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7世纪日本朱子学派的形成及其思想特点

朱子学也称宋学、宋明理学等，由宋儒朱熹创立而得名。它相对于此前的汉唐儒学来说，又被称为“新儒学”。原因在于它批判了注重“五经”训诂的汉唐儒学，力图依据“四书”把握孔孟精神；它还吸收了佛、道思想。同时朱子学还以“理”为最高范畴，加强了儒学的哲学思辨性和系统性，从而更为理论性地论述了儒学历来主张的仁、义、礼、智、信的说教以及社会等级观念等，因而与此前的儒学有了很大的区别，并且逐步取代佛、道成为后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

朱子学在中国产生和初步发展之时，正值日本历史上武家势力兴盛发展的时代。当时以镰仓将军为首的幕府，代表了“武家”这一强大社会政治势力，已经取得了与京都朝廷为代表的“公家”相并立的地位，并且他们迫切需要获得符合自己性格和需要的思想文化力量的理念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南宋“直指本心”、生死无忌、简洁明了的禅宗等佛教新派，以其教义和修行方式的简约化和大众化而受到了武士们的欢迎，中日禅僧的交往明显增多，佛教寺院在日本也大为发展起来，出现了著名的“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4]它们在当时日本兵荒马乱、文教衰微的时代，都成了著名的佛学重镇。

禅宗流行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新儒学——朱子学的传播。这是因为新儒学本身就曾吸收、消化佛学的思想因素，有利于禅宗教义的说明和推广，因此，日本禅宗在传播的过程中就一直是将宋明理学作为“助道”加以研究和传授的。前述“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不仅是当时禅宗的大本营，也是儒学研究的重镇和传播中心。禅学者们在这里阅读引进的朱子典籍，并开设讲习（讲座），还对汉文典籍进行校勘、标点并加以刻刊翻印等。到了14世纪前期，日本学者自己撰写的关于宋学研究的论文集已经出现，标志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队伍的扩大；及至15世纪中期，专门的单行本宋学研究著作开始出版，同时也逐步形成了日本的宋学学派，例如，以岐阳方秀为代表的京师朱子学派、以桂庵玄树为代表的萨南学派、以南村梅轩为代表的海南学派等。朱子学虽然仍未完全脱离禅宗而独立，但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深度和传播广度，上至宫廷学者，下至民间学士，大多都通过禅宗之手了解了儒家的主要文献《论语》《中庸》《大学》《孟子》等，影响已遍及整个社会。16世纪末，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也由学禅转而接触朱子之学。这些条件的具备，对于17世纪江户朱子学的独立和全盛，对于它成为官方认可的主导意识形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历400年左右的封建割据，日本社会在进入17世纪前后终于结束了兵荒马乱的动**岁月，政治上趋于统一。此时，在位的天皇开始重视振兴文教；德川家康在1603年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前后，一方面凭借军事实力继续制服反对势力，另一方面也同时开始用自己掌握的实权推行自己的文化统治和思想控制。这种政治文化形势的变化，造成了日本社会思想文化世俗性的增长，原先主要由佛教僧侣所主宰的文化事业逐渐归于世俗。这就是宋学脱离禅宗走向独立的社会文化背景。恰在此时，受到德川家康重用的禅僧藤原惺窝也脱禅入儒，成为江户朱子学自成一派的开山鼻祖。他的弟子林罗山则进一步发展了江户朱子学理论，并且在幕府任将军的“侍讲”，起草文书，掌管文教，使朱子学成为江户时代的主流思想。

藤原惺窝和林罗山都极为推崇程朱之学、批判旧儒和禅佛。藤原惺窝曾说：“汉唐儒者，不过记诵词章之间，说注解、音训、标题事迹耳。决无圣学诚实之见识矣。……若无宋儒，岂续圣学之绝绪哉。”[5]林罗山也说：“解经莫粹于紫阳氏”（紫阳即朱熹）等，表明了他对朱子的肯定、赞誉态度。他们也都批判禅佛的注重出世，认为它“既绝人种，又灭义理，是所以为异端也”[6]等。但藤原惺窝在推崇宋学的同时并不完全排斥其他学问；林罗山则有理气合一的倾向，并不绝对主张理先气后，可见也并不是严守朱熹立场的。

