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及著作

勒奈·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他和弗兰西斯·培根一样对欧洲哲学摆脱经院主义的束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故被黑格尔称为“现代哲学之父”。

笛卡儿出身贵族，其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绅士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医生，母系一方亲属多以法官为业。尽管家庭富有且属于书香门第，然而他不幸襁褓丧母，父亲无多关怀，从而在他心灵深处从小就埋下了孤独的种子。他8岁时就开始在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由耶稣会开办的拉·弗莱施公学接受正规的传统教育。他学习了古代语言、经院哲学和数学，学习成绩出色，数学才能更是出类拔萃。“在数学中他找到了他渴望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其他科目则不能使他满足。”[8]同时他也接触到一些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开阔了他的眼界，开始采取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认为传统的学问实在无用。

1612年，笛卡儿从该校毕业后去了巴黎，和一群纨绔子弟搅在一起，自由**，无所不为。但他很快便厌倦了这种生活。1616年，他到普瓦蒂埃大学学习两年，获法学学位。随即在欧洲各地旅行，放弃过去的学习方法，“只追求在他本身或在世界这部大书中可以发现的那种科学”[9]。1618年，他在荷兰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新教的军队，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服兵役，作为当时绅士教育的一种补充。在那里他无事可做，似乎享受了两年不受干扰的沉思。由于身体原因，在军队他只担任了一些文职工作。军队的生活显然对他有重要影响，笛卡儿本人的心态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此期间，他研究了数学、天文学、地球学、气象学等方面的问题，并有幸结识了一些科学家。1621年，他离开军队，集中精力从事旅行和研究工作。1625—1628年，他在巴黎与科学界的朋友聚在一起。但是，他感到需要幽静，于是卖掉了贵族的世袭领地，隐居荷兰达20年。在此期间，他除了回过几次法国和去过一次英国外，一直潜心从事科学研究。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为安宁又最富于创造成果的时期。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s Prima Philosophi，1641，后改名为《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1644）及《论心灵的情感》（Traite Despassions Delame，1649）等著作都创作于此。1647—1648年，他曾在巴黎会见一些著名的同时代人，如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桑狄（Pierre Gassendi），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瑞典女王克里斯丁娜（Christina）对哲学极感兴趣，执意请笛卡儿到瑞典。虽经再三婉拒，无奈女王坚决邀请，他只好于1649年10月赴瑞典。那里的天气损害了他的健康，仅3个月后他便与世长辞，终年54岁。他终生未婚。

笛卡儿一生从未担任过公职，亦未曾参加过大的政治活动，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旅行、沉思和科学研究及著述上。其他主要著作有：《指导心灵的规则》（Regnlaead Dirctionem Inenii，1629）、《方法论》（Disoours do la me Thode，1637）等。

二、哲学思想

笛卡儿倾心于新科学，认为只有科学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因此他与培根被称为近代科学的两位伟大的旗手。但笛卡儿并未囿于为生产技术而研究科学的原则，认识科学的底蕴。他既不限于追求经验、利用经验，还要追问人是怎样研究科学的，这就是要提高到世界观的水平，建立新的科学的哲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造福人类。作为科学家、数学家的笛卡儿，其哲学既富于科学精神，又具有强烈的思辨特色。换言之，就使他的哲学更近乎后来人们心目中的狭义哲学。他的哲学是西方最先成熟的近代哲学。唯其如此，他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并不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尽管他不屑于为之辩护，只是在他自己的体系中吸收和保留了经院哲学的有益因素。据此，笛卡儿哲学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与风格。

