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幕府的统治维持260多年的时间而不坠，一方面是人们对长期战乱的厌倦和对和平安定追求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是日本封建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当时的第一任“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吸取历史上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的统治经验，以及造成后来“下克上”而群雄割据的历史教训，积极地采取了一系列政治、 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措施，排除和限制异己，完善各种制度或法规，注重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思想意识上的控制，从而造成了长期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巩固了江户幕府的统治地位。

一、“幕藩体制”与“四民”身份制度

江户时代日本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所谓“幕藩体制”，即以江户幕府及其统治之下具有一定独立领地的“藩”作为统治机关。所以这一体制的特点是中央权力严格控制之下的地方割据，是幕府和藩的两级统治。幕府既是政治统治机构，又是军事指挥体系，还是全国经济实力的控制者。而“藩”作为有势力的大名（拥有粮食年产量一万石以上领地者）领地及其统治机构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幕府、藩以及其他大小领主们，从直接生产者“本百姓”那里，以粮食产量为标准，通过农村中“村”的组织，榨取以稻米为主的实物性“年贡”，由此获得维持幕藩体制的经济来源。

德川幕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削弱和控制各藩的实力，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首先是把包括江户、大阪等政治、经济、文化重地以及重要矿山、港口在内的大片土地据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其土地数量及其所统治的人口远远超过皇室和各藩，使它们无法称雄割据。幕府的将军和各藩的藩主又分别将土地亲疏有别地分封给自己的家臣及下层武士，并通过他们进而把农民束缚于小生产的农业劳动中。通过这种土地的分封和出租，形成了各级武士之间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主从关系。

其次，为了防止地方势力积蓄力量重演战乱时代“下克上”的历史，幕府还规定各藩经常性地为土木建筑工程出力出资，以及向幕府提供士兵和各种武器等，以削弱他们的财政力量；同时还实行了著名的“参觐交替制”，即规定各地的大名必须每隔一年就到幕府的所在地江户城居住半年以上的时间，汇报藩情和听候指示；他们的正妻嫡子则必须常住江户，实为人质。这一措施造成了武士及其家臣集居江户的情况。各地下级武士也聚居于各藩的中心城镇，从而形成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中心。

江户幕府的上述政策造成了武士脱离农村即兵农分离的局面。同时，为了市镇中武士们生活的方便，幕府及各地武士的领导者又把商人、手工业者迁移到城边居住，客观上促进了市镇商业交往的发展；但为了稳定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却不容许农民迁徙、买卖土地和变更职业。由此又形成了商农分离的局面。总之，武士既是依赖于幕府施舍的单纯消费阶层，又是社会的统治阶层；农村地主则由于农业的经济基础地位也受到重视，加之历史的原因，江户社会形成了“士、农、工、商”四民身份固定的等级制度，此外还有称为“贱民”的更下层民众。

幕藩体制以及四民身份制度的确立保证了相当长时期内日本封建制度的稳定发展，但其中武士阶层的寄生性以及有利于市镇商业交往的政策，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成为瓦解封建制度本身的因素。因此，江户时代的教育和教育思想虽然必然地要被幕府和藩的统治者们所控制和利用，但是它也必然要反映时代的要求，从而使自己不断发展起来。

二、“武家诸法度”与日本朱子学的地位

除了制度上的措施之外，德川幕府还注意通过思想意识的统一和相应行为规范的统一来巩固幕藩体制。这方面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通过颁布武家法令作出统一的规定，手段之二是大力推崇朱子学。

第一个武家法令是1615年（天皇年号为元和）颁布的“元和令”，共13条。此后许多新将军上任，大多都进行了若干修改，重新颁发。这些统称为“武家诸法度”，是规范和教育武士的指南和重要材料。初期的“武家诸法度”以行为规范、惩戒规则为主，以后历次修订的武家诸法度，则不断增加道德训诫的内容。例如，1635年的“宽永令”增加了强调孝道的条文（第20条）。1683年的武家法度更将忠和孝的内容提到第一条，即：“应励文武忠孝，正礼义。” 1710年第六代将军颁发的“法度”，第一条就强调“应修文武之道，明人伦，正风俗”[1]，更加突出了道德教化的要求。从教育的角度看，这些法令实际上反映了官方的教育主旨，规范了江户时代武士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即培养忠孝信义、文武双全、具有廉洁献身精神的武士。

