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改革时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完成，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已超过土地贵族阶级，但他们在政治上却仍无地位，仍遭受贵族阶级的控制。因此，工业资产阶级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权力，要求改革议会选举制度，要求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工人阶级虽与工业资产阶级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在某些方面也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例如，为了争取普选权和改革议会制度，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曾共同掀起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正如恩格斯所说：“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们的共同的口号……”[1]而功利主义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功利主义是英国19世纪“改革时代”的产物，同时它又对改革运动有过深刻的影响。功利主义三位著名的代表人物边沁、詹姆士·穆勒和约翰·穆勒先后成为这一改革时代的思想领袖。

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改革还涉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作为这一改革的理论表述的功利主义也是一个较庞大的理论体系。它以伦理学为基础，同时涉及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说。从教育史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形成了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潮。这一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除上述三大功利主义学者外，有的教育家还把教育家斯宾塞（H. Spencer）也包括进去。

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特点与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功利主义者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理想，因此，要求使每个人都能享受教育。不过，他们虽然要求政府推行普及教育，却并不赞成政府直接举办学校和过分干预教育。因为功利主义者往往又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往往过分重视儿童的自由和权利，担心政府在教育上的过多干涉会妨碍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例如，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1850）一书中有一章题为“国家教育”，专门详尽地阐述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说：“我们关于国家职责的定义禁止国家管理宗教或慈善事业，同样，我们这个定义也禁止国家管理教育。”[2]斯宾塞指出：“从长远来看，消费者的兴趣不仅是所消费的东西的优质的有效保证，而且是最好保证……选择教育这种商品，像选择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可以安全地让买主自行处理。这样推论不是合理的吗？”[3]在他看来，学校应由私人或某些团体去办，而学生上什么样的学校则让家长去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约翰·穆勒的观点也是如此。

功利主义者的这一主张在英国教育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的形成是由于受到英国自古以来教育由私人或教会等团体办理这一传统的影响所致；而另一方面，这一特点也对当时英国的教育立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随着强迫义务教育的推广，由政府创办公立中小学乃至公立高等学校已是大势所趋，非功利主义者们所能阻挡。

第二，功利主义理论以伦理学为基础和主要内容，因此，在教育上必然重视道德教育。例如，约翰·穆勒及其后继者曾花费了不少精力去研究道德良心形成的心理机制和培养道德习惯的途径。斯宾塞则专门写了题为“德育”的论文，后被收入他的《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Education，Intellectual，Moral and Physical，1861）一书。功利主义伦理学在理论学以及功利主义的德育论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功利主义伦理学在理论上有许多后继者，包括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伦理学以及20世纪60—80年代兴起的当代功利主义（诸如准则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等）。其次，功利主义伦理学对当今各国的道德教育（包括学校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诸如道德和利益、市场经济对道德的要求、道德的约束力等问题。

但是，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内部并非完全一致。在有些问题上，不同的人之间也有争论。例如，边沁和约翰·穆勒主张既要实行科学教育，又要保留古典教育；但斯宾塞则只要求科学教育而彻底否定古典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