笛卡儿把其哲学分成3部分：形而上学、物理学、其他各门具体科学，其中以形而上学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他将人类知识比喻为一株大树，看到了各个学科之间存在着种种内在联系。这与培根不一样。培根重视分科，并以归纳法为依据；虽然排挤了神学，却失之粗疏，不能揭示各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笛卡儿认为，人类知识像一棵树，形而上学是这棵树的树根，物理学是这棵树的树干，树的枝端则是众多的支脉学科。可见他使用的是演绎法。他从树根——形而上学方法开始，经过演绎，到达树干和枝茎，形成有序的系统的知识体系，进而提出天赋真理的存在。他一方面承认人类知识的先天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人类只有通过思考和怀疑才能达到知识境界。这既不像传统的神学观念，又不像经验主义；他的哲学知识树，竟是一株倒着生长的树，其树根不是活生生的物质，而是一种超自然的精神。他一方面相信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要进行独立的人的纯粹形而上学式的思考。于是他的哲学结构便形成双元性质：一方面强调人的知识的先天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认识的后天性；一方面把形而上学的地位抬得很高，另一方面又承认物理学的主干作用。由此看来，笛卡儿常在上帝与科学之间奔忙，一仆而二主，使他大伤脑筋。恰如马克思评论的“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10]，其中一半是唯心主义，一半是唯物主义。

在宗教观方面，笛卡儿自称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为了保证自己的恭顺与虔诚，还自己动手给自己规定了行为守则：“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惯”而且“笃守上帝恩赐我从小就领受到的宗教信仰”。[11]然而天主教会对他却从来没有满意过，甚至在他死后还要将其著作列入罗马天主教的禁书目录。到1691年，禁止在法国的任何学校中教授有关笛卡儿的任何著作。实际上，他是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个试图以哲学方式解释宗教的人，换言之，就是用人的眼光去看待上帝的人。依中世纪的教会传统，哲学只能是神学的附庸，哲学家只能是教会的奴仆。笛卡儿却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宗教，甚至来论证上帝，而且是虔诚地论证。他忘记了上帝无须证明，亦不准怀疑，怀疑就是异端。而他偏要把上帝证明给人类看，而且还讲出这样一篇道理出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宗教的蔑视。他为了证明上帝，先要怀疑上帝，论证上帝是否真的存在。由此笛卡儿是“以他特有的方式，对传统神学进行了一番刺心挖肝般的善意的怀疑，然后说，确实有上帝”[12]。

笛卡儿所倡导的哲学是一种别具风采的实践哲学，认为“哲学是关于人的认识的一切事物的完善的知识，既是为了指导生活，也是为保持健康，发现各种技术”[13]。他认为数学是哲学的典范，渴望运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努力创造一个具有如同数学的确实性一样的思想体系。在西方近代哲学家中，笛卡儿是最擅长深思的一位。他的哲学并非神学家式的烦琐哲学，也不是一般形而上学式的冥思苦想。他是以科学为主干，以现实生活做思想背景的沉思者。他反对一切传统观念，认为这些观念陈腐无用，习之不若不习，研究不若不研究，愈学习研究愈是糊涂；认为重要的是研究世界这部书。前贤已不能为师，宗教也不能做主，那么只有向现实学习。“天和地只不过是同样的物质造成的，不可能有好些个世界。”[14]神也罢，鬼也罢，怀疑也罢，沉思也罢，论及现实世界，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世界还只能由物质构成。物质世界的运动又是有规律的。正如罗素所言，近代之前、柏拉图之后，西方重要的哲学人物多为大学教授；但自近代之后，从笛卡儿直到康德，那些鼎鼎大名的哲学家，却绝少有在大学任教的了。实际上现实生活就是他们的课堂，科学技术就是他们的专业。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儿哲学的核心论点，也是他留给后人最有影响力和魅力的一句格言。“我思想，所以我存在”，它的拉丁原文是“Cogito，ergo sum”。这句话有3个词：“Cogito”译成“我思”，“sum”译成“我在”，“ergo”乃一个副词，译作“故”或“所以”，其主要成分是“我思”和“我在”。在笛卡儿那里，“我思” 和“我在”都是确定无疑的，它们不是怀疑后的剩余物，因此，“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就是笛卡儿移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是他的全部知识大厦的基石。[15]他的基本思路在其代表作《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从怀疑的根据讲起，因为要怀疑，所以要沉思；尔后讨论怀疑的方法，即怀疑是什么，如何怀疑？继后讨论上帝的存在、物质性内容的本质，并再论上帝的存在；最后讨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笛卡儿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方法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个人主义开始兴盛的时代。他以个人主义先驱者、思想家的姿态，以“我”的崭新面貌出现，单枪匹马，智者神思，来讨论和实践历史已提出并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思故我在”的目的在于：怀疑那些旧有的传统和思想方法、旧有的规矩和理论、旧有的理念和体系、旧有的神学和数学，乃至一切旧有的哲学、科学与文化。因此，“我思故我在”就是要以我的思维证明我的存在，而以我的存在怀疑一切旧有的传统，进而证明那些经过怀疑而得以确定的真理。他的哲学强调人的思维作用，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哲学的道德与精神，强调“我” 的思维作用，又代表和反映了个人主义价值体系的兴起与成熟所强调“思”的理论价值，且突出了理性主义哲学的风格与特征。

