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教育的作用

洛克从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立场出发，充分而明确地肯定了教育的作用。在《人类理解论》中，他考察了儿童初入世时的状态后指出：“儿童的观念是渐渐学得的，各种常见的明显性质，虽然在他能记忆时间和秩序以前，早已把各种观念印在他的心中，可是不寻常的各种性质，往往是很迟才出现的。”[19]在《教育漫话》中，洛克高度评价了教育的作用。他承认有所谓“天才”，这些人用不着别人多少帮助，凭着天赋的才力，自幼就能向着最好的境界去发展，作出伟大的事业，但在他看来，这样的人是很少的。“我敢说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20]“人们的态度能力之所以千差万别，教育的力量比别的事情的影响都大。”[21]

但是，洛克受“白板说”的局限，尚不能完全合理地解释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白板说”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反映论，其本身包含着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洛克关于“反省”的说法，实际上已肯定了心灵有自己活动的能力，既有这种能力，心灵就不再像他原先强调的是消极被动的感受器，也就不能说是完全一无所有的白板了。洛克认为：“我们天生就有几乎能做任何事情的诸多官能和诸多能力。”[22]这种说法与“白板说”有什么矛盾？他似乎没有想到。

洛克之所以在唯物主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徘徊，将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兼收并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霍布斯机械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反思。因为如果依照霍布斯的物质观，所谓物质只是一种具有“长、宽、高”不同质量的“有机体”，它在自身中是连运动也不能产生的，它又如何能作用于感官和心灵，使人产生出感觉和思想的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洛克采取了他所特有的“健全理智”的认识方法。他在经验主义基础上改造和吸收了理性主义的因素，在重视经验的同时，亦提倡理性思维。他在 《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对理解力性质及其培养问题的研究，正是这种倾向的反映。有学者指出：

这种健全理智的特点是：重视经验，但不完全相信经验；提倡理性思维，但不把它作为教条。洛克方法论中到处都流露出这一特点。每当他强调经验归纳时，他就要留下一个不可知论的尾巴；而每当他进行理性推演时，他都注意使逻辑服从经验直观，甚至牺牲逻辑一贯性也在所不惜。[23]

洛克思想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特征，使他更多地从教育对于个人的发展的角度去论证教育的作用，但他并非不重视教育对国家前途的意义。在他看来，使儿童受到良好的教育不只是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应当关心的事，因为“国家的幸福与繁荣也靠儿童具有良好的教育”[24]。洛克指出，英国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地位的国家，原因是英国人有德行、本领和学问。但是，如果对于下代人不去注意与保存他们的纯洁、严肃和勤奋的美德，而又希望他们充分具有这种德行、本领和学问，那简直是笑话。他认为：“世界上不论哪个国家，无论如何骁勇有名，一旦腐败的习气充塞了全国，消融了纪律的羁勒，一旦到了邪恶猖狂、肆无忌惮的境地，它是决不能够凭借武力以保持名誉或耀威邻邦的。”[25]总而言之，洛克强调了教育对于英国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想使得下代的人信心不减退，德行不堕落，知识不退步，就必须 “从青年们的教育与原则性上去打好基础”，否则“其余一切的努力都会是白费”。[26]

二、论绅士培养目标

洛克认为，不同地位和职业的人所受的教育是应有所区别的。必须按照年轻人的不同境况来训练青年，以便为他们各自的职业准备一种有德行、有用、能干的人才的方法。一个王子、一个贵族和一个普通绅士的儿子的教养方法，是应当有所区别的。但在他看来，“最应注意的还是绅士的职业。因为一旦绅士受到教育，走上了正轨，其他的人自然很快就都能走上正轨了”[27]。因此，他在 《教育漫话》中就以青年绅士的培养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洛克所要培养的绅士不是教士，不是学究，也不是朝臣，而是事业家。通篇《教育漫话》都是围绕这个基本点来展开讨论的。在他看来，“绅士需要的是事业家的知识，合乎他的地位的举止，同时要能按照自己的身份，使自己成为国内著名的和有益于国家的一个人物”[28]。为达此目的，年轻的绅士必须有强健的身体，还必须具备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他要能用理性克制自己不合理的欲望，使自己更明智，更能深谋远虑；他持重，有良好的教养；他懂得人情世故，能使自己聪敏地与别人相处；他具备一个事业家所需要的各种知识，能干又精明，能处理好自己的事务。

受文艺复兴后期以来以满足普通生活权利要求为目的的新的教育运动的深刻影响，洛克继蒙田等人之后，进一步呼吁将教育的重心逐渐从学术的成就转到绅士风度的培养上来。他明确地指出，绅士不是博学的人，因而没有必要熟悉一切科学的对象，而“正确地判断人，使自己与别人聪敏地相处的用处，较之说说希腊文与拉丁文，或者和人辩论得体是巨大得多的；也较之把子弟的脑袋充满物理学与玄学的深奥理论，要有用得多”[29]。在洛克看来，一个绅士与其做一个良好的逍遥学派，或笛卡儿学派的学者，远不如通过娴熟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来了解人类社会的生活，成为一个有德行，懂得人情世故，有礼仪的人。这样，他才能取得成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因此，他指责“现在欧洲一般学校时兴的学问和教育上的照例文章，对一个绅士来说，大部分都是不必要的；不要它，对于他自己固然没有任何重大的贬损，对于他的事业也没有妨碍”[30]。总之，洛克把性格训练而不是把知识作为绅士教育的首要目的。

出于培养事业家的考虑，洛克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持不信任态度，而主张家庭教育。他承认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有缺点，但两相比较，他觉得家庭教育更有利于绅士所需德行的培养，更能保持绅士的纯洁和谦顺。在他看来，怯懦无能和不懂人情世故是人们归给家庭教育的过错，而实际上，这并不是在家庭里面进行教育的必然结果，并且也不是无法医治的毛病。洛克强调德行比人情世故更难获得，年轻人失掉了德行是很少能再恢复的。此外，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有助于个别教导，因为学生的心理和礼貌的形成需要不断的注意，并针对儿童个性特点而采取相应措施，而这在大群学生中间是无法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