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是法国的理性主义时代，笛卡儿的思想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不再盲目地服从上帝，而主张充分发展理性来理解上帝，皈依上帝，现实主义的趋向日趋明显。芬乃龙的思想即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从天主教观点出发，结合当时的一个重要实际问题，即对女子教育的忽视，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女子教育思想。芬乃龙的贡献还在于他提出了新的早期教育思想，顺应了教育发展的新趋势。芬乃龙的教育思想成为17世纪法国教育园地的一朵奇葩。

一、生平及教育活动

芬乃龙（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1651—1715）出生于佩里古德的芬乃龙城堡的一个古老而显赫的贵族家庭。由于幼小时身体孱弱，他一直在家里接受教育。他从小就对希腊语及拉丁语表现了极高的天赋。他的两个叔叔都是当地的天主教主教，对他的影响很大。12岁时，芬乃龙进入性质与高级文法中学类似的考尔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和哲学，后又转到巴黎大学。1668年，他叔叔又将他转到圣－苏皮士神学院，师从特龙松（Louis Tronson）。这所学院旨在恢复法国教士式生活，强调传统的天主教教育，给了芬乃龙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他的宗教观、人生观主要是在这所学院的影响下形成的。1674年，他被选为教士，次年又被选为波尔多神父集会的代表，并在那里担任教区职务，被授命在礼拜日和宗教节日解释《圣经》。他早期的志向是当一名福音传道者和古典学者，参加到里昂的布道计划中去，但未能成功。于是他服从了家庭和特龙松的安排，继续留在圣－苏皮士教区。他的工作引起巴黎大主教哈莱（Francois de Harlai）的注意，并于1678年授命他担任巴黎新天主教徒学校的校长，这是一所使教区里的异教女孩子改信天主教的学校。

当时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主教的耶稣会派，但天主教内部的多数派与胡格诺少数派从16世纪就开始了较量。胡格诺派崇尚理性自由，具有新教的性质。1598年，亨利四世（Henry Ⅳ）发布了《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s），宣布给予胡格诺派教徒以宗教自由及充分的公民权，允许他们开办学校，其子女既可进入当时的大学或其他学校学习，也可自由决定接受何种教育。天主教会和法国国会对此都表示不满，力图废除之。胡格诺派随着政治权力的不断增大，他们企图建立独立的共和国，这是法国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路易十四（Louis ⅩⅣ）遂开始对他们进行压制，并于1685年废除了《南特敕令》。天主教会虽重新控制了局势，但对胡格诺派仍心有余悸，它取缔了胡格诺派教会及其学校，强迫胡格诺教徒改信天主教，其子女要送到天主教学校就读，否则就会受到迫害。

为了吸收原为胡格诺教徒的女孩，法国当局于1630年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巴黎新天主教徒学校，由国王直接领导，芬乃龙被任命为该校校长。办校宗旨是使年轻的女新教徒们排除其父母及别的异教徒的影响而皈依天主教。这些女孩子被强行与家庭完全隔离，由一名女修道院长负责管理学校的日常事务；芬乃龙主要负责对她们进行观察和精神指导，从事解释、劝说、引导和教诲的工作。与惯例相反，他主张用温和、宽容的态度（而不是用强迫的手段）来使这些所谓迷途羔羊们“改邪归正”。他认为，人为的强迫是没有用的，“没有人力能穿透心灵的最后防线”[37]。他主张通过教育来进行诱导。芬乃龙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担任校长期间，芬乃龙认识了波维利尔（A. Beauvillier）公爵夫人，她对芬乃龙获得的成绩大加赞赏，并向他请教自己8个女儿的教育问题。应她的要求，芬乃龙于1681年完成他的教育代表作《论女子教育》（Traité de L’Education des Filles），于1687年出版。此书引起了法国各界的极大反响，并引起皇室的注意。路易十四委托他负责其孙子——王位继承人布尔戈蒂（Burgundy）公爵的教育。芬乃龙担任其导师直到1689年。这位皇室学生性情乖张暴戾，稍不如意便大发脾气。芬乃龙却对他充满信心，认为通过适当的教育能使他将来成为一名良好的君主，进而使法兰西获益。当时负责其教育工作的还有修道院长弗拉瑞（Claude Flenry）。在他们的精心安排和教育下，运用《论女子教育》中的原则和方法，使这个皇族学生的不良性格完全改观，变得谦虚、和蔼和坚定，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对宫廷生活毫无兴趣。芬乃龙还专门为他写了3本书——《寓言》（Fables）。《死人的对话》（Dialogue of the Dead）和 《泰勒马库斯》（Telemachus）。这些著作的出版，更丰富了芬乃龙的女子教育思想及一般的教育思想。为此，路易十四封他为坎布雷大主教，并授予“法国儿童的师表”等荣誉称号。