三、教育思想

（一）天赋观念论与获取确定性的知识

就笛卡儿的天赋观念的含义来说，一共有四类。

第一类为公理和普遍原则。他的形而上学方法是理性演绎的方法。这种方法需要一些逻辑的前提，即需要一些自明的公理和原则，它们不来自经验或外部，而是与生俱来的，内在于人的心中的。包括：我思故我在；每一现象必有原因；结果不能大于它的原因；空间、时间和运动的观念，以及几何学的一些命题，如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等。根据这些天赋基本概念和原则进行演绎得出的知识是真正的知识。在他的思想中，能够称得上是这种天赋的自明的命题或原则的观念，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必须明白清晰，人心在注意和思考时，一定不能怀疑它们的真理性，我们关于别的事物方面的知识必定是完全依靠于那些原理的。其二是这些天赋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形而上学，而且也适用于物理学。仅从此意义上可以讲，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天赋的，或是来自于天赋观念的。

第二类是上帝的观念。在笛卡儿看来，我在怀疑，说明我是一个不完满的东西，但是我思想中明明有一个关于“完满性”的观念，这个观念不可能由我本身产生，因为既然一个不完满的东西，当然不可能作为产生完满性的东西的原因。这个完满性的观念是上帝。上帝的观念不是由感官得来的，也不是心的产物，它只能是天赋的。西方学者威尔逊（M. D. Wilson）指出：“笛卡儿关于自然的科学是一种天赋的科学，因为这种科学所需要的确实性是依赖于上帝的。”[16]获得知识的确定性是笛卡儿哲学的主要目的，而一切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真理性，都只是依靠对真实的上帝的认识，所以在认识上帝以前，是不能完备地知道任何东西的。诚然，笛卡儿关于天赋的上帝的观念，有其神学色彩，但我们应当拉开遮在他的世俗思想外的帷幕，探讨那些与科学密切相关的思想和方法。洛克曾批驳了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指出上帝的观念不是天赋的，这种观念是靠理性之光发现而印在心中的。笛卡儿在其后期著作中关于上帝的观念的一些提法有所缓和，认为上帝的观念固然是天赋的，但并不意味着在学习之前，就具有现实的上帝观念。如婴儿在娘胎就不具有这种观念。这种天赋观念是潜在于心中的，人的理性、人的自然光，是获得这种观念的天赋能力。

第三类为认识能力。在笛卡儿看来，“天赋观念等同于天赋的认识能力”。他说：“我既然有能力来存想一件事物，一种真理或一种思想，则我这种能力一定似乎是由我自己的本性中来的。”[17]他提出认识的能力、禀赋、倾向是天赋的，而且由这种能力产生的思想也是天赋的。他把人的认识能力视为天赋的，崇尚人的理性、人的良知，强调自然之光可以揭示事物的真理。培根从打破假象入手，而笛卡儿则从反对权威入手；培根看到经验的重要性，笛卡儿则看到理性的重要。这种态度与17～1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在以天赋人权为中心的人性论基础上发展人文主义思想相一致，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相一致。