藤原惺窝和林罗山在继承朱子之学的同时也都十分注重朱子学的伦理学方面，即“五伦”“五常”。林罗山尤其注重“大义名分”，一方面他仿照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撰写了《本朝编年》，以“名分论”解释和叙述历史；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在现实中实施“正名分”，以维护社会统治的稳定。他曾说：“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而忠，为子而孝，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谓之天下察也。”[7]又说：“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8]以此论证了江户时代武士本位的社会等级身份制度的合理性，成为直接为幕府统治服务的重要思想。同时根据这种重视上下尊卑的大义名分理论，林罗山还得出了以“忠”为本、忠大于孝的伦理观，架起了儒学与武士道之间的一道思想桥梁。

藤原惺窝和林罗山在确立日本朱子学的同时还提出了“神儒一体”的观点。藤原惺窝曾说：“日本之神道以正我心、怜万民、施慈悲为奥秘，尧舜之道亦以此为奥秘也。唐土曰儒道，日本曰神道，名变而心一也。”[9]林罗山也认为神道和儒学二者“固无差等”，同时他还著有《本朝神社考》《神道传授》等著作，力图用儒学理论来说明和论证神道，鼓吹日本神国。他曾说：“我朝神国也，神道乃王道也”；又说“神道即理”，认为“心清明，神之光也。行迹正，神之姿也。政行，神之德也。国治，神之力也”。[10]他将自己这种神儒合一的神道称为“理当心地之神道”。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的这些观点，充实了日本神道的理论基础，开辟了神儒结合的道路，是后来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的重要理论渊源之一。

此外，林罗山还参与起草了幕府禁止基督教、实行锁国政策的法令，他自己也出版《排耶稣》，记录自己与一个耶稣传教士的辩论过程，意在以儒学之“理”批判基督教的“神”。

经过藤原惺窝由禅到儒的转变以及林罗山理论上的坚持和论述，并由于德川家康对朱子学者的礼遇，以及其后来者支持林罗山办学等举措，更加速了朱子学与禅宗的分离。1691年，林信笃被德川纲吉任命为官从“五位下”的“大学头”，是启用儒者担任政府高官的重要事件，也是对江户初期以来社会思想逐渐从主张出世的禅佛思想中脱离出来的一种制度上的肯定，即通过政治手段肯定了儒学的地位，并直接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影响了17世纪日本的教育思想：一方面，朱子学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地位以及对西方学术的禁止，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教育指导思想、内容和方式的局限；另一方面，这种从出世到入世的转变，则奠定了江户时代现实本位、儿童本位的教育观得以产生的前提。

除了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以外，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初还出现了其他一批朱子学者。这些人物当中，既有祖述朱熹的理本论者，也有逐渐走向气本论的初步的唯物主义者，以及向心本论靠拢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由此也就形成了不同思想来源的教育观或儿童观。而朱子学在认识论和修养方法上的主张，特别是其 “格物致知”的思想，与江户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一部分人如崎门学派[11]强调做内心功夫的“致知”“居敬”，另一部分人如贝原益轩等，则强调向外用功的“格物”“穷理”，结果发展了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合理性思维方式及其他唯物主义因素。后者能够更多地将“理”解释为事物的规律性，因此也就可能更多地注意对现实事物的研究，为发展自然科学和顺利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是客观地看待儿童、总结儿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思想依据，反映了17世纪和18世纪初日本教育思想中萌发的近代因素。

二、贝原益轩的教育思想

贝原益轩（1630—1714）是17世纪后期18世纪初日本著名的儒学者，江户时代百科全书式的著名人物。同时，他又以《和俗童子训》等10多部著作，奠定了在江户时代日本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贝原益轩的父亲贝原宽斋曾任福冈藩藩主黑田侯的侍医，因此贝原益轩从小就接触了医学实用知识，有了一定的观察和思考自然诸物的基础。他14岁从“四书”开始学习儒学。28岁时赴京都游学，与当时著名的儒者松永尺五、木下顺庵、山崎暗斋多有交往，同时也阅读了不少阳明学者的著作。7年之后，他回到福冈藩。作为藩中的儒者，他一面教育藩内子弟，一面进行学术和教育的研究，合30余年，历3代藩主。1700年71岁时，贝原益轩去京都开设讲席，著书立说，并常到诸藩巡游讲学，以85岁高龄终其一生。

贝原益轩曾说：“后世之学经义者，皆朱子之力也。……吾辈不逮之质，虽不能窥其藩篱，然心窃向往之。”[12]表明了对朱子学的信仰。但从京都游学回藩之后，逐渐对朱子学有所存疑，但直到临终之年，他才以《大疑录》《慎思录》这两部著作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而其《和俗童子训》等集中显示其教育思想的著作，则大多是在此之前的晚年所著。因此，贝原益轩的教育思想是以朱子学为主导，并结合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经验而形成的。