在后期，芬乃龙的政治思想变得较为激进，似有主张革命的倾向。这些在他的《泰勒马库斯》中有所表现。路易十四对他的态度也因此而急剧变化，并取消了以前所给予的所有封号。他被迫把自己限制在主教职位上度过余生，直到1715年与世长辞。

二、论女子教育

芬乃龙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教育观并未突破宗教和时代的局限，但涉及了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女子教育问题。他反对女子不受教育、盲目服从的陋习，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女子教育观。

（一）法国女子教育的沿革

中世纪以来，女子教育问题一直遭到忽视。虽也出现过争取给妇女更多的自由和受教育机会的反抗运动，但人们早已习惯了女子不受教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强调女子须对丈夫无条件地服从，即使目不识丁也罢。到17世纪后半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早期工业革命的产生，这种状况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女子逐渐走出家门，在社团和政治上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正如当时一位天主教人士指出的：法国几乎所有大的事件、计划都伴有女性的“作用”。生活中有很多实际问题，如寡妇处理遗产、妇女管理家务等问题都需要女子掌握一定的知识，具有一定处理问题的能力。在此情况下，女子教育问题遂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芬乃龙之前，法国已出现了一些与女子教育有关的机构和学校，如各种妇女沙龙和女才子学校等。除了给女子更多的教育外，有些人还提出要增加科学科目的学习。例如，巴瑞（Poulain de la Barre）在其著作《论两性的平等》（Del’Egalité des deux Sexes）中，强调女子生来就有与男孩一样的受教育的能力，要求两性教育平等，并为女孩们构建了包括数学、科学、历史、哲学在内的课程。此外，他还倡议训练“女家庭教师”，使之能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当时有限的教育只限于上层社会的女孩子，贫苦家庭的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即使上层社会女孩的教育也是在修道院或家里通过雇请家庭教师进行，并且对教师的要求不高，不重智育，一般通过社交来接受教育。

几乎与芬乃龙同时，也有两位热衷于教育改革的人士提出与芬氏类似的观点，一位是著名的圣·西尔女子学校的创立者蒙台纳（Francoise D’Aubigue Maintenon）。圣·西尔女子学校崇尚自由，强调理性，办得很有生气，被认为是“非教会所有的勇敢的、聪明的妇女教育”[38]的学校。虽然后来被迫改成了修道院，但这种勇敢的尝试本身就给人以无穷的力量。另一位是弗拉瑞，他的《论学习的选择和方法》被称为“当时最有趣的，最有价值的教育论文”[39]，也给了芬乃龙以极大的启发。

芬乃龙于1688年结识蒙台纳，后经常参观圣·西尔学校，并给该校以理论指导，而弗拉瑞的“论女子教育方法”一章即为芬乃龙的女子教育观点之总结。他们三人相互影响，互相切磋，而芬乃龙可谓三人思想之集大成者。他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女子教育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女子教育从此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预示着其美好的前景。

（二）论女子受教育的必要性

在芬乃龙看来，倘若女子不受教育，目不识丁，会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在其《论女子教育》的开篇，芬乃龙就向世人呼吁：“从来没有什么比女子教育问题更被人忽视了。”[40]他反对女子教育全由习俗和母亲所决定的观点，并从宗教、天性、社会职责的角度论证了女子受教育的必要性。

芬乃龙承认女子天性孱弱，正因为如此，就更说明教育和训练她们的重要性：“女人是人类的半边天，因基督的另一半血液而得救。”[41]女子目不识丁，人类将是不完整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里，女子的主要职责是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她们担任的工作是所有人类生活的基础，对人类实际的习惯的养成影响最为直接。芬乃龙认为：作为家庭的核心与灵魂，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站着一位好女人。妇女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子女教育上。中世纪以来，教育子女（尤其是女儿）的任务一直被看成母亲的职责。孩子性格的养成、习惯和理智能力的培养都受到母亲本身素质、待人处事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芬乃龙生活的时代，有一些优秀的妇女走出了家庭，在社会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并不为芬乃龙所欣赏，但他的确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并未表示异议。