第四类为简单性质的观念。简单性质具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它们属于不可化简的或不可分析的最简单的观念；其次是它们属于作为思维的最终形式强加于心灵的最终观念。诸如关于认识活动本身的性质、关于怀疑、关于自我、关于精神、关于形状、广延、运动，等等。他认为，并不是所有观念都是天赋的，如来自感官的经验及复杂的观念就不是天赋的，只有构成复杂观念的简单性质的观念是天赋的。

笛卡儿关于“天赋”的定义有几层意思：①先天经验的。指直接经验。②自然的。即把人的天赋的认识能力视为一种自然的禀赋或倾向。③天生的。如上帝的观念是神在人之初植入人的头脑中的。④内在的、永恒的。如公理和普遍原则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是因为它的根据在其自身之中，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

他认为，要获得具有确定性的知识，必须从不证明的原则出发。这些原则不可能来自不可靠的感官经验，但也并不认为思想、观念是头脑中固有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原始”的。[18]他的天赋观念说是一种逻辑型的天赋观念说，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获得认识的确定性问题。他的天赋观念说的理论依据是：只有像数学那样的演绎方法，即从公理或普遍概念出发，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才能达到确定性知识。之所以把一切知识所依赖的“公理”和“原则”视为天赋的，这是因为这些“公理”和“原则” 是获得确定性和真理性知识的逻辑前提。这些前提的逻辑展开，也就是进行理性演绎，一切具体的知识和命题不可能是确实可靠的。它们的确实性与这些天赋公理和原则的确定性有一种逻辑的必然联系。

笛卡儿是近代理性主义的第一位杰出的代表。他的哲学的主要目的是要发现一些确切而自明的真理，也就是说，是要获得知识的确定性。首先，“怀疑”的目的是获得“确定性”。他认为经院哲学不能提供确定的知识，在这个领域中寻找确定性是徒劳的。其他一切以经院哲学的原则建立的科学不可能是坚实可靠的东西，因此从中我们得不到清晰明确的知识，有的只是许多错误的意见。笛卡儿曾经这样描述他在拉·弗莱施公学的学习生活：

我自幼就受到典籍的教育，因为我相信了人们的话，认为靠读书就可以对一切有益于人生的东西得到一种明白而且可靠的知识，所以我怀着一种极大的欲望去学习典籍。可是当我全部修毕这些课业，照例被认为成了学者的时候，我的意见就立刻完全改变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是愈来愈发觉自己的无知。[19]

这从而使他主张“怀疑一切”，在理性法庭上对一切既成的东西作出判决。其次，贬低感官作用的目的是获得“确定性”。感觉是不可靠的，感官有时会欺骗人。笛卡儿称自己曾多次观察到，塔远看像是圆的，近看却是方的；竖在塔顶上的巨像在底下看去却是一些小雕像。于是，他在形而上学中，关心的是如何获得真正确定的真理。如果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不能求助于感官，而必须请教理智，只有理智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别在于如何获得知识的确定性。那么对于笛卡儿来说，应该用什么方法获得不确定性的知识呢？他认为经验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不能达到此目的，只有遵循数学的榜样，采用演绎的方法，才可以达到。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演绎的逻辑体系：直观方法—分析—演绎—归纳。即从理性所直觉或发现的天赋观念（诸如 “我思故我在”“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两直角”等公理）中通过理性的演绎推理，推出一切“可靠的”知识。这就是笛卡儿认为能够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的方法。因此，笛卡儿提出天赋观念说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说明观念如何产生，而是探讨如何获得确定性的知识。

（二）方法论

笛卡儿首先把认识论的问题作为科学知识的问题加以研究，从而使认识论成为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认识从怀疑出发，以清楚明确的观念为契机，追求知识的确定性。

