均发端于此。

从1818年起，弗雷德里克六世（Frederik Ⅵ）开始每年资助格龙维600克朗。这使他得以娶布里切尔（Lise Blicher）为妻，并养儿育女。1822年秋，他获得了哥本哈根基督教耶稣教堂的牧师职位。

1823—1824年，格龙维由于获得了新的活力，创作了长达312节的诗歌《充满生机的大地是新年的黎明》（The Land of the Living are New Years Morn），又在1824年的圣诞节出版了《欧，再次欢迎您》（O，Welcome Again）。在这些著作中，格龙维展示了他的关于优秀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的独到见解，认为语言与内容并非通常所说的彼此分离，而是相互融合的。

有一个直接的原因使格龙维在其新的人生观上走在时代的前列。1825年，青年神学家克劳森（H. N. Clausen）出版了《教会传统：耶稣教与天主教的学说和仪式》，认为，教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促进一般宗教信仰的共同体”。[4]而格龙维却认为，教会是一个具体的实在物，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于是，他发表《教会的反驳》，指责克劳森是错误的，并要求克劳森辞职。克劳森以诽谤罪与格龙维对簿公堂。结果，克劳森胜诉，格龙维被判终身接受审查。格龙维虽然受挫，甚至不得不于1826年辞去牧师职位；但是，他由此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研讨问题，出版书籍和报刊。格龙维还因此打消了当大学教授的美梦，决定来到人民群众中间，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患难。

1829—1831年，格龙维得到官方资助3次出访英国，研究英国的古典文献。英国人的崇尚理性与讲求实际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在19世纪40年代出版和发表的《丹麦四叶苜蓿》（The Danish Four-Leaf Clover）、《致孩子们的公开信》等作品里，极力主张自由、自然、灵活的民众教育。为弥补现存教育制度的缺陷，格龙维进一步萌生了建立一种全新的、为生活服务的学校的基本构想，即“民众高等学校”。

1837年，格龙维被解除审查，得以应邀向听众做公开系列讲座。1838年，他在博克学院所做的题为《在活着的记忆中》（Within Living Memory）的讲座，以活泼轻快的口语讲述丹麦的历史，来激发民族自强意识，获得巨大的成功。

1832—1839年，格龙维一直在弗里德里克教堂任无薪传教士。1839年，他获得常任职务，在华托夫医院教堂做教区长。格龙维的听众越来越多。常任职务的获得与社会声望的提高，使格龙维在以后的30多年里免除了经济上的忧虑，而且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

格龙维以其独到的教育理论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他们纷纷通过创办民众高等学校，开办师范学院和自由学校来将格龙维的理论付诸实践。一时间，格龙维的民众教育思想风靡丹麦，传遍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并波及欧洲大陆。“民众高等学校”这一教育领域里的新事物在各地出现。格龙维本人也因此连续当选为丹麦下议院议员；1866年，又入选上议院。在克里斯蒂安八世（Christian Ⅷ）和加洛林·阿玛莱（Caroline Amalie）在位期间，他还受到皇帝的厚爱。

格龙维在晚年亲眼见到他的教育理想变成现实，十分欣慰，因而更加努力工作。他人已老而壮志未衰，依然是一位浪漫的诗人、渊博的学者和慈祥的老师。在他的讲坛下，聚集着如饥似渴的兄弟姐妹。在他的教堂里，民间歌谣、通俗演讲和学术讨论此起彼伏。格龙维就这样兴奋地为丹麦民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872年9月2日，格龙维因病在哥本哈根去世。

二、政治观、宗教观及文史哲观

作为一位政治家，格龙维在政治上的见解倾向于更加广泛的自由。虽然他对民众的同情自始至终和对国王的忠诚联系在一起，但他仍然主张民主政治，积极地投身到立宪运动中去，成了1848—1849年丹麦制宪会议中有力的成员。他始终反对财产特权，主张保障言论自由和服务责任，使新的民主政治真正能够反映民众的意志而不致成为官僚政治。

在唤醒丹麦人民的民族情感方面，几乎没有人比格龙维更伟大的了。他不仅以诗歌和译著向丹麦民众溯述过去历史上以及传说中的光荣，而且用更直接、更切实的方法激起人民的爱国情绪。1838年，格龙维在哥本哈根做了几次关于丹麦现代史的演讲，引发了“丹麦学社”（Danish Samfund）的成立。这个学社及其以后相继成立的类似组织，专门研讨丹麦民众的一切幸福问题。格龙维首倡的民众高等学校，更以祖国为中心来教育学生。在1844年的斯康林斯班根大会上，格龙维以其出色的演讲，激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战争期间，他带领一批人鼓励他的同胞与强暴斗争，用自己对国家命运毫不动摇的信心去激励人民。格龙维反对任何形式的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同时也竭力主张以任何形式的武装与文化来捍卫本国的完整。