芬乃龙指出，如果不重视女子教育，使她们一直处于无知状态，致使她们不明白自己的职责，并养成了诸多坏习惯，例如，懒惰、麻木不仁、性情乖张、爱慕虚荣、行为轻浮等，这“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将比不教育好男子大得多”[42]。

由于以上种种理由，芬乃龙认为女子教育必须受到重视。

（三）女子教育的目的

芬乃龙从论述女子的社会职责出发来确立女子教育的目的与内容。在这一问题上，芬乃龙并没有多少超越时代的惊人论点。他认为女子的主要职责就是相夫教子、管理家庭，女子受教育的目的就是更好地完成自己的社会职责，并非女子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对于智育、学问，芬乃龙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 “有学问的女人是好笑的”，“女子的理性能力比男人弱……没有必要让她们学习高深的学问”。[43]并认为柏拉图等人强调女子与男子智育平等的观点是可笑的；声称政治、军队、艺术、法律、哲学、神学知识都不适合于她们，因此，反对对女子进行智力训练。

（四）女子的职责及女子教育的内容

1.女子的职责及应具备的素质

女子教育的内容应限制在与女子的社会职责直接有关的范围内，这是芬乃龙女子教育观的基础。他详细论证了女子的社会职责及相应应具备的素质。

女子的首要职责是当好母亲，教育好孩子。按照欧洲的传统，男孩要在母亲的膝前度过自己的童年，女孩则直到出嫁前一直在母亲身边接受教育。因此，母亲必须了解孩子的天性、需要、潜能和倾向，从而找出正确的方法来教育儿童、影响儿童。此外，为了做好贤妻良母，还必须培养女子具有良好的风度、气质及掌握待人处事的规则等，而这些主要是通过宗教道德训练以及简单的读、写、算来完成的。

女子的另一项重要职责是财产管理。中世纪以来上层社会妇女是不屑于此类工作的，视之为村野农夫、仆役管家的职责。芬乃龙强调，17世纪的主妇不能养尊处优，应该懂得如何更好地管理家庭。加强了财产管理，就会减少受骗，也就相当于财富的增加。此外，主妇还有管理仆人的职责，还得注意生意的收入和支出、收租及照顾地产。寡妇还有处理遗产的问题等。

2.女子教育的内容

根据女子的职责及具备的素质，芬乃龙认为女子教育应包括阅读、书写、计算、历史、法律、记账、体育、音乐、外语（包括拉丁语）及刺绣等手工艺制作等方面的内容。

芬乃龙要求对女孩进行简单的读、写、算的训练，改变上层社会妇女目不识丁，甚至不会正确读出一封信的状况，并认为这是女子完成其职责的基础。他认为，女孩虽没必要学习高深的知识，但应能正确地读、写，表达自己的思想。为了更好地计算账目，女孩应学习算术，了解算术的4种规则；而且，女孩还要知道法律的主要原则，例如，了解遗嘱和捐赠的区别，共同继承人的合同，限定继承人、分割的意义，了解法律的主要规程，了解宗教习惯、自然财产和联合地产的意义、动产和不动产的关系等。此外，女孩还应了解一些世俗的著作，了解希腊、罗马的历史，法国的历史，学习意大利语、法语、拉丁语及音乐和艺术等。当然这些内容的学习主要不是为了培养女孩的理智能力，而是培养她们的贵夫人风度，增强主妇的修养和宗教意识，从而更好地完成其职责。芬乃龙反对女孩子学习那些消磨人意志的靡靡之音，赞同柏拉图强调振奋人心的军乐和宗教音乐的学习的观点；他也反对女孩看小说，以防她们感情泛滥。

在芬乃龙看来，女子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仍然是宗教教育。他强调应从小培养女孩的宗教意识、对神的认识、对宗教教条的熟悉。《论女子教育》中将近一半的篇幅讲宗教教育。但芬乃龙反对过去沉思、空洞的学习方法，而主张在生活中了解宗教历史，通过人物的故事来了解宗教、培养宗教精神。要求根据儿童的天性来理解宗教的方法表明了天主教教育对时代发展状况和教育发展趋势的一种顺应。

三、论早期教育

芬乃龙认为幼年的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并对早期教育的理论基础、内容和方式做了阐述。