在笛卡儿哲学中，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是并列使用的。前者主要用来解决认识的确定性问题，后者是解决获得新的知识材料的问题。他没有明确地从认识的来源上把观念视为天赋的，而是强调要说明事物的确定性，必须具有天赋的能力，以建立知识的坚实基础。笛卡儿的方法论是一种“二元化”的方法。他作为一名科学家，无疑要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他懂得要获得科学知识、作出科学发现，不得不采取归纳方法，依靠经验的枚举。经验的枚举和归纳推理可以形成我们的知识，虽然它不如演绎知识确定，但它毕竟是认识的方法之一。同时他作为哲学家将设想把握事物的本质和确定性为理想，这就需要对已有的知识加以说明。说明的方法是演绎的方法，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借以给科学上的发现以某种必然性和确定性。这种不证自明的公理不能由归纳逻辑获得，而是天赋的、内在的、自然的、永恒的，只有理性直觉和自然之光才能获得。他把自己的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发现的方法，另一种是说明的方法。他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承认感官经验是认识的来源。要获得知识，必须对对象进行研究，即采用发现的方法，就是认识事物的方法。同时，他又主张感性认识没有确定性，科学知识必须按照演绎的方法才具有必然的性质，这就是说明的方法。可见他抛弃了经验哲学烦琐空洞的论证方式，为科学提供了一种清晰明快、通俗而正确的研究方法，即用理性对一切已知的东西进行审判，用自己的理性衡量一切。凡属理性清楚明白认识到的，都是真的，此即他认识的核心。既然知识的本义应该是具体确定、明白无疑、无误和系统的认识，获得的知识就只有通过理智，而方法使我们只遵从理智。显然，理性排除偏见、情感和教育的影响，重要的是帮助理智最有效地运作，并弥补理智不够完善的方面，从而使我们所有的能力得到正确的利用，同时方法本身应是简单易用和确实可靠的。就此笛卡儿确定出其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原则：确定、明晰、有序、全面。根据这一原则，他规定普遍怀疑是其方法论的第一步，因为感觉、梦幻、经验都不具有确定性，甚至我们可以假定上帝的不存在。第二步即“我的怀疑”本身是无可怀疑的。我怀疑，我思考，因而我存在（即“我思故我在”）成为首先的、最确定的知识。也就是说：凡是主体清晰明白认识的都是真的，从而使人在人—自然结构中，成为认识的中心和出发点。在确定了 “我思故我在”这一原理后，又反思，人是怎样得到这一真理的？那就是通过直观和演绎，因为它们是获得知识的最可靠的途径。有了确实可靠的知识作为依据，然后提出对难题进行分析，即尽可能地把难题分成细小的部分，以便能够认识到最简单明晰的观念，达到全部理解难题的目的。分析被笛卡儿看作最真实及最优良的教学方法，亦是构成其方法论的重要特征。但分析得到的结果还不是“科学”本身，还需要将发现的原理结合成为系统的知识，即依赖于使知识系统化，证明和解释的综合方法。最后一步则是保证知识确定性和完全性的归纳法。这就是笛卡儿的方法论，甚至可简称为“数学方法”。他使一般性的具体科学方法，提升为整个科学的哲学方法，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哲学史，形成了近代特有的方法论模式。

笛卡儿对一切思想提供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刺激。他信心十足的理性主义所带给人的激励唤醒了整个欧洲，而且比其他任何东西更配得上称为促使17世纪成为一个“理智的时代”[20]。他不盲从教条权威，只遵从以理性来认识事物，提出了怀疑方法来扫除障碍，具有彻底的批判性。他努力寻求知识体系，并为此而开始了知识根基的探求。他使物质性质变成为一种机器，而人——思维的心理——则能掌握其原则。