作为一位宗教改革家，格龙维狂热地投身到宗教改革运动中。虽屡遭挫败，但他仍然成功地领导了为国教会内外两方面的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令国教会取消了有关虐待反国教派以及强迫反国教派子女接受洗礼的有关条例。格龙维还领导了一个名叫“索尼班兹·罗斯宁”（Sognebandets Losning）的改革，于1855年废止了一项条例。该条例规定，除了居住在哥本哈根的人以外，教会以下的所有人都归教士约束；只有他们的教区教士可以替他们举行一切圣礼；他们必须把子女送到教区教士那里，准备接受坚信礼以鉴别他们是否具有应有的宗教观念。

格龙维对丹麦教会所做的不朽贡献，不仅表现在神学上和实际改革上，而且还表现在他所创作的大量宗教诗歌上。他的长诗《罗斯基尔德诗篇》和《哈拉德王与安斯加》（King Harald and Ansgar）叙述了丹麦教会的历史。格龙维的大量赞美诗极大地丰富了丹麦文赞美诗的内容。他的赞美诗深入了丹麦的每一寸土地，展示着他那坚强而愉快的信仰。

可以说，格龙维以其全新的神学思想和主张革新了丹麦的教会政策，以其积极的宗教改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民群众赢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和宗教事务的自主权。他主张在丹麦实现非暴力社会革命；他以鲜明的民主政治的主张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切实地提高了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尤其重要的是，他以其充满神谕的呼喊，唤醒了沉睡的同胞。正是格龙维所构想的民众高等学校培养的一代又一代新型丹麦人民，在丹麦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世纪及其以后的丹麦生活，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享受着格龙维的永久贡献。作为一位诗人、学者和哲学家，格龙维以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史学、哲学著作充实了丹麦的文化宝库。他在写作和演讲中所运用的词汇来自丹麦民间，虽然令外国人不易理解、难于翻译，但他的同胞却意会于心、为之雀跃。他的哲学思想看起来晦涩玄妙、捉摸不定，可在民众看来却是清晰可辨、理当如此的。他的史学著作着力于叙述民族精神，渲染的是那种世代相传、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在诗歌的创作上，格龙维把一切诗体都打破了，而抓取其中的碎片，就像用象形文字抒情达意一样。他还以其经久不衰的作品在丹麦语言、丹麦文字学、丹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写下了史无前例的新篇章。

格龙维从小就对农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他恼恨一切虐待农民的人。他在深入了解了丹麦农民的历史与现状之后，决计要用自己的勇气，不惜一切代价来教化农民。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为农民写的“平民读物”。他频繁地与农民接触，积极地向农民和乡村牧师宣讲，推广他的农民思想和主张。他与“农友党”领袖们的私交甚密，热心地支持他们带领农民阶级参政议政。格龙维竭尽全力倡导的民众高等学校，便是要给予农民以他们需要的教育，使他们能够应付政治工作，做自己政治生活的主人。

格龙维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因此，他倡导的民众高等学校，不是屈尊降贵地分一些文化科学的残羹冷炙来施舍给民众，而是彻底地与民众共同生活，与民众共同分享文化科学的营养。在格龙维看来，应该将有着永久的生命的信仰注入每一个灵魂中去，无论他是多么的贫贱和愚昧，他都会由此而感觉到自己生命之火在燃烧，从而积极地投身到创造性的生活中，去开创宏伟的事业。

三、民众高等学校思想的基本命题

丹麦自古以来的教育只是少数特权者的教育。在丹麦一千多年的学校教育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民众学校，因此，造成了丹麦民众的愚昧、顽固、粗俗和顽劣。18世纪末19世纪初，丹麦之所以被战争摧垮，丹麦民众之所以在一系列革命运动及社会变革中表现出消沉、麻木和不知所措，显然都与这有关。怎样使民众变得敏捷、勇迈、富有科学头脑和优良品性呢？格龙维不无激动和浪漫地说：“民众高等学校”是一口天然自疗井。盲者遇之可以复明；聋者遇之可以复聪；哑者遇之可以复语；跛者遇之，不但可以抛弃拐杖、健步如故，而且可以轻快地跳舞。

