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社会中的一些突出的文化教育现象常常能较为集中地表现出一个时代教育思想的新倾向。例如，18世纪日本一些学者除了著书立说之外，常常自设私塾或受聘主持藩校及乡校。这些学校便成为民间学者们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的实践舞台。又如，当时逐渐流行起来的“石门心学”文化教育活动，也表现了新兴商业阶层独特的教育理念。

一、怀德堂的办学思想

一些学者自设私塾或受聘主持藩校及乡校，在18世纪以细井平洲一度主持的米泽藩藩校兴让馆、荻生徂徕的私塾萱园塾、山口藩的明伦馆、熊本藩的时习馆、地处商业重镇大阪城的怀德堂等最为著名。其中，怀德堂的办学实践更为集中地表现了一种新的办学思想。

怀德堂又称怀德书院，是由儒学者三宅石庵（1665—1730）在大商人及富裕的市民武右卫门、吉左卫门等人的支持下于1724年创办的私塾。1726年，第二代塾主中井庵获得幕府支持，成为半官半民的教育机关。及至中井竹山任第四代塾主时（18世纪后期），达到怀德堂的黄金时代。此后直到明治初年，怀德堂以其146年的历史，特别是以其颇具新风的“怀德堂学派”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以大阪商人阶层为社会背景的怀德堂教育必然要反映出这一新兴阶层的实际需要和思想倾向。它不以培养政界精英和职业学者为主旨，而以适应职业的实用教育为中心，教学内容注重经济需要，有余力时也教授各类学术、诗词歌赋文章或医学等。阳明学派的学者三轮执斋及古学派的伊藤东涯也常被邀请讲学。它的第一代塾主三宅石庵无论对朱子学还是对阳明学都颇有见地，对古学派亦不排斥，被人称为“夜鸟学问”（四不像的学问）。怀德堂的学生以一般平民为主，培养出了富永仲基、山片蟠桃等著名人物。在学校的组织方面，第二代塾主中井庵1726年10月公布学则“怀德堂壁书三条”，则显示了教学形式的相对自由：

①学问以尽忠孝、勤职业为上，讲述亦以此为趣旨。傍于此义，则未持书本之人听讲，不予申斥。万一有事亦可中途退堂。

②武家听讲者可就坐于上席。但讲述开始后到达者无此差别。

③第一次出席者与中井忠藏（即中井庵）联系，忠藏外出之时，由经办人道明寺屋的新助给予帮助。[25]

以上学则将“勤职业”提高到与“尽忠孝”不相上下的地位。对迟到、早退、书本有无及座席方面的宽容态度，也适应了商人忙碌的特点和自由平等的要求。第四代塾主中井竹山更是力倡教育平等普及和实用的学者。他进而规定“书生之交，不论贵贱贫富，均应视为同辈”[26]。1792年火灾之后，中井竹山借幕府补助之力，扩大规模，加强实学教育，更加适应“町人之都”大阪的实情，把怀德堂推入全盛的时代。在学术方面，第三代塾主五井兰洲对阴阳五行的否定，对西方“实测”式的研究方法的推崇，以及后来中井竹山、中井履轩对人体解剖学的研究，对教育理想的申述和建议等，都反映了18世纪日本教育思想进展的新方向。

二、石门心学教育实践的教育思想

18世纪“心学”教化运动的发生和展开，是日本平民教育兴起的一个突出表现。这里所谓“心学”，并非完全是中国王阳明所说的“圣人之学”或宋明性理之学，而是指由石田梅岩（1685—1744）于18世纪20年代末开创的、面向平民的通俗的生活哲学。它选取神、儒、老、庄等学说中的有关思想合为一体，主张从人性的自觉开始，进而不断地改善社会的组织和提高道德水平。为此，他主张必须追求“人之为人之道”，认识人性。所谓“知性乃学问之纲领”“知心为学问之开端”（石田梅岩《都鄙问答》卷一），把“性”与“心”置于其学说的中心地位。后来，石田梅岩的传人手岛堵庵（1718—1786）以更通俗的“知本心”一词取代“知性”的提法，继续石田梅岩的事业，在民众中广泛进行“心学”的传播教化。石田梅岩开创的“心学”以及心学的传播，后人称之为“石门心学”的社会教化运动。