和平环境中的幕府专制统治，也特别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思想意识上的统一来做保证。当时德川幕府所推崇的是13世纪中期之前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朱子学。朱子学以其固化现存秩序的政治特征和精致的道德伦理理论，适合当权者急欲巩固政权的思想需要。它既能以“天命”说明德川幕府消灭异己、建立霸业的正当性，又能以“天理”论证三纲五常礼仪法度的必要性。幕府将这种学说作为控制社会意识的工具，积极把它推向社会。朱子学也必然地成为当时教育主导思想的灵魂。

为了树立朱子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很早就在驻地设立了有关学校，在江户城建立了富士见亭文库；他还积极收集、整理和出版汉书《孔子家语》《三略》《六韬》（1599）、《贞观政要》（1600）等。寺院和民间在幕府的影响下也一度掀起出版热，推动了儒学的传播。特别重要的是，德川家康积极重用朱子学派的学者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以致林罗山于1623年当上了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的“侍讲”。林罗山在幕府仕官一生，经历了 4代将军；他的后人也一直受到重用。1630年，德川家光还将忍冈土地5300余坪（约3万平方米）、金200两赐给林罗山建立林家私塾，它是后来著名的“昌平坂学问所”的前身。

三、“禁教”与闭关锁国的政治措施

禁教（基督教）和锁国，也是影响整个江户时代教育和教育思想的重要因素。

自16世纪葡萄牙人最先踏上日本的土地以后，基督教就开始了在日本的传播，同时日本与西方的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江户初期，德川家康愿意发展对外贸易，对随之而来的天主教采取默许的态度，甚或利用传教士作为幕府与国外商人之间的中介。但为时不久，就发现了基督教在各方面对幕府统治的威胁，特别是它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更是与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格格不入。同时，天主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密切联系也逐渐暴露出来。由于触及幕藩体制的根本利益，所以幕府不能再容忍基督教的传播。于是从1612年开始，幕府先对直辖领地下达了禁教令，次年推向全国。此后则一再层层加码，最终形成了锁国体制，即禁止一切船只和人员出入国境，只在有限的地点（长崎）同中、朝、荷兰进行幕府控制下的有限的通商。

闭关锁国对于愚昧民众、巩固幕府封建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17、18世纪欧美发生的重要政治动**、科学发展和思想进步等都被锁国政策挡在了国门之外，所以它妨碍了欧洲的近代精神在日本的传播，遮挡了人民面向世界的目光，扼杀了探索精神的成长。但它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创造了较少干扰、平稳发展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日本特色的经济和文化的成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教育思想可以说也失去了与西方教育思想进行交流的机会，便利了朱子学思想专制的形成和保持，从而造成日本教育思想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的特点。

尽管闭关锁国有着上述种种消极的影响，但是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与西方的联系较之以往还是有了新的进步。例如，此前的日本作为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内的一部分，主要是直接接受中国文化。即使与西方文化有某种联系，也主要是通过中国进行间接接触。然而在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就越来越多地直接地接触和吸收西方文化，以至完全不必依赖中国了。且不说江户初年与欧洲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即使是以后的多次“锁国”，也一直没有关闭与荷兰直接交流的窗口——长崎；即使对基督教的传播进行了极为残酷的镇压，也没有彻底割断与西方其他文化的交流。更何况在这一时代的中期还有一个70多年“洋书弛禁”的宽松年代。所以，不能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与西方完全是隔绝的。当然，江户时代对于外国文化的吸收，既不像古代那样直接模仿中国文化，又不像明治时期那样大量引进西方文明。然而就江户时代的人而言，正是这种与外界若即若离的状态，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性，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江户时代日本人的思想不仅在相当程度上逐渐从佛教禅宗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人们对于知识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加，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在朱子学内外发生，教育思想也逐渐活泼起来。以致江户时代成了 “日本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2]。