贝原益轩的“气”一元论，是他在宇宙观方面对朱子学的重大修正，也是形成其教育思想的基础。本来，朱子学将“理”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先于物质（“气”）存在并且产生万物的客观精神本体。贝原益轩则认为物质性的“气”，才是宇宙的本质，是构成万物的基础，“理”是附着于“气”的。这种“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成为贝原益轩在教育上和研究上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思想基础。

在认识论和修养方法上，朱熹认为“持敬是穷理之本”[13]，也就是说，他把认识主体的自我修养放在首位，而将“穷理”放在了第二位。贝原益轩与此相反，他更为重视“格物”与“穷理”，并且这里的“理”，主要指的是事物发展规律之“理”，而不是封建伦理道德之“理”。这种思想倾向，导致贝原益轩积极提倡穷 “万物之理”、积“博学之功”，从而达到“穷理尽性”，并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医学、药学、数学、音乐、兵法、语言、农业、天文、历史等众多方面，他研究药学和地理等有关问题时，还常常实地考察。贝原益轩的著作不仅数量达99部（251卷）之多，而且许多著作都是日本科学史上的划时代名篇（如25卷的《大和本草》等）。因此西博尔德（P. F. Siebold，）等人竟称贝原益轩为“日本的亚里士多德”[14]。这虽然有夸大其词之嫌，却也反映了贝原益轩的成就之大和在日本的影响之广。

贝原益轩虽然以“气本体”论扩展了朱子学说中的唯物因素，但表现在人性论上则未能脱出“天命之性”的窠臼。他认为“天之所命，便是人之所受，此谓性也”[15]等。贝原益轩虽然承认各人“其资各有厚薄崇卑”，提供了教育上因材施教的根据，但毕竟又认为各人“自有定分，不可迁移”[16]，不利于深化对于教育作用的认识。

以朱子学为基干的贝原益轩教育思想，将教育目的也定位在 “治国平天下”这一高度上。他曾指出：“教育……乃立人道、兴国家，归于平治，使兆民同乐。上勤于德而为下之楷模，建校立师而教士民人伦之道，使士知礼节而与庶民同近善远恶，是为教。”[17]可见在贝原益轩的思想中，教育的“治平”目标依然是重要的。不过，在这里贝原益轩也显示了不分武士、平民，一律接受教育的主张，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在《和俗童子训》的序言中他还指出，该书是“书以国字，使穷乡村童之无师无圣者玩读”[18]，显然是要以平民的子弟为主要对象来论述教育问题的。他认为：“人我一类……天地之间，人人皆我兄弟也。”[19]所以不分武士、平民，一律平等接受教育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结论。

贝原益轩更多的还将教育作为人自身发展的“养生”“保身之道”（《家训》）而加以重视。所谓“养生”“保身之道”，不仅有作为当时的实用学问——医学上的含义，而且也是“包含智慧在内”的一切学问之道。从这一点出发，贝原益轩是十分重视教育在儿童的成长、发展中的作用的。他说：“大凡人之小技也都是无师无教自学难成，何况人之大业……”他认为：“凡为人者……本性皆可向善。”[20]说明了教育的可能性。他又从反面指出教育的必要性：“大凡小儿沾染恶习，乃父母乳娘监护之人不知教育之道，容忍恶行，顺从赞许而坏其于本性之故。”[21]可见，不进行教育就是对天性的损害。在这里“人只因为教育才成为人”的思想命题，在贝原益轩的教育思想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贝原益轩教育思想的又一特点，是强调知行并重，二者兼顾。他在《大和俗训》中指出：“学问之要有二：未知之时求知，既知则应实行。若不知，则难行，若不行，则与不知无异，定然无用，由此，学问之道只在知行二者。”[22]在《克明抄》中，他还将知与行比作“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他还主张先从易行的方面开始：“盖学者于孝悌忠信，日用先行，以务实为本。而后，学文以明善，则知与行并进，日新不息。”[23]在这里，贝原益轩讲的是道德教育中的知行并进，其具体内容仍未脱孝悌忠信等儒家信条，反映了时代的局限。