丹麦皇家教育学院的布格（K. E. Bugge）认为，就某种意义上说，格龙维并不是一个教育理论家，他的兴趣在于创立一种教育机构；与此相应，他的教育思想也不成体系，是零散的，并没有按一定的秩序和逻辑形成整体。其实，格龙维关于教育的主张还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他关于民众高等学校的思想有下述几个基本命题。

（一）“活的语言”

格龙维“活的语言”一说，主张把口语作为表达精神生活的工具；同时，认为只有用这种工具才能将生命从一个灵魂传到另一个灵魂。格龙维的门徒们后来把这一原理分解为三个要点：精神即力量；精神凭语言而活动；精神只有在自由中才能活动。

格龙维认为，口语是一种精神的实体，是一切高等人生活不可思议的有力工具。语言是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表达出来通过经验，仍然传达给精神。这是精神启示的唯一捷径，是精神与肉体的内在关系的一种确证。我们的语言，如果只是说说或形容形容我们所看见或感知到的事物，是很不够的。在格龙维看来，如果我们所表达的是存在于我们的心底里或飘浮在我们脑海中的不可见只可解的事物，从而创造出一个现象以外的世界——我们人类自有自享的，在现象世界中只能看见影子或画形的世界，那么，语言就有了其应有的充分的力量。语言高于文字，就像形体高于阴影一样。所以，格龙维说，在精神家族里，口语是子女，文字是奴仆；活的语言，并不是人云亦云的说话，而是骨子里带有人格和信仰的说话；活的语言，在自由的说话里升腾，在精神的通道上穿梭，把生命从一个灵魂移植到另一个灵魂。“没有活的语言，就没有生命”。[5]

（二）“生活启导”

格龙维认为，“生活启导”的意思是说，对真知、真理的理解，绝不源于对课堂教学科目的死记硬背。人们通过课堂教学，记住一些事实和理论，这无疑会有用处，但它不能代替生活启导。生活启导只能从生活本身获得，旨在于使人们能够区别对待光明与黑暗、真知与谎言，能够明了生死的缘由和事业的旨趣。

（三）“民众启蒙”

格龙维认为，每个民族或宗族、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据此，他提出了“民众启蒙”的命题。在格龙维看来，一方面，每个民族都生活于其特殊的背景和历史联系之中，而它在这种结构中演示着自己的启蒙戏剧。另一方面，个人和集体都有其启蒙的经历，其目的在于通过智慧而有远见的政策，推动民众启蒙的条件，来创造新社会。

（四）“平衡与平等”

为了创造出“民众启蒙”的条件，格龙维又提出了“平衡与平等”的命题。他强调说：“在彼此存异的两个事物间求取平衡。这种平衡使两者相互丰富。”[6]不同的人和社会组织都力求相互牵制，例如，国家与军队、教会与国家、政府与学校等，都希望自己凌驾于对方之上，或使权力仅仅来自一方。在格龙维看来，同样的情况也常常见于学校内部。在课堂上，教师总是力求支配学生，以便于把他们的知识或思想充填到学生的头脑里去。因此，必须分解权力结构，使各社会组织、各权力中心以及各个人之间，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

（五）“民智为优”

格龙维认为，“民智为优”的意思是说，广大民众的智慧优于少数智者。更进一步说，启蒙的源泉来自民众，而不是书虫。格龙维并不是仇视知识分子，而是反对旧教育，因为知识分子只是旧教育的牺牲品。

在阐述民众高等学校思想的基本命题的同时，格龙维对旧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写了一部讽刺剧《校长们》，讽刺当时布拉加特师范学院造就出来的那些半通不通的教师。1804年，格龙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他写给哥本哈根一家报纸的信，揭露了法斯特一所初级小学的种种腐败情形。他批评当时的旧学校硬使孩子们隔绝了自然，隔绝了家庭生活和自主生活，是一种“死路学校”。尤其是，所有的学校都把广大民众拒之门外，只把少数贵族子弟培养成不劳而获的人。格龙维还揭露哥本哈根大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不会写丹麦文；他们对历史也只知一些零星片段的史事；他们只把哲学当成应付下次考试不得不学的一种讨厌的东西；他们更不知道什么叫诗歌，只知道它是无缘无故地押了韵，听起来怪好听的谎话；大学所教给他们的，只是自骄骄人、自忧忧人、自欺欺人。

四、论“生活学校”

格龙维把对民众高等学校思想的基本命题的见解熔于一炉，并结合他对旧教育的批判，提出了关于“生活学校”的理论。他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教育制度，才能使丹麦的教育走出泥沼，培养出健全的人格，撑起丹麦民族的脊梁，使丹麦走向世界先进之林。在这个全新的教育制度里，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是为了生活的学校，即“生活学校”（school for life）。

