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亨利·鲁弗罗阿·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de Saint Simon，1760—1825）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法国一个伯爵家庭。法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百科全书派的成员达兰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曾是他的家庭教师。在达兰贝尔的影响下，圣西门对精密科学很感兴趣，爱好唯物主义哲学，对封建宗教迷信持批判态度。圣西门17岁参军。1779年随法国志愿军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后来他曾说：“我可以把自己看成是合众国[1]自由的奠基人之一”。[2]圣西门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活动，向群众宣传政治平等和自由的思想，要求废除贵族和僧侣的一切特权，自己也正式声明放弃伯爵的头衔。1791年起，他因不赞成革命中的暴力行为而脱离革命，转而与人合伙从事金融交易活动（直至1797年）。圣西门用所赚的钱资助一些自然科学家和作家，与当时法国知识界的名流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曾说：“我是花钱来购买知识的。我设盛宴款待教授，为他们准备上等美酒，对他们照顾备至，经常对他们解囊相助。这一切使我得到一切可能，愿意学习什么就可以学到什么。”[3]1797年后，圣西门转向研究自然科学。从1802年起直至逝世，他埋头写作，创立了“圣西门主义”（恩格斯语）。他自己说：“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将来为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努力——这就是我为自己规定的目的。从此我就完全献身于这一目的，并为此贡献出了我的一生。”[4]1825年5月19日圣西门去世。其主要著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Letter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1802）、《新百科全书》（Nouvelle Encyclopédie，1810）、《人类科学概论》（Mémoire sur la science de l’homme，1813）、《论万有引力》（Travail sur la gravitation universelle，1813）、《论实业体系》（Du système industriel，1821）和《新基督教》（Nouveau Christianisme，1825）等。马克思说：“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5]

圣西门的教育思想散见于他的许多论著中。他还参加过巴黎初等教育协会的活动。

圣西门在谈到未来新社会时曾这样说：

优良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首先，它要尽可能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拥有最多的资料和可能来满足他们的最切身的需要；其次，在这个社会制度中，要使内心修养高尚的最有德行的人，拥有最多的机会获得较高的地位，而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再次，这种社会制度要把人数最多的人团结在一个社会里，使他们拥有最多的手段来抵御外敌；最后，这种社会制度要鼓励劳动，因而促进重大的发明，导致文明和科学的最大进步。[6]

他的教育思想是为了实现这种社会理想服务的。

一、对旧的宗教教育和封建教育的批判

圣西门指控当时的教皇和红衣主教进行了“不良的教育”。他说，“神学是宗教学校传授的唯一科学”，[7]这种“科学”“使僧侣有法把信徒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些琐碎事情上面，叫基督教徒只追求永生，而看不见世间的伟大目的：尽可能最迅速地改进穷苦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8]他在1822年所写的文章中批评当时的法国政府不设法扩大国民的实证教育，反而竭尽一切可能使人民受迷信的控制，把国民教育的领导权交给僧侣阶级。圣西门反对当时耶稣会的教育。他还批评1822—1828年任法国内阁首相的威列尔（Jean-Baptiste-Sera-phin-Joseph Villèle），说：“这位内阁首相也尊崇陈腐的学说，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领导国民教育的大任交给一些耶稣会会士，而这些耶稣会会士则企图向青年人的头脑里灌输如下的思想：平凡无能的人应当超过和领导才智出众的人，没有用的知识应当高于有益的和实证的知识。”[9]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封建教育，圣西门认为，那完全是要把人民教育成对统治阶级俯首听命的人。他说：

普通的法兰西人民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权利来干预国家大事，甚至认为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思考如此高深的观念。别人使他们如此习惯于这种看法，而他们自己也完全养成了这种看法，以至认为凡是敢于谈论公益、敢于对政府应当采取的行动或应当实行的措施发表意见的被统治者，都是可笑的。[10]

大学教育则产生和养成了一种过分崇尚古代、古代伟人和古代制度的尊古风气。法国封建社会所要求大学生的，“并不是他们对祖国的制度、对当代的事物和人物的了解，而是他们对古代的学识，他们对那些与当今毫无关系的一无所用的往昔的回忆”。[11]并且，人们期望于青年初学者的，“并不是要他们成为精明强干的人”，“并不是要求他们的才能”；“人们帮助他们取得的，并不是对民族发生有益影响和进行明智改革的能力”，“人们指示他们当作最高成就的，根本不是改进社会的状况”。[12]而恰恰相反，是要把青年人培养成封建统治者的接班人，从而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封建社会的弊端。

圣西门严厉地批判道：

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人所获得的三种教育：一是僧侣阶级进行的教育，直接使法国人变为奴隶，所以它也不能而且当然不能对理性和风尚发生积极的影响；二是大学进行的教育，只能使法国人发疯，沉湎于幻想，而且它做得还很有效；三是法国人进入社会时得到的教育，使他们变得野心勃勃、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和乐于发号施令。[13]

综上所述，圣西门对旧式的宗教教育和封建教育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教育理想，以取代旧教育。