（一）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与可能性

中世纪以来，幼儿教育问题一直受到忽视。儿童被看作赎罪的羔羊，天性顽梗，要尽量采取各种压制手段使之驯服。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后，教育开始考虑儿童的天性，但早期教育的实践仍未有太大的改观，对女孩进行早期教育就更不为人们所重视。

芬乃龙用比附自然的方法来论证早期教育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儿童的大脑是温暖、湿润而柔软的，很容易接受印象，随着年龄的增大，大脑变得干燥而脆弱，不容易改变。人们应抓紧时机尽快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痕迹。这里，芬乃龙没有引证《圣经》，而是从自然出发来论证儿童心理的机制，虽然只是生硬的比附，缺乏科学根据，但作为一位天主教徒，这样做实属难能可贵。他还指出，儿童的特点是以感情和感性印象为主，周围人的行为无论好坏都会对孩子产生强烈的影响，早期经验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一生。同时，芬乃龙反对原罪论，认为儿童天性非善非恶，在理智充分发展之前没有明确的倾向，因此，如果在生命的早期不对之进行教诲，告诉他们哪些是善、哪些是恶，从而弃恶扬善，那么灵魂在未有倾向之前就已趋向邪恶了。他将这种由于早期教育的失败或缺乏早期教育所致的顽梗称为“第二原罪”，认为它将会对儿童一生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二）早期教育的内容及措施

芬乃龙认为，早期教育应包括身体训练、理智训练和道德及宗教训练等内容。

①芬乃龙指出，“早期教育最重要的过程是照顾孩子的身体”[44]，强调孩子的卫生保健和体育锻炼。对儿童身体健康的轻视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因而，他的主张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芬乃龙还强调女孩的身体保健。在他的著作中，在早期阶段并未将男孩、女孩的教育分开阐述，常用 “婴孩”（enfant）而不用女孩（filles）一词。芬乃龙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芬乃龙强调要从小养成儿童过俭朴生活的习惯，以利于儿童的身体健康。在饮食方面，他主张孩子进餐时间不宜经常改变，应尽量按时，两餐之间不要吃东西，否则会导致因贪食而胃痛和消化不良。[45]他还主张，幼儿不宜吃味道太重的刺激性食物，因为这些食物不利于儿童的健康；食物的种类一次也不要太多，不必经常变换。在衣着方面，芬乃龙强调女孩子的衣着要朴素、大方。

芬乃龙重视儿童体育的动机不是为儿童以后的教育打基础，主要是出于宗教的考虑，即为恢复那种教士式生活做准备。但客观上讲，对儿童身体健康的重视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②在智育、理性的培养方面，芬乃龙强调在儿童学会正确说话前，就应当开始对他们施以适当的教育，使其练习说话。他认为，孩子的思维结构倾向于形象与感觉，在学说话时，“不仅会记住单个的单词，而且更能理解这些词代表的意义”[46]，也即更能理解词所代表的事物本身。通常运用身体运动（如触摸、手指运动）或重复一个单词来强调。所以，可以利用适当的语言、表情、手势来教育他们。

芬乃龙认为，儿童的智育应以儿童的好奇心为基础。儿童在幼年期，头脑中一无所知而充满新奇，好奇心很强，求知欲旺盛。他指出：“好奇心是儿童自然的倾向”[47]，应利用儿童的好奇心来教育，“不要对他们的问题表示厌烦”。因为“这是自然给你的教育的好机会”[48]。要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事物的原因和过程，并注意结合生活来教育他们。如“城里孩子看见面粉，就应告诉他食物是如何准备的；看到收割的农人，就应告诉他他们在干什么，麦子如何播种，如何生长；看到商店，就应告诉他是怎么回事”[49]。这样，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不需特殊的训练，他们就能学会那些对他们有用的了解事物的正确方法。

③在道德教育方面，芬乃龙关心的是如何防止恶劣事物对孩子的影响，保持心灵的纯洁。他认为儿童理性发展不充分，不能自己思考与行动，因此，他反对对幼儿进行空洞的理论说教，而主张结合生活、结合具体的事物来教育儿童，如通过宗教故事等来进行。芬乃龙还指出，爱模仿也是孩子的天性，单纯粗暴地压制、禁止他们是不行的，而要充分利用这一天性；通过模仿，可以很自然地学会要学的东西，印象也会很深刻，“只要给他一个榜样而不说一句话就可以达到目的”[50]。同时他又指出，要注意对模仿对象进行限制，应为孩子规定一些正确的原则，“培养他们的理性，模仿好的东西，而不要模仿那些坏的榜样”。因此，他特别强调父母本身的素质，要求他们注意为儿童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另外，芬乃龙又将儿童的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结合在一起，将道德要求与宗教教条训诫合而为一进行论述。