（三）论道德与知识

笛卡儿重视伦理学，同时也重视对人的研究。但他的研究同样具有二元色彩。在他看来，人的肉体如同一切物质一样是具有广延性的实体，而且这个实体也和其他实体一样，遵循物理学规律。而人的灵魂，既非实体，也不具有广延性，所以也不遵循物理学规律。遗憾的是灵魂毕竟不能完全离开肉体而存在，于是人的肉体就成为“灵魂的住所”。笛卡儿的伦理观念，集中地表现在他的理性至上的伦理原则上。无论是他论及知识、人品、学识、思想、道德，毫无例外地都把其理性观念置于主导位置。依据他的“我思故我在”思想原则，他对他所研究的一切，均要先经过怀疑性思维，然后予以确认，于是在他的伦理观念中派生出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理性支配感情，另一个是知识便是美德。他认为，人的基本感情包括惊恐、爱恨、快乐和痛苦等6种。在笛卡儿看来，这些感情原本无所谓好坏，只要它们能够接受理性的支配，任何一种感情都可以成为美好的感情。反之，任何一种感情都会变成不好的内容。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感情好比一架钢琴，理性好比琴手，再好的钢琴，遇上糟糕的钢琴手也弹不出好的曲调来。同样，唯有合乎知识，才能合乎道德。道德是理性的肉体。没有知识与理性，道德便如行尸走肉——马上变成不道德的。

这两点集中体现了笛卡儿伦理思想的可贵之处。按照中世纪式的旧传统，感情只能献给上帝，自我及独立思考均被取消，只需一味盲从。他主张理性统帅感情，道德合乎知识，本身就是对旧的伦理观念的一种反叛。不过他所采取的方式不是站在教堂门口对上帝宣战，而是绕到教堂背后，另开一处通向理性的大门，让人类的情感、道德从这大门出来，向着理性归顺。他的道德观念既有循规蹈矩，面对教会权威服帖顺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庸人色彩；又有推崇理性，认为唯有求知才能至善的学人风范；还有怀疑一切，不惜打破一切传统的志士风采。在这样复杂的基础上，他曾建立了几条新的道德学的准则。这些准则分明体现着他的理性风格，但也或多或少地散发出某种庸人气味。其伦理思想有如他的理性主义哲学的缩影。诸如准则第三条说：“宁可永远尽量克服自己，而不去克服命运，宁可改变我的欲望，而不去改变世界的秩序，并且一般地要使我自己习惯于这样一个信念，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没有东西是受我们绝对控制的。”第四条上又说：“把我的一生贡献于我的理性的培养，并依照我为自己所立的方法原则，尽我力所能及，在真理的知识中求得最大进步。”[21]

四、地位、影响与评价

（一）历史地位

笛卡儿是个幸运儿——历史的幸运儿。因为他出生时正是科学家、哲学家群星璀璨的时代。然而，生活在幸运时代的人多，能够把这种历史的幸运转化为历史机遇的人则未必多见。笛卡儿不但把握住了历史提供给自己的机遇，而且表现得非常出色。在他成年时已有培根为前导，又有霍布斯、伽桑狄与之同时。但西方哲学史家如黑格尔和罗素等还是将笛卡儿作为近代哲学的始祖，认为他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22]笛卡儿与他同代人相比，首先他是一位更具渊博学识和科学独创性的大思想家。他不但是一位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并且在物理学、 光学、磁学、地质学、地球成因学、解剖学、胚胎学、医学、心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内都有卓越建树，以致无论翻看任何一种西方近代特别是16、17世纪的思想史、科学史或文化史，我们都会在不止一两个甚至五六个专业和领域中发现笛卡儿的大名。他的地球成因学被视为近代早期最有意义的学说。他是解析几何的创立者，在心理学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出色。美国心理学家舒尔茨（D. Schulze）在其著作《现代心理学史》中指出：笛卡儿“对现代心理学史直接作出了贡献，他超越了任何一个人。他把研究从统治了几百年的僵化的神学和传统教条中解放出来”，“继承着从文艺复兴到现代科学时期的转变，很多人感到，他代表了现代心理学的开始”。[23]他是博而能专——既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又有扎实雄厚的专业知识；专而能精——不但学识兼备，而且富于创造；精而能思——不仅在某些专业领域作出划时代的成就，而且长于思索，能具体也能抽象。