二、“实业体系”与教育

圣西门所设想的社会新制度是所谓“实业体系”（又称“实业制度”，也称“协作制”）。在实业体系中，虽还保留私有制，但实业家（农场主、工厂主和商人）的生产活动要服从国家总的计划。在这种制度下，“一切人都要劳动……每个人都有义务经常用自己的力量去为人类造福”[14]。在这一体系中，道德的一般目的在于：从物质上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从精神上改进人类的智力活动。圣西门所讲的物质生活的幸福，是指人们“吃得最好、穿得最美、住得最好、能够随意旅行、到处都可以得到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上的美好东西”[15]；他所讲的精神生活的幸福，是指“人们的智力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以至使他们能够欣赏艺术、知道支配自然现象的规律和掌握改造自然的方法，而且他们在精神方面受到了关怀”[16]。新社会的领导权包括“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圣西门认为，应当把精神权力交给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他们所联合的艺术家。农场主和工厂主应当联合商人主要负责领导世俗权力。

要实现以上社会理想，圣西门认为，教育担负着重要的任务，教育是使人民“得到双重幸福，即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得到幸福”的方法。因此，圣西门说：要“促使学者致力于国民教育工作，让他们通过教学传播关于支配自然现象的规律和可以按照人们的意志改造自然的方法的知识”[17]。他提出，要由最有才能的学者管理国民教育工作：“应当让具有最强的实证性有益知识的学者去教育青年和人民”[18]。圣西门还要求这些学者们拟出一项使既得的实证知识能尽快地在一切社会阶级和各等级人士当中传播的国民教育计划，即实行普及教育。圣西门又说，国家应“成立一个皇家科学委员会或最高科学委员会”，由它“首先制定一般原理……这个一般原理将是对一切社会阶级，从最穷的无产者一直到最富有的公民进行国民教育的基础”。[19]由此可见，圣西门极其重视教育的作用。

三、论青少年教育

圣西门认为，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三个“转变期”，因此，对他们的教育也该相应地分成三个阶段。

（一）换牙转变期（7岁开始）

圣西门认为，换牙转变期是7岁儿童的特点。换牙以后，儿童的感情特征和记忆能力都得到突出的发展。所以，“儿童的国民教育”应从7岁开始，让他们入小学学习。圣西门指出：“从 7岁到14岁，教养的作用大于教学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在宿舍和学校负责监督学生行为的教师对儿童的影响，要大于对儿童进行教学工作的教师的影响。”[20]圣西门把教育分成教学和教养，在他的著作中，教学大致是指传授各种知识，而“教养就是培养习惯，陶冶情感，锻炼一般的预见能力。它教导每个人如何应用原则和把原则作为自己行为的可靠指南”[21]。圣西门还说：“在小学中教师的身教活动对儿童的影响最大；到了高一级的学校以后，这种影响便减弱了，而言教活动开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2]

（二）情欲旺盛期（约14岁开始）

圣西门认为，在14岁左右，个人的有倾向性情欲达到最旺盛时期，促使他摆脱对于父母的依赖，按照自己的选择建立他同外界的联系。这时的少年应进中学学习。从14岁到21岁，教师对学生的影响特别大于监护人对学生的影响。对中学生要开始注重知识教育。圣西门特别重视学习物理、化学、博物学、天文学、生理学等“实证科学和实验科学”。圣西门认为，科学知识对于发展生产极其重要。他说：“经营一个工厂，构筑一条道路或一座桥梁，驾驶一艘轮船等，都必须有基本的理论知识。”[23]

（三）成熟期或成年期（21岁后）

圣西门说：“到21岁的时候，人的身心发展已经完全成熟：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性格，他的各种特点互相协调起来”，“人在这个年龄时期的智力发展水平和预见能力”已达到成人的水平[24]。这时的青年可以入高等学校，进一步学习和发展智力。

四、论成人教育

圣西门要求对成人进行教育。他提出了成人教育的三大职责，即“三大教职”。

（一）一般教职

圣西门说：“这种教职教导各行各业实业家学习他们应当持有的政治和实业行为，以保护他们的自身利益，最充分地满足本阶级的需要，发展他们的强烈自尊感。同时，这种教职还向各行各业实业家说明他们这一阶级最能担任管理工作，应当把管理公有财产的大权交给最卓越的实业家。”[25]至于“应当怎样对实业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问题”，圣西门指出：“当教育者不是教导小学生，而是劝导一些成年人时，我认为首先应当做的事情，是教育学生认识自己的价值，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据我看来：第二个重要原则是：先教育学生实践，在学会实际以后再教他们理论。”[26]这里的教育对象是各行各业的实业家，按圣西门的说法，包括“播种谷物或繁殖家禽和家畜的农民”，“马车制造匠、马蹄铁匠、制锁匠、细木工”，“制造鞋帽、麻布、呢绒和开司米的工厂主”，“商人、货运马车夫和商船的海员”等。[27]

（二）道德学教职

圣西门说：“这种教职不问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教导每个人如何能够把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担任这种教职的教师要使学员们明白：一个人如果在有害于社会的方面寻找个人的幸福，他将自作自受，感到最沉重的精神痛苦；而如果他努力在显然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方面改进自己的个人命运，他会得到无上的快乐。”[28]

（三）实证科学教职

圣西门说：“这种教职向人们传授以最有利于人的方式改变人可以施加影响的自然现象的一般方法，并教导每个人怎样能把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怎样把个人利益同每个人因有功于这种结合而得到的最大好处结合起来。”[29]

总之，通过以上三方面的教育，使人民群众“在道德、科学和实业这三大方面互相竞赛”，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