四、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

农业作为幕藩体制下的主要产业和主要经济基础，一直受到幕府和各地大名的关注。17世纪前期，幕府颁布了不少农村政策和法令，丈量土地、禁止土地买卖、健全村镇机构和“五人组”制度，提出了旨在降低农民生活水平的种种要求等。幕府将农民只是当作“缴纳年贡、供应食粮的一种机器”[3]，以保证幕藩体制经济基础的巩固，但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对农产品的剥削率和劳役的征召方面比较稳定的局面，从而保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加上幕府和各藩鼓励开垦新田，加强水利设施建设等原因，致使耕地面积不断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农民的劳动兴趣和改进生产技术的积极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因此，17世纪下半期的日本农业生产获得了较为显著的进步，从而增大了对教育的需求。

此外，幕府和藩为了更好地在思想上善导农民，从17世纪中期以后起，开始建立称为“教谕所”的成人道德教化机构，以及招收农村青少年入学的“乡校”。农村中还自发形成了具有社会教育性质的团体“儿童组”和“青年组”，青少年通过参加一年中的例行活动和其他实际活动受到社会集体生活的训练。及至12岁左右，除继承家业的长子外，男孩大多都外出打工，自谋生路。他们往往成为城市里的学徒工。

前述的“参觐交替”制度引起的大名在江户与藩之间的流动，推动了粮食产品、经济作物及农村手工业产品交换的开展，也促进了交通的发达和城市商品经济的成长。武士及工商业者居住的市镇逐渐成为交往活动频繁、贸易发达的城市。从农民中分离出来的专业商人和手工业者不断增多，这些在人口数量上和经济实力上逐渐壮大，形成的新的市民阶层——“町人”，不仅在经济上逐渐制约了武士阶层，而且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自己的城市文化创造。所谓 “元禄文化”，就是17世纪后期出现的具有浓厚的市民情趣的文化，与早期武士文化的刚健朴质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具有商业特色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成为后来冲击正统儒学伦理观、冲击传统的“四民”身份等级制度的强大社会思潮。这种倾向于自由、自主要求的思潮也必然地导致了教育思想的变化和进步。

经济交往与城市文化的发展，对于读书识字等基本的学力要求越来越高。其结果是，以读、写、算基本常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私人学塾——“寺子屋”从17世纪末开始流行；培养了新一代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所谓“年季奉公”制度也逐渐形成。这种“年季奉公”式的学徒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勤勉、钻研、对团体具有忠诚心的工商学徒。

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武士，在17世纪较为平静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没有了率士出征的机会，而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治理国家、地区和城市等方面。他们面临具有经商头脑和一定文化水平的市民，开始感到了来自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挑战，文化的学习对于他们来说也变得迫切起来。同时作为统治者的幕府当局，也必须从思想意识上形成大一统的局面，以巩固中央的集权统治。因此，17世纪后期的幕府统治者在这方面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推进了这一时期武士文化教育的进展。私塾不断得到幕府的关注，学校由最初的私人学塾变成了幕府控制、私人运营的半官半民机构。在幕府的影响下，一些藩也开始重视学问，培养本地人才。有的藩还开始创建“藩校”和“乡校”。

私人办的、程度比寺子屋高的学校是“私塾”。这是在藩校出现之前就出现的教育机构。它多由学者自行创办，以教授儒学为主，所以也称为“汉学塾”。它们的出现是17世纪后期文化繁荣、学派林立、科学发展的结果，带来了思想文化较为多彩的局面。

综上所述，17世纪中期直至18世纪初，日本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初步繁荣以及民族文化和独具日本特征的教育组织形态的发展，提供了新教育思想的实践基础。但同时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不曾有根本上的改变，因而也给教育思想的革新造成了困难，形成了江户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的略具新意却又难以大步前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