芬乃龙的早期教育思想与法国当时的早期教育落后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虽远不如夸美纽斯的贡献大，但总的来说也顺应了近代教育的发展趋势。

四、论教育原则与方法

芬乃龙的教育思想从目的论上看，总的来说是保守的，但在教育原则、方法上仍有积极可取之处。他受到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以及自然科学发展引起的新的方法论的影响，受到笛卡儿理性主义的冲击，提出了“教育适应自然”“间接教育法”“快乐教育”等原则或方法。

（一）教育要适应自然

芬乃龙并未将此作为一个原则而明确地提出来，但他的整个教育思想都贯穿着这一原则。他强**育的作用是推动儿童的天性发展，教育要顺应儿童的天性行事，反对人为的强迫性的灌输，尤其是宗教教条的灌输；而主张在生活中，通过故事、游戏等方式来进行。在此基础上，他还演绎出许多具体的方法来，如：间接教育法、游戏法、快乐教育法、故事法等。

（二）间接教育法（indirect instruction）

这是反映芬乃龙教育思想特色的方法，也是他的主要贡献之一。他认为，儿童天性好奇、好动，注意力难以集中，好模仿，不温顺，如果采取直接的理论说教或粗暴的压制，而不顺从其天性，不经过巧妙的引导，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儿童的心灵相当柔弱，理性尚未发达，对他们的教育需用间接教育法。此时应尽量使孩子快乐，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培养他们。“给他们学习一些有用的、具体的东西，而不要学习对他们来讲抽象的、贫乏的、不吸引人的内容。”[51]因此，他反对一开始就用拉丁语教儿童，而认为应在生活中学习本族语（法语），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进行。为儿童提供的书籍应该装帧精美、字迹清晰、附有插图。这样既能吸引儿童，更能激发儿童的想象力，顺应儿童的天性。

在具体方法上，芬乃龙主张通过游戏和讲故事来学习。他强调要注意把学习、娱乐中的严肃与快乐原则结合起来，而“不要只是把严肃努力同学习联在一起，把快乐同游戏联系起来”[52]。应该使学习变得更快乐，寓教于乐，在游戏中进行教育，尽量减少正规的课程，而以非正规的娱乐为主。他指出：“古希腊人、埃及人都是通过诗歌、音乐来讲解教条的”[53]。在游戏中学习比一本正经的教育要有效得多。“我曾看到各种孩子在玩耍时学习阅读，需要做的只是给他们讲他们手里那本书中妙趣横生的故事，并引导他们不知不觉地掌握那些单词，以后他们自身就会热心寻求走向这种快乐的源泉了。”[54]

芬乃龙认为，必须使娱乐具有教育性，不能放任自流，强调对娱乐的选择，防止不良游戏的影响。对于女孩的游戏，芬乃龙强调“女孩千万不能与男孩一起做游戏，也不应和行为不端的大姑娘一起玩”[55]。“女孩的游戏不要太剧烈、太野蛮，应有节制。”[56]这些论述并非完全正确，但芬乃龙的确触及游戏的性别差异问题。注意女孩的特点而设计特殊的游戏，这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另外，芬乃龙用了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如何运用讲故事的方式教育孩子。虽然他主要讲的是宗教故事，其目的是使儿童掌握宗教观念，但这种方法的运用却远远地超出了宗教的意义。事实上，芬乃龙正是运用这种方法来教他的皇族学生的。他说：

孩子们狂热地喜欢童话故事，当有人向他们讲述此类故事时，你可以看到他们一会儿笑嚷，一会儿哭叫，全神贯注地倾听，不时地为故事的情节所感动，一定不要忽视利用这种倾向。……你讲故事必须有血有肉，让故事中的人物讲话。例如：给他们讲约瑟的故事，就要让他的兄弟们像农夫一样说话；而雅各则像一个仁慈而又伤心的父亲，让约瑟自己讲话，活像一个埃及工头洋洋自得地使兄弟们害怕。然后再让他们亮相。这种非艺术的戏剧，会大大增加故事的奇妙色彩而取悦于孩子们。[57]