（一）生活学校的目的和主要教学科目

格龙维认为，生活学校旨在培养人类作为个人和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两重性格。这种学校必须帮助个人充分发展他自己的能力；同时，还要唤醒、培植、启导人类生活。一个人由青年至成年，经受了许多新鲜感人的经验，学校必须帮助他解释这种经验。等他对人生的奇妙了解渐深，学校又得帮助他从紊乱的经验中创造出自己的世界观来，并使他得出一种人生的哲学线索。在格龙维看来，凭着这种人生的哲学线索，他在往后便可以应付一切复杂的社会事务了。也就是说，生活学校在于将“自知”输给每个人，使其达到“知己”。

除了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之外，生活学校还必须使人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分子。人类天生是社会的动物。人类的教育必须让他明白地感觉到自己和社会是一体的，过去的传统、现在的生活和行动、将来的希望和责任，都有他的一份。这样，他的日常工作就有了新的意义。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说不定是为了集体，为了国家，或是为了整个人类。为此，生活学校仅靠知识灌输是不够的，必须从精神上予以激发，必须创造一种复杂中见统一的神感，来培养学生识察社会的有机关系的心力。

为达到上述目的，格龙维为生活学校制订了历史、国语、唱歌三大主要科目。

首先，格龙维把历史视为整个教育的基础。他认为，如果将历史从一种有机的立场来教，而不是杂乱地堆积许多名称和日期，那么，既可以用它那丰富而可靠的经验来弥补个人狭隘的经验，也可以用它来点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一个人在研究民族历史的时候，重新明白地经历到在个人生长中已经经历了的一切发展阶段。因此，在他的知识与感情上，个人经验便与社会经验联系起来了。研究本国历史时，他会明白发生在自己这一群人的进化过程中的各种特别倾向和特征，也会明白这些特别倾向和特征又在他本人的身上存在着。因此，他得以依照他的社会传统正确地发展他的人格。在格龙维看来，真正的历史教育，使成长中的青年处身于宇宙之间而感到安适，并知道自己和他的国家都是人类大行列的一部分；同时，他还获得一种新的责任感，觉得自己是整个历史的产物，对于将来人类道德、知识等的发展，也应该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生活学校里的历史教学，不是批评的，也不是死读书的。在这里，“活的语言”为主体，书本只是附庸。教师自己应当利用科学研究的结果，将其精神吸取在心，然后再以诚恳热烈而结构简单的词句，介绍给他的学生。例如，讲述丹麦古代传说，就不能像对专门学者做学术报告那样，用批评的态度去考察它的来源，而要用生动有力的语气，将传说本身重述出来。教师要恢复历史的原貌，使学生从中获得关于民族传统所结成的伟大时代的活的感念。因此，历史教学的材料选择至关重要。教师要辨明什么材料更适合历史教学的目的，能启发青年的灵感，能使学生获得关于历史发展与个人事业有机联系的真诚感悟。

其次，格龙维认为，信仰与语言是将人类的灵魂和一切神圣的以及亲切的事物联结起来的两条宝贵的链锁。有了信仰，灵魂才和它的神圣的渊源相联结；有了国语，才得以与同类的灵魂打成一片。国语是每个人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每个人以国语与他人相互交往，以国语接受民族遗产。国语还是团结国民的最有力的纽带。所以，国语教学与历史教学一样，能兼达个人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双重目标，是生活学校不可或缺的重要科目之一。

然而，生活学校里的国语教学，并不是研究文法的格式。格龙维说，我们通常用国语谈论说写法则，可是从根本上讲，说写的好坏，全在知不知道要说的东西，认不认识语言的精神。否则，什么法则都没用。国语的老家不在学者们的头脑里，也不在头等作家的笔尖下，而在广大民众的嘴巴上。因此，国语教学的方法应该是自由讲演和“活的会话”。

还有，格龙维认为，唱歌能使我们超脱人世，一见永恒。具体来说，唱歌可以使个人在其本身以及与他人相处之间得到最高的和谐，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要使青年人快乐，学习有兴趣，那么，最佳的选择就是唱歌。在格龙维看来，唱歌不是鹦鹉学舌、哼哼唧唧，而是自然由衷地唱歌。与独唱相比，格龙维更倾向于合唱。他把民间歌曲视为最有效力的讲演工具。他号召词曲作者打破纸头笔头，打破为盛大庆典而创作的局限，深入民间生活，创作出适于丹麦民族的好歌，来鼓舞青年学生的民族情感和进取精神。