其次，17世纪是一个科学的世纪，伟大的牛顿即生长于斯。应该说，17世纪之前，影响最大的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7世纪之后，影响最大的则是牛顿力学。从17世纪之后的相当年间，也可称为牛顿时代，生在科学时代，非有相当的数学知识不能成功。恰恰在数学方面，笛卡儿比之培根、霍布所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具有更多的优越条件。17世纪是科学的世纪，笛卡儿成为这个世纪的举旗者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17世纪欧洲哲学，虽然有大陆唯理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之别，但就总体倾向而言却是理性主义，而最能代表这种理性主义的哲学，正是笛卡儿哲学，而非英国早期的经验主义。黑格尔曾这样高度评价：“勒内·笛卡儿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独立的思维在这里与进行哲学论证的神学分开了，把它放到另外的一边去了。”[24]正因为如此，笛卡儿哲学才比培根、霍布斯哲学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多的继承人。

（二）影响

笛卡儿在哲学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唯理论和机械论两个方面。唯理论推崇理性，排斥权威。机械论试图阐明统一的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但认为物质只有一种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只承认物质具有力学和数学方面的性质。这两个学说摒弃了以前的宗教偏见，哲学家不再需要向上帝的启示顶礼膜拜，把它看作真理之源，理性被视为一切真理的源泉；关于宇宙的各种唯心的神秘主义观念像旧衣服那样被丢弃。这是一种积极向上，颇具能动精神的机械论。笛卡儿哲学被17世纪大多数哲学家接受，理性主义成为发源于17世纪、兴盛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教育方面，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对17～18世纪法国中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有很大影响。在法国，17世纪就像中世纪的任何时候一样，教会完全控制着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教育，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掌握在教会团体手中，入校学生均须献身上帝、服务教会，并恪守共同的教规。但笛卡儿哲学的出现导致了 “对生活和教育更加广泛的认识”，成为“教育思想自由化的一个伟大力量”。并使人们认识到：“凡是不能明晰地在人内头脑中证明其存在的，都不能成为真实的；必须把每个问题分解为最基本的要素，一步一步地进行，从简单的可靠知识到复杂的可靠知识，并在全面的检查中概括所有的事实。”[25]“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及其对清晰和无可非议真理的强调，对一个想要改革的教会来说，是非常理想的。”[26]

在法国，有两个教育团体受到笛卡儿的影响，对耶稣会的教育权威进行了挑战。一个是1611年所建立的基督教新教团体“圣乐会”，其创始者皮鲁尔（Pierre de Berulle）是笛卡儿的朋友。该会崇信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致力于建立并改革中等学校，到1626年在法国创办了50余所中学。该会所建学校将法语、现代外语、数学、力学、法国历史等作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发展智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该会还开办了若干学院和神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朱利大学就是在1638年开办的。在这种学校制度中，教学的基础是由著名的人文主义之父汤姆森（Pere Thomassin）制定的。这是一种将笛卡儿的哲学和正统的天主教义相结合的思想。在传授雄辩术中，“对笛卡儿清晰和准确知识的热诚是明显的”[27]。他为年轻贵族提供教育，“虽然在名望和势力方面从未能与耶稣会相匹敌，但他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法国。圣乐会始终坚持笛卡儿理性主义的信念”[28]，另一个教师团体以荷兰神学家詹森的信徒圣西兰（St. Cyran）为首。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如圣乐会那么长久，但更有声望、更有影响。1637年，圣西兰的追随者在巴黎附近的坡特·诺亚尔寺院建立了学校，成为法国初等教育的开端。随后同类的学校在巴黎和法国各地相继建立。尽管学校和教师深受圣西兰所信奉的奥古斯丁的说教的影响，以最严格的形式坚持否定论，即人类本性永久地趋向于恶，在整个孩提时代教师要经常予以监督，但由于学校正式开办之前圣西兰去世了，学校工作转由一些较为年轻的人管理。这些人虽然坚持圣西兰的信仰，但已“受到国外思想感染，结果由于笛卡儿哲学的原则和爱国情感的灌输，就改变了学校制度中较为艰涩的部分”[29]。学校目标仍然是培养基督教的品格，“知识的学习在课程中占了更肯定的地位，数学、科学和历史可能不像在圣乐会学校那样重要，但无论如何比其他学校更受重视”[30]。在教学上“不断努力寻求新的教学方法，以排除学生有可能遇到一些可以避免的困难（这与他的门徒由于研究笛卡儿哲学，使他们思想的鲜明清晰是分不开的）”[31]。此外把教学的重点放在语言的表达上。总之，