孩子之间也可以相互复述故事，相互影响，这是儿童教育（尤其是智育、德育）的重要方法。同时，芬乃龙强调不要将故事当作课业，强迫儿童复述；应让儿童自由地复述、讲解他喜欢的故事。

此外，芬乃龙强调要树立权威，使儿童服从权威。权威的树立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而不是强迫服从的基础上；同时，又不能滥用权威，“权威只能在其他手段都无效的时候才能用”[58]。对于体罚，芬乃龙并不反对，但强调体罚不可太严厉，还要注意时机、场合，要使孩子因此感到羞耻和懊悔，以达到教育的目的。

五、历史地位

芬乃龙是17世纪法国杰出的教育家。其女子教育思想、早期教育思想、适应自然的教育方法等“都标志着教育思想的新开端”[59]。虽然他的女子教育思想只是在教育方法和内容方面做了一些浅层次的变通，但却预示了女子教育的新前景，所以他的《论女子教育》问世后很快被法国母亲传诵，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对各国女子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罗斯特（S. E. Frost）在其《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一书中称芬乃龙是“17世纪法国的一位领袖人物，其《论女子教育》被证明是17世纪发表的所有论述女子教育的著述中最优秀的一篇”[60]。

在芬乃龙的影响下，路易十四的一位侯爵于1686年创办了圣 ·西尔女子大学。这所学校招收了 250名贵族和阵亡军官的女孩。她们享有某些自由，可以读文学作品、演剧等，世俗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虽然此校后来演变成一座独特的修道院，却鼓舞了人们在女子教育上探索的勇气。1784年，贝茨基也创办了斯莫尔尼女子大学。这所大学比圣·西尔女子大学更为先进，表明女子教育问题终于被世人关注，从而为近代女子教育的更大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应指出的是，芬乃龙的教育观点大多是在论述女子教育的名义下发表的，但其意义超出了女子教育的范畴，其中许多也适用于男孩的教育。例如，“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间接教育法、快乐教育法等新的教育方法都是如此。在早期教育问题上他也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芬乃龙试图利用故事（宗教、神话故事）进行教育，并亲自编写神话书籍的做法也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冯玉珍：《理性的悲哀与欢乐》，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5页。

[2] 史仲文、胡晓林：《世界全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3] 《理性的悲哀与欢乐》，第153页。

[4] 阎国忠：《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5] 《理性的悲哀与欢乐》，第153页。

[6] H. P.里克曼：《理性的探险》，岳长龄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8页。

[7] 史仲文、胡晓林：《世界全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8] 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卷，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页。

[9] 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卷，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页。

[11] 转引自《世界全史》，第205页。

[12] 《世界全史》，第207页。

[13] 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5页。

[1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81页。

[15] 尚新建：《笛卡儿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

[16] 转引自姚鹏：《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北京求实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17] 《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第26页。

[18] 《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第33页。

[19]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39页。

[20] 史壮柏格：《近代西方思想史》，第345页。

[21] 《世界全史》，第220页。

[22] 《世界全史》，第193页。

[23]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彭聃龄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24] 《世界全史》，第196页。

[25]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任宝祥、吴元训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253页。

[26] 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27]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76页。

[28]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53页。

[29] 《西方教育史》，第256页。

[30] 《西方教育史》，第256页。

[31] 《西方教育史》，第257页。

[32] 《西方教育史》，第258页。

[33] 《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第12～13页。

[34] 《笛卡儿传》，第169页。

[35] 《笛卡儿传》，第134页。

[36]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92页。

[37] H. C. Barnard，Fénelon On Educ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17.

[38]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82页。

[39] Fénelon On Education，p.19.

[40] Fénelon On Education，p.34.

[41] Fénelon On Education，p.35.

[42] Fénelon On Education，p.3.

[43] Fénelon On Education，p.35.

[44] Fénelon On Education，p.8.

[45] Fénelon On Education，p.8.

[46] Fénelon On Education，p.7.

[47] Fénelon On Education，p.7.

[48] Fénelon On Education，p.12.

[49] Fénelon On Education，p.12.

[50] Fénelon On Education，p.13.

[51] Fénelon On Education，p.18.

[52] Fénelon On Education，p.18.

[53] Fénelon On Education，p.23.

[54] Fénelon On Education，p.23.

[55] Fénelon On Education，p.136.

[56] Fénelon On Education，p.136.

[57] Fénelon On Education，pp.33～34.

[58] Fénelon On Education，p.20.

[59] 《西方教育史》，第262页。

[60]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81页。