石门心学的兴起是17世纪中期城市商人的经济力量逐渐强大、文化创造力日益提高的产物。当时的商人一方面是依附于封建经济的、在流通领域中与封建领主们共同瓜分农民的剩余劳动的阶层；另一方面又是受封建专制压迫的阶层之一。他们迫切需要形成自己一定的社会形象，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这种政治、经济上的两重性，使心学有两方面的性质，即一方面仍然主张以“忠”“孝”等儒家观念作为最主要的道德规范，主张安分守己，服从天命；另一方面则积极宣传商人与武士、农民对社会的同等重要性，肯定商人职业的存在及其盈利的合理性。“士农工商，治天下之助也。若无四民，则无助……士乃有位之臣，农人乃草莽之臣，商工乃市井之臣。”[27]认为商人获取正当的利润，就如同武士取得俸禄、农民获得收成一样天经地义。同时，石田梅岩又通过提升“正直”和“俭约”两大道德规范，要求商人以正当的手段获得利润，要求社会尊重经商交往中的交换关系、借贷关系、所有权问题等。所以，石田梅岩及其门人实际上是既在为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而呼号，又在为建立良好的商业秩序而奔走，从而在客观上为日本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思想道路。石门心学的这种思想，正是通过石田梅岩及其后人忘我地开展社会教育运动而传播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的。

石田梅岩从小受到当农民的父亲的严格教导，恪守本分。11岁到14岁、23岁到30岁左右两度到京都商人家当学徒、帮工和管家。他像当时所有的城市青少年一样，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商业技术和实务，但他比别人更为勤奋。在当时那个各种学问和思想较为流行的18世纪初年，石田梅岩学习了神道、儒学等，接触了多方面的知识。由于直接担当着商人的角色，他痛感商人所肩负的社会压力和对伦理秩序的需要，故而立志“若果无闻道者，即便是摇铃过市，也当劝说人之为人之道”[28]。他45岁的时候，在京都自己的住宅里开设了一个小小的私塾。

石田梅岩的教育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作为一个普通的管家人设置“讲习”，受到别人嘲笑和冷遇是可以想见的。当时常常来听讲的人不过五六个人。但是他的私塾自有其特色，反映了石田梅岩以面向平民、性别平等、通俗实用、方式灵活为主要特征的教育主张。

第一，不收费。他在门外贴的告示中写道：“不论何时，免费开讲。欲听诸君，即使未曾联系，亦可不客气地光临。欢迎听讲。”[29]这可能是日本实行免费社会教育的最早例证，后来竟成为风气。

第二，学塾对女子也同样开放。他门外的招牌上也写有：“欲听诸君，不必客气，欢迎光临。女子亦请尽可能入内听讲。”[30]这在当时保守风气极强的京都，十分难得。石田梅岩将讲学对象放开，扩大了影响。

第三，自由听讲，不必履行拜师当徒的一套手续。

第四，教学时间的安排十分灵活。既有白天的讲座，也有晚上的讲解，一般每天上午和隔天的每个晚上授课，以方便不同工作时间的听众。

第五，在教化方法上采用“见性”“会辅”“道话”等多种方式。所谓“见性”，即认识自己的本性。为此，他要求随从弟子像禅者那样打坐，还学习禅宗向修行者提出“公案”（议题）、尝试回答的办法。如预先提出问题，他和弟子们分别准备答案，在讨论会上讨论。这实际上近似于一种集体的专题研讨会。所谓“会辅”，就是设讲席集中听讲者进行轮流讲解、集体阅读等。所谓“道话”，是以通俗流畅的语言，浅显地向听讲者讲说先哲的名言和民间谚语、故事等，从中启发听讲者对心学主张的认识与信从。石田梅岩当时是以“会辅”的讲授法为中心，采取了以上灵活的方式讲学，适应了城市商人、手工业者闲暇少而文化水平低的状况，与历来的寺院说教和孔庙的儒家讲释相比，显示出一种新的面貌。新的教学方式加上热情的献身精神及通俗新颖的讲解内容，逐渐吸引了更多的商人、手工业者听众。石田梅岩于1738年扩充私塾，并前往大阪等地讲学，影响逐渐扩大。

石田梅岩的著名弟子手岛堵庵（1718—1786）和中泽道二（1725—1803）等，是18世纪后期推广石门心学的主将。他们在教学方法上更主要的是采用吸引听众的“道话”进行劝导，以致“道话”成了心学的代名词。同时，他们又创作或采用含有教训意义的诗歌、摇篮曲等材料和散发纪念品的方法，使心学主张能更加容易地流行开来。1760年至1786年的20多年中，心学波及14个藩，建立了22个心学讲舍；宣讲对象也扩大到儿童、妇女，以及农民和武士。18世纪末，中泽道二以江户为中心积极活动，使心学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1803年，中泽道二去世时，心学讲舍已达81所，扩展到40余藩了。