坡特·诺亚尔学校及其所代表的生活特点，以一种新的精神渗入了法国教育，即使曾经故意用禁止改革的办法来排斥笛卡儿哲学那样的现代思想的巴黎大学，当17世纪即将结束时，也开始从蒙昧主义中恢复了活力。法语和文学得到了一些人的承认；坡特·诺亚尔学校根据笛卡儿的原理所提出的较好的教学方法开始取代了中世纪以来各学院所采用的规范练习。[32]

（三）评价

笛卡儿是现代哲学的先驱者之一。17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的兴起，随着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对于科学知识的考察和反省在哲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笛卡儿首先把认识论问题作为科学知识的问题加以研究，初步探索了科学知识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他承认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的实际经验是科学的基础。但是，他认识到科学不是感觉经验和事实材料的堆积，而是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要达到这种理想的目标，经验的归纳方法是不中用的，必须诉诸人的理智。从事科学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哲学家的任务，是要确立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要回答如何研究科学，科学的知识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怎样才能具有这些性质等问题。现代的科学哲学讨论的大部分中心问题，都可以溯源到笛卡儿。[33]他奠定了近代哲学认识论的新观念和新基础，开辟了哲学主体性的新方向，确立了主体思维的权威地位。他运用自己的科学解释，全盘否定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精神的”或质的观念，同时也委婉地否定了为神学或者其他目的服务的科学观；还利用机械力学的思想解释一切物理现象和自然现象，将这些解释与几何学观念相联系，利用假说进行概括，为使用近代方法研究科学理论开辟了道路。[34]

自从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提出之后，17世纪到18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的不是认识的来源问题，而是认识的确定性问题，即怎样才能把握知识的确定性。在此问题上，培根提出归纳法，笛卡儿提出演绎法，洛克提出“白板说”。可以说“天赋观念之争”的实质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是归纳法和演绎方法的矛盾和对立。诚然，由笛卡儿提出的“天赋观念论”是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的学说，然而当我们把其学说置入他的整个体系来研究时，就会发现其中还是有一些积极因素值得借鉴。

尽管笛卡儿对于传播他的思想始终淡然处之，但是由于他那震撼人心的思想魅力和人格魅力，使他拥有了众多的朋友和信徒。《方法论》问世后，在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出现了笛卡儿热。当时大学里充斥着经院主义哲学的气息，当笛卡儿的思想在大学里开始传播时，很快激起青年学生的热情，成为这块有识之地的一种力量、一种新的思想。《形而上学的沉思》的出版，震动了欧洲学术界，笛卡儿的支持者们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学派即笛卡儿学派。笛卡儿的著作为他们的日常活动奠定了基础，他们以荷兰的大学，特别是乌特勒支大学为中心，传播笛卡儿的学说。[35]

因为笛卡儿的思想确实有着特别丰富的内涵，并且十分出色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特性，也因为笛卡儿哲学的二元论性质和折中的色彩，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往往充满一些难于调和的矛盾，所以在他生前和死后，对他的哲学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批评者中，包括从洛克到康德，又从康德到马克思，一直到现代的许多哲学大家。正如罗素所说：

笛卡儿身上有着一种动摇不决的两面性：一面是他从当时的科学学来的东西，另一面是拉·弗莱施公学传授给他的经院哲学。这两面性让他陷入自相矛盾，但是也使他富于丰硕的思想，非任何完全逻辑的哲学家所能及，自圆其说也许让他仅仅成为一派经院哲学的创始者，然而自相矛盾，倒把他造就成两个重要而背驰的哲学流派的源泉。[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