贝原益轩的“随年教法”，在日本教育史上是最为学者所乐道的方面。所谓“随年教法”，就是随儿童年龄的增大而相应地改变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的教育法则。反映出贝原益轩在尊重儿童天性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的思想。他在《家训》中指出：“幼时之教，不可过繁，事繁而烦劳，则生厌恶和疏远学问之心，故应选择简要之事而教。不应难而屈其气。”[24]贝原益轩在这里以一种经验性的儿童心理分析，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是日本江户时代教育史上近代因素的显现。此外，在叙述“随年教法”时，贝原益轩还具体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张。例如，认为儿童练习书写时应从日本的五十音、平假名开始，还要注意数字的书写，这与当时仅仅注重汉字书法的潮流不同；又如，他安排儿童在8岁时先学写汉字草书，10岁时再学正楷，是适应当时日本社会实际中流行草体汉字的情况的；但他也并不推翻正楷为习字之本的见解。贝原益轩还主张练习写字先要多写正楷大字“使手活动自如”，对日后写小字、大字都有好处。反之，若先练小字，手的活动未能展开，对日后写大字不利等，这是关于手部生理发展的经验性的猜想，是十分精当的见解，也与当时先习小楷的“和流”相反。他还指出：“在日本，计算被视为卑贱之艺，名门大家从不教子弟数字计算，此乃国俗之谬，世人观念之误也。”[25]他要求：“识字写字算数之事，贵贱四民，都应习得。”[26]特别是为政者处理各种事务更是离不开数字的计算，尤其应当学习。贝原益轩的这个思想是他实学观的反映，也反映了当时以藩为主要行政单位的实际需要。此外，贝原益轩还主张在学习儒家之“礼”之外，还要学习日本之礼，如日本的起居坐卧、饮食酒茶、祭祀之礼等。总之，贝原益轩的随年教法，不仅体现的是对儿童天性的尊重，其具体内容也反映出他在教育上注重实际的特点和教育中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贝原益轩尊重儿童天性的思想，还表现在他的“自化”观和对个性的重视上。他在《慎思录》卷之三中指出“教养乃涵育熏陶之功，无间断，候其自化”[27]。在这里，他把儿童的成长看成儿童本身自己的成长——“自化”过程，教养只起不间断的熏陶作用，与西方启蒙教育家卢梭的“消极教育”思想极为相似。由于儿童以自我发展为主，所以儿童的自然天性就能发展成为不同的个性。由此，贝原益轩又认为“小儿之好游戏常情也。若于道无害，不可强迫压抑而屈其气”[28]。他分析：“婴孩之岁乃人生之始，是性相近而未有习之时，虽知恩未发，其为善为恶之歧从此而分”，所以从这时起就应及早予以教育，“苟谕教之不早，年稍长，则内为嗜好所陷溺……”[29]凡此，都说明贝原益轩在考虑种种具体教育问题时，已经将儿童天性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贝原益轩的这一思想，比西方卢梭的《爱弥儿》中的类似思想大约早了50年，尽管他没有卢梭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和细致生动的分析。

贝原益轩教育思想所涉及的面很广。除了上述重要内容之外，他的《和俗童子训》卷五还专门谈了“教女子法”，江户时代流行甚广的《女大学》就是依此而写成的；体育方面，他力倡锻炼主义，与西方的洛克有极为相近的观点。他还要求选择良好的保姆与教师，同时也指出社会各界、家长、子女，尊师重教的重要性；认为教为学之半，学随教而长。此外，贝原益轩还谈到了职业教育的必要性等。

贝原益轩教育思想中虽然有上述许多积极的方面，但是他的著作中也包括了从儒学到国学在内的整个日本封建教育中共同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四勿、三从四德七出等，一应俱全，适应了维护封建秩序的需要。他的思想影响甚广，就连德川幕府后来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这样的高官，也常阅读他的书籍。这些教训书也流行于寺子屋和私塾教师及民间文化人之手。贝原益轩教育思想中尊重儿童本性的进步要求和注重日本实际的精神，后来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学者的著作之中。18世纪的荻生徂徕、细井平洲及19 世纪初的大原幽学等，也都提倡并发展了尊重儿童天性和个性的教育思想。贝原益轩既是当时新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推动日本教育思想向近代靠拢的先驱。

17世纪是日本的朱子学从禅佛中独立出来并逐步走向兴盛的时代。但是在进入18世纪之前，日本朱子学兴盛的最主要表现只是在政治方面——著名的朱子学者林罗山及其后人，以及17世纪后半期曾名噪一时的新井白石等，都受到幕府的重用，得以参与许多行政事务的决策特别是文教事务的决策活动。他们在重建官方意识形态方面（包括哲学方面）和制定文教政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育思想上除了贝原益轩之外，林罗山等人却并无大的突破。只是进入18世纪以后，一些朱子学者才在教育思想上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