18世纪的心学教化活动，以新颖的社会教育方式广泛传播了富有近代意义的商人思想。心学推行者们关于社会教育的意义、方式方法上的新认识和新做法，是从江户时代普通日本人当中独立产生出来的教育创新，在日本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心学进入19世纪以后有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成为推动江户后期社会改革、教育改革向明治维新过渡的重要力量之一。不过，心学教化运动同时也将肯定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思想、安分守己的机能主义的社会分工思想传播开来，所以在当时幕府及各藩重视教育教化的氛围下，它也受到了当权者的默许，这大约也是心学教育得以流传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18世纪的日本教育思想中确然出现了近乎近代教育思想的萌芽。尤其是关于士庶教育平等的观点，关于儿童天性及相应教育的主张，注重实学的要求，对学校教育体系的设想以及教育研究思想方法的转变等，显得格外突出。不过，教育思想上的种种进步也像18世纪日本整个思想界、学术界所具有的启蒙倾向一样，尽管在形式上与明治初年的“第二次思想启蒙”有某些酷似之处（例如，提议广建学校、普及教育等），但相比之下，其局限性却更为严重。这些新的倾向作为一种主导行为方式的思想，仅仅存在于一小部分学者或为数不多的学校范围内；一些重要的思想著作，在那时还只是靠手抄流传，其思想传播范围的局限可想而知。然而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引起新思想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城市商人本身，是由寄生于封建制度上的商业资本造成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它在商人及其思想代言人的身上必然留有深深的印迹。因此，新的思想不经历一定时日的变化过程，是不可能脱出旧胎而占据上风的。所谓“学问之道，以信圣人为先”（荻生徂徕《辩名》）[31]等就是思想局限的突出表现。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中期（江户末）才有所转变。经历过几十年的酝酿和西方思想的撞击，学者之外的多数民众自我意识觉醒，国民意识加强，平等、自由、注重实际的要求普遍强烈，代表新兴势力的政治力量也增强到了足以推翻幕府统治的程度，因而形成迥异于18世纪的更为广泛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1] 水户学派是以水户藩彰考馆为基地、以编纂《大日本史》为中心所形成的日本儒学流派。《大日本史》正式开始编纂为1672年，至1720年完成《本纪》73卷、《列传》170卷，全书于1906年编辑完成，计397卷。

[2] 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版本图书馆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9页。

[3] 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论社1973年版，第117页。

[4] 《世事见闻录卷之五》，见加藤仁平等：《增补新日本教育史》，东京协同出版株式会社1979年版，第121页。

[5] 长田新监修：《日本教育史》，御茶水书房1982年版，第67～68页。

[6] 《德川思想小史》，第67～68页。

[7] 中井履轩：《中庸逢原》，见奈良本辰也：《近世日本思想史的研究》，河出书房新社1965年版，第120页。

[8] 《德川思想小史》，第124页。

[9] 《日本教育史》，第93页。

[10] 《德川思想小史》，第117页。

[11] 室鸠巢：《不亡钞卷三·君主之事》，见《日本教育史》，第78页。

[12] 三轮执斋：《四言教讲义·皆问》，见《日本教育史》，第82页。

[13] 《执斋先生杂著·卷二·士心论》，见笠井助治：《近世藩校的综合研究》，吉川弘文馆，第185～186页。

[14] 室鸠巢：《不亡钞卷二·育子之事》，见《日本教育史》，第84页。

[15] 木门一派即指木下顺庵（1621—1698）及其辫子的儒学学派，室鸠巢曾师从木下顺庵。

[16] 《先哲丛谈》（日本伟人言行资料本），第202页。

[17] 《执斋先生杂著·卷二·士心论》，见《近世藩校的综合研究》，第185～186页。

[18] 《执斋先生杂著·卷二·士心论》，见《近世藩校的综合研究》，第186页。

[19] 乙竹岩造：《近世教育史》，东京培风馆1952年版，第116页。

[20] 细井平洲：《建学大意》，见乙竹岩造：《近世教育史》，东京培风馆1952年版，第132页。

[21] 《近世教育史》，第117页。

[22] 《日本教育史》，第84页。

[23] 《日本教育史》，第83页。

[24] 室鸠巢：《骏台杂话》，见小林澄兄：《日本勤劳教育思想史》，玉川大学出版部1969年版，第141页。

[25] 国民教育研究所编：《近代日本教育小史》，东京草土文化书社1985年版，第36页。

[26] 《日本思想大系43·富永仲基山片蟠桃》，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646页。

[27] 《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471页。

[28] 加藤仁平等：《新日本教育史》，东京协同出版株式会社1979年版，第123页。

[29] 《德川思想小史》，第109页。

[30] 《日本教育史》，第139页。

[31] 奈良本辰也：《近世日本思想史的研究》，河出书房新社1965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