（二）生活学校分级

格龙维认为，人类生长自孩提至成人，每个时期都有一种相应的特殊的教育形式。他所理想的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三个主要阶段。因此，生活学校也就随之分为三级。

格龙维主张初等教育在家庭中进行，由父母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或由一位专职教师教一两个学生。他也承认公共小学是需要的，但必须使其表现出一种新的自由精神。他反对折磨人的考试，要求教师不要为难学生，要尽可能地延长精神上的儿童时代的年限。

格龙维主张，中等教育在学校里进行，但又认为，在14—16岁这一时期，不宜将学生关在学校里，用课桌和书籍来约束他，而应当尽量让他到室外去，到自然界所创造的自由天地里去，学习农业或其他职业，参加有益身心的手工劳动。此外，格龙维提出，在学习任何外语之前，学生应先熟练而完善地掌握国语。

格龙维主张，18岁以上的青年时期是精神创造的时期。学校所给予青年的，不应是一种技能教育或职业教育，而应是一种生活教育，一种能够使他们在离校后继续自修的教育。为此，格龙维构想了一种新型的学校——民众高等学校。

民众高等学校是格龙维将他对“活的语言”“生活启导”“民众启蒙”“平衡与平等”“民智为优”等基本命题的思想有机地熔铸在一起的“生活学校”的最佳典范。格龙维说，民众高等学校向全国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敞开门户。它使青年通达人性，了解社会。它用纯朴、自然的本国语言，把青年置于浓郁的民族氛围之中，使他们学习本国历史，诵唱民间歌谣。在这些活动中，渗透着丹麦人民的光辉伟大、忠厚诚实、和平统一和天真烂漫。它将培养出不可抵挡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出无与伦比的爱国精神和生活情趣。在格龙维看来，民众高等学校的简单却伟大的工作是：教导民众，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天性，他们的国家以及祖国的宪法、经济、财富和实际需要等，以谋求全体的福利。

民众高等学校除以历史、国语和唱歌为三大主要科目外，也开设一些次要科目。格龙维将“国家统计”称为“丹麦之镜”，因为它不仅仅是把若干统计表格凑在一起，而是把丹麦人的生活和经济活动状况生动地烘托出来。该科目的教师最好是曾经游历过全国，对丹麦各地状况有着独到见解的人。丹麦的宪法、法律、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状况以及一切有关人文和科学的知识，均可适当编入民众高等学校的课程计划。

格龙维认为，在民众高等学校里，活的语言当作为其自然而伟大的工具；生活启导和民众启蒙当作为其光辉而宏伟的任务；自由、民主、平等、平衡当作为其不可或缺的条件；广大民众则是它不断的源泉和唯一的主人。在格龙维看来，这种教育，最终要造就这样一种人：他抚养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里，能保持对于一切伟大、美丽事物的深情，当看到事实与璀璨的理想相去甚远，以至于远出限度之外时，不至于颓然流于消极。

格龙维还认为，只有高深的学术才能保障民众文化不流于浮浅。因此，他为丹麦成年人设想了“斯堪的纳维亚大学”，作为其学制图上的最高点和生活学校的最高级。这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而不是当时的“拉丁大学”。它以前进的文明与文化为趋向，并包括人类知识的各个部门，它虽以学术研究见长，但仍和民众高等学校一样，以生活的立场代替一切。

格龙维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上的某些主张在后来成了丹麦教育的实际，尽管并未如他所说把整个基础教育都放在家庭中进行。丹麦虽然没有设立一所名称上的斯堪的纳维亚大学，但丹麦和其他一些北欧国家的某些大学已在有些方面接近格龙维理想之中的斯堪的纳维亚大学。至关重要的是，格龙维所首倡的民众高等学校迅速在丹麦扩展，创造了伟大的成就，并受到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人民的欢迎。

丹麦人民在各个方面都甚为珍视格龙维为他们提供的无尽宝藏。在1983年“纪念格龙维诞辰200周年国际大会”上，丹麦教育部部长哈阿德（Bertel Haarder）说：“格龙维对现时代所给予的启示是如此深远，你永远都用不完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人们将在节日的气氛中来庆祝他的300周年诞辰，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他的200周年诞辰一样。”

格龙维的社会实践以及民众高等学校思想不仅在丹麦，而且在北欧以至全世界留下千古英名。因此，有人这样赞誉说：“格龙维仍然活着。他属于全人类。他既服务于工业化国家，又服务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