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人文主义

何谓“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与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文主义”相比，究竟“新”在何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人文主义这一历史现象。“人文主义”这一概念是欧洲在“人文运动”（Gelehrtenbewegung）即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的人文主义者所反映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人文主义者汲取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积极、健康的因素，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人文主义者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俗世性、思想自由、个性发展、探究精神备感兴趣。他们崇尚人的价值，以对抗神权至上，主张接近大自然以取代牢笼式的经院生活，提倡以追求快乐的生活代替禁欲主义，以研究自然、揭露自然的秘密代替读经。人文主义者号召回到希腊罗马，以作为摆脱中世纪阴影的方便途径。他们提倡从读经转向阅读古代希腊罗马的著作。人文主义者的新鲜、活泼、积极、向上的思想形成了对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有力冲击，在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中开了一个缺口。

“新人文主义”这一概念一方面与德国精神发展史紧密相连，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整个欧洲人文主义运动在德国的具体表现。1700年英伦三岛、法兰西及尼德兰文人对古希腊精神重新产生强烈的兴趣时，不久在德国的“古代文化学”也应运而生。与旧人文主义运动所不同的是，德国的新人文主义较之古罗马更加注重古希腊文明，更加注重诗学，特别是对《荷马史诗》的研究。德国新人文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是格廷根大学的盖斯纳（M. Gesner）、哈勒大学的沃尔夫（F. A. Wolf）和莱比锡的埃奈斯梯（Ernesti）。以他们为核心的德国早期新人文主义者主要是普鲁士的一些新教贵族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试图在教会以外寻求新的认同客体，他们在卢梭身上看到了自然，在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身上看见了古希腊。他们认识到，古希腊人与自然的联系非常紧密，古希腊的艺术和哲学因此是自然的艺术和自然的哲学。回归古希腊，对新人文主义者来说，是对当时流行的法兰西宫廷文化和文学的反叛，甚至是对正统基督教的某种叛逆。德国的新人文主义在“狂飙突进”和古典主义时期发展到**，同样，在这一土壤上开出了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绚丽之花。新人文主义也是普鲁士政治和教育改革时期的主要理论依据，新人文主义教育理论大约产生于1800年。[1]它一方面以康德的伦理学为基础，结合了席勒的美学教育；另一方面吸收了歌德的理想主义、洪堡的语言哲学等。新人文主义的核心是通过“形式教育”培养完全的人及和谐的统一体。当然，“新人文主义教育”这个概念并不是当时就确立的，而是柏林大学教授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在1885年回顾这段历史时采用的。[2]

二、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特点

首先，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新人文主义看重精神培育，即人性的和谐与人格的完善。“在新人文主义者看来，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古希腊精神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人。”[3]例如，德国戏剧家、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席勒（J. C. F. von Schiller）曾反复强调：“要发展人的多种素质”，要培养“完美的人”，要使“人性自由地发展”。[4]

其次，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是非功利性的，因此，不把职业训练作为教育的重点。席勒说：“职业精神陷入在对象的单调圈子里，这样自由的整体必然从职业精神的眼中消失，同时使这一精神领域更加贫乏……专业的人往往具有一颗狭隘的心，因为他的想象力限制在他的单调的职业圈子里，而不能扩大到陌生的表现方式中。”过分强调职业精神，会“成为迂腐的局限性的牺牲品”[5]。

最后，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十分重视古典人文学科和古典研究在教育中的作用。鲍尔生说：“新人文主义时期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论证德国人和希腊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具有密切关系。……新人文主义者在学校中兴起了古典文学研究的革命运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